清末上海出版的小說里，琉璃廠常被譏諷為北京腐敗的象徵

林語堂寫《迷人的北平》，說這裡是「商人的天堂」，因為滿街都是書籍和古玩。總之，民國時代，北平常常被稱為「文化城」，這個稱號的獲得，除了受惠於遍布全城的大學和圖書館外，以琉璃廠為代表的書肆，不能不說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北京的好處和壞處，大約在外地人眼裡是最明豁的。不過「各花入各眼」，各人感受到的北京也不盡相同。清人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對京城極盡嘲罵之能事，唯獨提出「三尚可」：「書尚可買，花尚可看，戲尚可聽。」這三者，都是沾了帝都的光，奇花異卉，伶戲百工，自然搜羅天下，與別不同。

新文化運動以後，文化格局時移勢易，文人看北京的眼光有了很大改變，如京戲，大多數人都不喜歡，魯迅嫌它是「士大夫奪取民間的東西」，「俗眾中提出，罩上玻璃罩，做起紫檀架子來」（《略論梅蘭芳及其他》）。周作人則是「總覺得與八股鴉片等有什麼關係，有一種麻痹性」（《北京的好壞》）。至於花，倒是有專門去看的，但總也無復當年的風雅。《魯迅日記》1913年5月5日有關於看花的記載：「下午同許季巿往崇效寺觀牡丹，已頗闌珊，又見惡客縱酒，寺僧又時來周旋，皆極可厭」，10日又記往以花著稱的法源寺，仍然是「比至乃甚囂塵上，不可駐足，便出歸寓」。吳虞日記里也記著1921年5月12日「過白紙坊崇效寺看牡丹」，竟然也是「大風揚塵、黃埃蔽天，極以為苦」。看來新文化人於花事沒有什麼緣份。

唯有「買書」這一項，北京向來為全國首選，也從來為全國的讀書人所嚮往。如張次溪所言：「北京書市，著聞全國，以善於搜訪古本舊籍為其唯一之特點。蓋他處雖亦有收售古書之書肆，而北京之書肆，不獨搜集北京之書，亦收全國各處之肆之書也。」

北京訪書最好的去處，康雍之時是慈仁寺，「只向慈仁寺里尋」的典故大家都喜歡徵引：據說逢會之期，要謁見大文豪王漁洋，只有在慈仁寺書攤才能如願。這倒像如今小資喜歡的說法：「我不在咖啡館，就在去咖啡館的路上。」

乾嘉之後，購書聖地當推和平門外的琉璃廠。慈仁寺的書市移往琉璃廠，據說一是因為康熙十八年的大地震，二是因為琉璃廠附近各省各縣會館的興盛。不過琉璃廠興盛的最大推動力，還是乾隆年間《四庫全書》的編纂。這項大工程導致全國的圖書都湧進北京，湧向琉璃廠。翁方綱《〈復初齋詩集〉自注》中記錄了當時四庫全書館的工作方式：「每日清晨諸臣入院，設大廚供茶飯，午後歸寓，各以所校閱某書應考某典，詳列書目，至琉璃廠書肆訪之。是時江浙書賈，奔輳輦下。」李文藻寫《琉璃廠書肆記》是因為作者進京「引見」，「居京師五月余，無什應酬，又性不喜觀劇，茶園酒館，足跡未嘗至。惟日借書抄之，暇則步入琉璃廠觀書」。其時琉璃廠為進京客居的官吏和舉子提供的服務功能可見一斑。

戴璐《藤陰雜記》稱：「近程魚門移居，以詩寄袁太史，有『勢家歇馬評珍玩，冷客攤錢問故書』之句，袁笑曰：此必琉璃廠也。」可以見得清代琉璃廠在外地文人想像中的形象。

清末風氣大變，以舊書為特色的琉璃廠頗受衝擊。《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和《負曝閑談》中都提及琉璃廠，但是這些出版於上海的小說描寫琉璃廠都帶有一種譏諷的色彩。《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七十二、七十三回中寫到的琉璃廠書肆，除了會為官吏尋找《肉蒲團》、《品花寶鑒》之類的書，就是排擠新式書販。書肆老闆不大喜歡從南方來的石印書，倒不是因為不暢銷，而是「賣不出價錢」，從反面說明了琉璃廠之前做的都是舊書大生意。《負曝閑談》的第八回，借從上海來的周勁齋的眼光看去，琉璃廠只是賣「字畫、古董、珠寶玉器」，好不容易有一家標明「代辦泰西學堂圖書儀器」，可掌柜的慎重其事取出的，不過是本「珀拉瑪」，即語法書，掌柜的還吹噓「要是能夠念通這本書，就可以當六國翻譯」，這在「到過外國」的周勁齋眼裡，是多麼的淺陋可笑！所以他「一聲兒不言語，望外就走」。當時北京已經有了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等新式書店，但往往只能開在琉璃廠附近，中心地帶仍然而是古舊書的天堂。琉璃廠在這些小說里被當作象徵北京腐敗的符碼，琉璃廠書肆在「新黨」心目中的地位可見一斑。

