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術進步與晚清社會變遷

多年來，近代科學知識在晚清中國傳播的研究成果豐碩，佳作甚多，熊月之著《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可為代表，相對冷門的地質學在華傳播，也有專題論述。較之抽象深奧的西學，那些新奇的西方技術及其製成品，令更多的中國人包括下層民眾大開眼界，觸動更直接。

當時來華的西方人深知其妙用，為吸引聽眾招徠信眾，在魯南鄉村傳教的天主教傳教士福若瑟記述，他為村民展示了一些歐洲人的日常用品：「鐘錶、餐桌物件、歐洲紙張、書籍，特別是我的鉛筆，它會自動書寫！」他甚至還用一架留聲機演示。

1887年他在致主教安治泰的信中，曾請求給予「一些能引起人們強烈興趣的玩具和特別的東西」，因為這些東西會「在宣教時起到很好的作用」。出生於浙江鄉村的蔣夢麟描述，外國傳教士「足跡所至，隨身攜帶的煤油、洋布、鐘錶、肥皂等也就到了內地。一般老百姓似乎對這些東西比對福音更感興趣。這些舶來品開拓了中國老百姓的眼界，同時也激起了國人對物質文明的嚮往」。

其實那些上層人物也不例外，1889年愛迪生在美國的工廠想開拓中國市場，為此送了一台留聲機給時任直隸總督李鴻章。次年6月26日李經述致信愛迪生，告知「我父親非常喜歡，我們也都非常喜歡。我父親命我向您表示最衷心的感謝。他認為您是這個世紀里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檢閱以往晚清史研究，伴隨近代科學知識而來的諸如工業等生產部門的技術進步和傳遞，及其對晚清社會近代化進程推動的專題研究相對薄弱，有待加強和拓展。

一

晚清國門是被西方侵略者的堅船利炮轟開的，從中看到中西之間兵器製造技術巨大落差的一些中國人深受刺激，率先睜眼看世界，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但依舊閉目塞聽的清朝統治者對此置若罔聞，無動於衷。直到20多年後，迫於內外困局，焦頭爛額的清皇室才勉強起步，開始允許引進西方的技術，興辦近代企業，旨在以此支撐日趨衰弱的統治。

此禁一開，再難倒退。因為江南製造局（今江南造船廠的前身）等企業所引進的西方生產技術的先進和高效，有目共睹，即使那些竭力反對西學的守舊勢力也理屈詞窮，「奇技淫巧」的謾罵，實際上也承認了技不如人。江南製造局成立後，一直是中國工業的骨幹企業，尤其為晚清中國近代造船技術的進步貢獻良多。

1898年，實地遊歷的英國人記述：「廠前臨黃浦江，水道利便，碼頭極好，傍設小船塢，以為修造船隻之用。又有一起重之機器，可起六十噸重之物。廠中又設小鐵路，通人力車，以資運送。該廠所用機器及各種器具，皆為英國所造之物」；「該廠自能鍊鋼，自能仿製各種器物，但以三十噸重為止，再重則不能自制矣。」

一批中國早期技術工人也在這裡應運而生，史稱中國產業工人的搖籃。這些技術工人為日後上海其他工業部門的興辦及中國其他城市近代工業的發生髮展，提供了必要的專業人員的支撐。1884年，雲貴總督岑毓英從滬粵閩等地雇來工匠，開辦了雲南機器局，製造彈藥並修理槍炮。1890年投產的貴州青溪鐵廠，也從「上海採購機器招募匠工」。

1906年，在華遊歷的英國人布魯斯記述：「蘭州有一個僱用了約100人的兵工廠，由一名曾在著名的上海兵工廠培訓過的工頭看管著。每名工人每月的薪水為8兩銀子，這在中國是相當豐厚的」。

1890年，上海機器織布局投產，這是中國第一家近代棉紡織廠。1892年，就有來自湖北的學徒。1893年3月24日，《北華捷報》載：「日前『大通』輪船自漢口載來幼童50名，年齡均約十六七歲，系派赴上海機器織布局學藝，學習如何使用機器。彼等任藝徒期間，每人每月領工食銀1.50元，待學藝完成，即將在武昌織布官局中工作，每人每月工資將為7至10元不等，去冬來滬（學藝）之幼童30名，均已回鄂」。

