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台諫有什麼特點？

台諫是御史台與諫院的合稱，其發展脈絡可謂源遠流長，但以宋代的台諫最為強盛，以致「宰相曰可，台諫曰不可，不用也。宰相曰行，台諫曰不行，不施也」；台諫「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宋人自己都說，「本朝諫臣之盛，古未有也」。其實何止「古未有」，後世元明清的台諫力量均不如宋代。

我們必須注意宋代台諫的新特點。與其他朝代相比，宋朝台諫出現了三大變化：

其一，台諫合一。原來的御史台只負責監察百官，諫院只負責糾繩天子過失，但宋代的台諫權力慢慢趨於一致，都可糾繩天子、監察百官。

其二，台諫獨立。漢唐時台諫只是宰相的屬官，宋代的台諫則完全獨立於宰相。宋朝宰相理論上可「進退百官」，卻沒有權力任免台諫，「祖宗故事，凡進退言事官，雖執政不得與聞」；台諫原則上一概由天子親擢，「台官必由中旨，乃祖宗法也」；宰執甚至不可推薦台諫官人選，「今除台諫，毋得用見輔臣所薦之人」；反過來，台諫可彈劾宰執，卻不可舉薦宰執人選，曾有御史言「范仲淹有宰輔才」，但范仲淹堅決不敢擔任執政：「執政可由諫官而得乎？」宰執與台諫之間還實行嚴格的迴避制，「執政官親戚不除諫官」、「凡見任執政曾經薦舉之人，皆不許用為台官」，即現任宰執的親戚、門生都不能擔任台諫官。那麼如果有現任台諫官的親近之人升任宰執呢？按慣例，該台諫官要辭職，「故事，執政初除，親戚及所舉之人見為台諫官，皆徙他官」，仁宗慶曆六年，御史唐詢外任湖州知州，便是「以宰相親嫌罷也」；又有「謁禁」之制，「在法，台諫不報謁士大夫」，即禁止台諫官跟執政系統的官員有人情往來。

之所以這麼處處設防，無非是為了讓台諫最大程度上擺脫宰執的影響，獨立行使監察、審查、彈劾之權，「彈擊之際，無所顧避而得盡公議也」。

其三，台諫增權。宋代台諫接近於近代議院、監察院、憲法法院的集合，掌握著行政監察、彈劾、司法審查等權力，但凡「詔令不允、官曹涉私、措置失宜、刑賞逾制、誅求無節、冤濫未伸，並仰諫官奏論，憲臣彈舉」。宋廷又有意強化台諫之權，「風聞奏事」作為台諫的一項特權便是在宋代確立下來的。所謂「風聞言事」，即不需要有確鑿之證據就可以彈劾君主與宰執的過失，即使是君主，也無權追究風聞出處，台諫有權拒絕君主的詰問。宋神宗時，御史彭汝礪彈劾官員俞充，神宗要求彭汝礪講出「所言充事得於何人」，彭汝礪即明言拒詔：「臣寧自劾，不敢奉明詔。」最後，「神宗用汝礪言，故罷充」。即便彈劾失實，台諫也不必為他的言論負責，這有點類似於現代議員的言論豁免權。

說到這裡，我們還要糾正錢穆先生的另一個觀點，錢先生認為宋代台諫從「用意在糾繩天子，並不是用來糾繩宰相」轉而「不為糾繩天子，反來糾繩宰相」，並據此認為這是君權擴張而相權低落的一個表現。這麼說並不公允。宋代台諫功能發生變化的意義，應該放在「虛君共治」的權力結構中來考察，正因為君權象徵化、執政權操於宰執之手，才需要強化台諫對於宰執的獨立性與制衡之權。更何況，兩宋之世，「人主以為是，台諫、給舍以為非；人主以為可，台諫、給舍以為不可」的情形，並不比其他朝代少見，甚至在台諫壓力下，君主不得不修改詔書，絕不是錢穆所說的「不為糾繩天子」。仁宗朝初期，因皇帝年幼，由劉太后垂簾聽政，劉後的姻親錢惟演「圖入相」，監察御史鞠詠極力反對，說「惟演憸險，今若遂以為相，必大失天下望。」錢惟演仍不死心，鞠詠便跟諫官劉隨說：「若相惟演，當取白麻廷毀之。」意思是說，如果太后真的任命錢惟演為宰相，那咱們就將除拜宰相的詔書（白麻）當廷撕毀。惟演聞之，只好灰溜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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