雖然如此，「五四」之前，新文化人對琉璃廠的興趣還是不小，魯迅1911年致許壽裳信中問及「北京琉璃廠肆有異書不」，而他應蔡元培之召赴京，1912年5月5日抵達，12日即到琉璃廠，「歷觀古書肆」，這早已是膾炙人口的雅事。其實比他更心急的人還有。1921年吳虞應北京大學聘來京，5月7日晨到埠，11日就「順道往琉璃廠書鋪一覽」，發現「好書甚多」。林語堂寫《迷人的北平》，說這裡是「商人的天堂」，因為滿街都是書籍和古玩。總之，民國時代，北平常常被稱為「文化城」，這個稱號的獲得，除了受惠於遍布全城的大學和圖書館外，以琉璃廠為代表的書肆，不能不說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林語堂

當時北京城內賣舊書的地方不少，東安市場，西單，隆福寺，都是書肆集中之地。但琉璃廠書肆規模最大。商鴻逵對此有過比較詳實的介紹：

北平的舊書肆區，在老年，就我所知，有一廠二寺，廠即琉璃廠，它是具有幾百年歷史的，迄今未衰。「廠肆」二字在中國藏書史上至少是免不了要提提的一個名詞吧。二寺即慈仁寺與隆福寺，慈仁寺（今名報國寺，在宣武門外）在清初頗興旺，順康間人筆記中常見述及，如今卻是連一些書影兒也沒有的了。隆福寺起初只是些書攤，每逢會期，趕來攤賣，現在發展的也不下二十家店肆了，其中還有幾家規模夠大的。記得去年南方某書店來北平採購舊書，先到隆福寺，進入一家，驟睹琳琅滿目，便揀選了些，又進一家，又買了些，頃刻用去數千元，後來又到琉璃廠，見藏書之多且十倍於隆福寺，未見大買，囊資已盡，遂讚歎叫絕而返。（《北平舊書肆》）

不過，「五四」以來的新文學作家，筆觸便很少涉及琉璃廠書肆（並不代表他們生活中不去那裡買書），即使偶爾提到，不是僅僅將其作為老北京風情之一種，就是將其視為藏書家和外國人的禁臠。如上引的商鴻逵文中也說：「什麼考究版本的鑒賞家，愛往舊書堆里鑽的大學教授，附庸風雅的買書者，僑居我邦、研究所謂『漢學』的洋人等等，都算是廠肆的當期主顧。」

這種觀感，當然與琉璃廠書肆的經營方式和服務對象有關，但也根基於新文學作家往往將琉璃廠看作傳統文化一道殘留的風景，自然地加以拒斥的心態。比較典型的是老舍的描述：

不大愛西單牌樓，書少……東安市場較比好一些，雖然也亂，可是有不少的書……琉璃廠更好，可是我不常去；我不敢動那些比鈔票還貴的老書頁，怕給扯碎。老書使人的手不敢使勁；使人臉上的血往下降，因為書紙是那麼慘白或焦黃；使人的眼睛懶惰——字那麼大，用不著打起精神去看。還有呢，老書使我覺得惆悵，徘徊，忘了前進；老時代的智慧彷彿阻止住我自己的思想。琉璃廠像個巨大的古墓，有些鬼氣；晚間就更不敢由那兒走了。

現代的新青年不大樂意沾染這麼一個老古董，在他們眼裡，這裡「等於是北平的文化街」，是要有「余資閑情」才能光顧的地方。林海音回憶說：「我有幸在北平成長的二十五年間，倒有將近二十年是住在這條全國聞名的文化街附近，我對這條街雖然非常非常的熟識，可惜不學如我，連一點古文化的氣息都沒熏陶出來！……我是一個接受新式小學完全教育的小孩，在這條古文化街過來過去二十多年，文人學者所寫舊書鋪的那種情調氣氛及認識，我幾乎一點兒也沒有沾過。」（《家住書坊邊》）韋君宜則談到她年輕時受孟心孫影響，對古典文學發生興趣，也學會了到琉璃廠舊書店去選購線裝書，「書店的夥計用驚異的眼光看著這個跑來翻古書的少女」。不過，她上了清華大學後，也就投身革命，「再沒有心腸去念線裝書」，也就與琉璃廠斷絕了來往。生長於北京的文人尚且如此，就無怪乎迷戀鄉土的沈從文、蹇先艾等人對琉璃廠的「視而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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