1895年後，實業救國呼聲高漲。張謇在南通著力創辦大生紗廠，其建廠初期的勞動力絕大部分來自附近鄉村，而技術骨幹則主要招募自上海。1908年，「以抵制杭州城內售賣之洋紗、進口棉布、印花布為目的」，當地商人集資開辦股份制織布廠，「赴上海購置紡紗機，正加緊準備開業」。

二

1843年上海開埠後，很快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第一大港，為適應眾多遠洋近海船隻的維修保養，19世紀50年代初已有外國資本在滬經營船舶修造業。60年代後，隨著長江及沿海通商口岸的增闢和中外貿易的擴大，上海的船舶修造業興盛起來。與此相聯繫，中國民族資本機器製造業也開始起步。輪船製造修配業涉及金屬冶煉鍛造和切削加工，它的技術進步和發展實際也是機器製造業的發展和進步，意義頗為深遠。

求新製造機器輪船廠的發展可為代表，1904年該廠設於南碼頭黃浦江畔，佔地80餘畝，下設冶鐵、熔鑄、金工、組裝等工場，先是製造載重數百噸的內河輪船，「都是木殼，機器引擎鍋爐都是廠內自造」。後在造船的同時，開始製造大型蒸汽引擎，並試製小型內燃機和製造鋼橋、碼頭等構件，成為上海著名的機器製造廠。1909年該廠承接上海南市自來水公司大型水泵，「日夜趕造，不閱四月大功告竣。當此機試驗時，有許多西國工程師接踵來廠，視其所事，察其所行，皆嘆賞不置」。

據統計，1866-1894年的近30年間，上海民族機器工業先後設立12家，其中1866-1885年設立的9家都是船舶機器修造廠，後設立的3家才開始兼造繅絲機、軋花機等。

上海開埠後，生絲是大宗出口商品。最初是由蠶農手工繅制，難免色澤不凈，條紋不勻，拉力不合歐美國家機器織機的要求，需要再加工。1861年，已有外資機器繅絲廠在上海開辦。以1882年公和永絲廠為發端，更有一些華商涉足，揭開了本國資本機器繅絲業的發展篇章。

在設備方面，先期興起的本國船舶機器修造廠已能仿製西式繅絲機，以供繅絲業發展的需要。設在外虹橋的大昌機器廠，先是除修造小輪船外兼造繅絲機及絲廠用蒸汽發動機，後轉為主要生產絲廠設備，「有工人一百多名，日夜製造義大利式繅絲車及絲廠用小馬力水汀引擎，非常忙碌」。截至1894年，連同公和永在內的8家民族資本繅絲廠共擁有絲車2576部，資本約206萬兩，僱工約5850人，年產絲總量約2782擔，成為上海民族工業中緊隨船舶修造業的第二大產業部門。「上海的各種工業中，繅絲工業最是遐邇聞名的，因為它的產品風行於歐美市場，舉世皆知」。

上海的技術進步，在地處內陸的出口生絲產地——四川也有迴響。阻滯晚清四川絲廠業發展的一個主要原因是把絲廠的機器設備運到重慶，經過長江三峽之險很是不易，再由重慶轉運各地亦是困難。於是，四川去過日本的留學生和見過上海機器絲廠的人，改良創辦了不用鍋爐而以人力為動力的木機繅絲廠，並很快推廣到四川各地。

1895年後，借內河小輪業勃興的推動，民族資本船舶修造業得以從完全依附於外資船廠的修理業務，轉而部分地自主發展。中國民族工業船舶製造技術和產能的提高，直接推動了以上海為中心的江南地區內河輪船客貨運輸業的興盛，1899年8月4日《申報》曾以讚歎的口吻記述：「內地通行小輪船，取費既廉，行駛亦捷，紳商士庶皆樂出於其途。滬上為南北要衝，商賈駢闐，尤為他處之冠。每日小輪船之來往蘇、嘉、湖等處者，遙望蘇州河一帶，氣管鳴雷，煤煙聚墨，蓋無一不在谷滿谷，在坑滿坑焉。」

