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和毛澤東婚後 中共中央對她"約法三章"了什麼?
文/丁曉平
愛恨交加失敗選擇——毛澤東和江青
「主席結婚，驚天動地。」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從賀子珍出走蘇聯後當了近一年單身漢的毛澤東，與一個從上海來的女演員藍蘋結了婚。也就在這一天，延安突然遭到了日本鬼子戰鬥機的轟炸。於是民間就有了這句名言，而毛澤東的家也連夜從鳳凰山搬到了楊家嶺。
婚後，這個叫藍蘋的女人改名江青。三十年後這個名字在二十世紀的中國家喻戶曉。
藍蘋是經過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的介紹，於一九三八年八月下旬來到延安的。來到延安後，藍蘋要求恢復自己的黨籍，中央隨即對她進行了審查。隨後她於十一月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並在這裡遇到了當年她母親在諸城幫傭的張家的二少爺，如今已經是中共中央黨校校長的康生。他鄉遇故知，藍蘋似乎找到了一個「靠山」。
這年的春節，剛剛抵達延安的上海救亡劇隊和延安的戲劇工作者第一次聯袂演出了話劇《血祭上海》。藍蘋也參加了這次演出。演出後，中央宣傳部設宴招待了全體演出人員。藍蘋就是在這次宴會上第一次見到了毛澤東。
四十五歲的中共高級領袖毛澤東和剛剛來延安才一年的二十四歲的藍蘋結婚了。毫無疑問這是一件大事。但這件事情並不簡單。中共中央對此事非常重視，處理也十分慎重，還專門開會進行了研究。
對此，毛澤東本人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和他的青少年時代的好友周世釗談話時，曾講述過當年中共中央高層是如何處理他和江青的婚事的。他說：「有天晚上我們開會，我記得是開到半夜十二點半鐘，周恩來同志突然對我說，主席請您出去一下，我們要討論研究一個問題。既然恩來同志臨時有事要我退出會場，我就只好走出會場，在另外一間房子看書看報。後來我才知道，他們是討論研究我和江青的婚姻問題。據我所知，在中央討論研究我和江青婚姻問題時，意見也不太一致，我就知道恩來同志明確表示不同意見。但是，我們黨的組織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結果，中央還是同意我和江青的婚姻，這樣，我就在延安和江青結了婚。」
儘管中共中央同意毛澤東與江青結婚，但中共中央依然認為有必要對江青「約法三章」，以便明確其在黨內的地位。內容如下：
第一，毛、賀的夫妻關係尚在而沒有正式解除時，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澤東夫人自居。
第二，江青同志負責照料毛澤東同志的起居與健康，今後誰也無權向黨中央提出類似的要求。
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澤東同志的私人生活與事務，二十年內禁止在黨內擔任任何職務，並不得干預、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生活。
這個「約法三章」來自王若飛的筆記本。因國民黨軍隊一九四七年進入延安時獲得後公開。王是當年中共中央秘書長，他記下的這個會議記錄是可信的。
從一九三八年毛澤東和江青結婚到「文化大革命」爆發這二十多年間，江青對於他個人生活的照顧，還是盡了責任的，而且確實按照「約法三章」中所規定的，江青沒有「參政」，也沒有怎麼「出頭露面」。但事情在勝利進城以後稍稍發生了一些變化。而那個「約法三章」實際上對江青已經漸漸地淡出了政治的視線，沒有什麼效力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不久，毛澤東就奔赴蘇聯訪問。就在這個時候，遠在莫斯科的毛澤東收到了江青要求去新解放區「看一看」的電報。應該說這個要求很正常，毛澤東同意了，但卻也來了個「約法三章」。毛澤東的信是通過電報發給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轉交給江青的。信中說———
少奇同志閱轉江青：
一月一日來電已悉。同意你去新區看一看，但須得少奇同志同意。如果他同意的話，則應以中央政治（策）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由中央組織部寫介紹信給新區黨的組織。因此還須和廖魯言同志談好，並得到他的同意。到新區後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以上統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決定。
毛澤東
一月四日上午四時
在毛澤東的家書中，往來信件最多的要數江青。僅在「文化大革命」中，就不下數百件。從這封信中，不難看出毛澤東對江青的要求是十分嚴格的，對她要求去新解放區「看一看」給予「約法三章」，並作了具體的限制：一是「須得少奇同志同意」，並且規定只能「以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的名義」，不能以其他的特殊身份；二是必須徵得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秘書長廖魯言同志的同意；三是「到新區後注意只收集材料，不發表意見，並須顧到不要給當地黨政以較多的麻煩」。最後，毛澤東又補充一句：「以上統向少奇同志接洽，由他作決定。」收到毛澤東的電報後，江青按毛澤東的要求，徵得劉少奇的同意和廖魯言的支持，去了一趟「新區」，而且確實沒有給當地黨政機關和領導帶來什麼「麻煩」。
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江青的缺點暴露出來了。毛澤東的秘書林克發現江青「愛好虛榮，愛出風頭。自私妒忌，專橫跋扈，甚至打擊報復」。在毛澤東身邊工作了十二年，林克還逐漸發現江青身上「滋長了一種危險的苗頭———政治權欲」。
「文化大革命」爆發後，「江青對毛澤東越來越不照顧、不體貼，反而不斷干擾。毛澤東感情上得不到安慰，雙方感情上裂痕不斷加深。當然，感情上的離合是雙方面的，這與毛澤東交際日趨廣泛、對江青的冷淡也不無關係。」林克說，「到『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毛澤東與江青已經分居，他從中南海的菊香書屋搬到了游泳池旁的一套房子。但他們的婚姻關係並未結束，政治上還互有需要。」
林克在自己的回憶錄《我所知道的毛澤東》中分析說：「江青在政治上善於察言觀色，投毛澤東所好。她利用了毛澤東在五十年代後期逐步發展的『左』傾思想。毛澤東在一九六二年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對階級鬥爭的形勢作了不正確的估計，認為問題比較嚴重。江青不斷提供假情況，所以毛澤東強調注意文藝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江青利用了這個時機，大抓文藝界和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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