本文作者戴鞍鋼教授

據統計，1897年滬蘇杭之間乘坐輪船往來者已超過20萬人次。內河輪運業的發展勢頭，促使輪船招商局於1902年組建了招商內河輪船公司，擁有小輪船7艘，拖船6條，先駛往蘇杭，後航線伸展至南潯、湖州、宜興、溧陽、江陰，從蘇州經無錫、常州至鎮江，過長江抵揚州、清江，又從清江越宿遷至窯灣，溯淮河至正陽關，形成一覆蓋江南和蘇北大部的內河航運網，小輪船也增至1911年的近30艘，成為上海乃至全國規模最大的內河輪運企業。

江河湖通達的湖南省，首任英法公使郭嵩燾1879年離職乘坐輪船返湘，當地守舊者嘩然，其「由鄂乘白雲輪船入境，官紳鬨動苦阻，集議於上林寺，幾欲焚其寓室」。時過境遷，甲午戰後湖南的內河近代航運業也漸次興辦，1896年熊希齡、蔣德鈞等人為創辦湖南內河輪船企業四處奔走遊說，並於次年春獲得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批准。

熊希齡進而又於同年5月上書張之洞「請與湖北合辦小輪」，他陳述：「去年湘中各紳議行小輪時，即與在湘鄂人共商分招鄂股之策，蓋漢口商務情形與鄂中所銷之物，惟鄂人就近最為熟悉。湖南地隔重湖，必仗鄂人之力乃能消息靈捷，況湖江毗連，血脈相通，義同唇齒，湘中煤、米尤鄂急需，湘輪如行，百貨流轉，則鄂民食價廉之物，每年小戶共可省錢數百萬串，彼此互有益也。」這一內河輪運企業的興辦，在技術層面得到上海的援手，熊希齡創辦的湘鄂內河輪船公司租用的「湘帆」輪，1897年曾「來滬修理」，並「擬求招商局總船主試往察驗是否良窳，售舊購新是否合算」。

湖南邵陽人蔣廷黻憶述：「省會長沙是湖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1906年受外國影響已經很深，城內許多商店陳列著五光十色的外國貨……大型汽輪從上海、漢口開來長沙，看起來好似水上行宮」。同年7月28日，日本駐長沙領事館的報告記載，招商局輪船進入湖南航線，並有招商局要造適於湖南航道的吃水淺輪船的消息。1909年，「行駛常德、益陽、湘潭、株州等埠各小輪合計不下十餘艘，生意均極暢旺」。

同年11月5日，京官汪榮寶從漢口坐內河小輪船去長沙，「舟較江輪為小，余定坐大餐間，精美與江海輪船無二」，次日抵岳州（今岳陽——引者），11月7日「午後三時半抵長沙埠頭」。1909年10月30日日本《支那經濟報告書》載：「在重慶，有人擬開辦輪船公司，從事宜昌與重慶之間航運，先在上海建造輪船，現已造成，正在溯江途中。該船有138噸余，88匹馬力，吃水3尺，有牽引船一隻。牽引船分為兩層，一、二等船艙可容客50餘人，三等可容百數十人。」同年11月15日，其又載：「現又據聞，該公司預定集股15萬元建造4隻輪船，俟經營稍有頭緒，再增資25萬兩，共計將達40萬兩，每股40兩，不許外國人加入，漢商爭先人股」。

三

民族機器工業製造技術和產能的提高，直接推動了以上海為中心的江南地區手工業、糧食加工業等部門生產技能的進步。上海開埠後，原棉出口持續增加。這不僅促使周邊地區棉花產區的擴展，同時也帶動了與原棉出口直接聯結在一起的手工去除棉核即軋花業的興起。以上海為中心的棉紡織工業自19世紀90年代興起後，軋花業的市場空間更大。在棉花主要產區的南匯、嘉定等縣，19世紀80年代開始出現加工效率更高的鐵制「洋軋車」。

這些所謂的洋軋車，實際多是由上海民族資本機器船舶修造廠仿造而成，其需求之大，甚至令製造廠應接不暇。

鐵制軋花機的生產效率，遠非舊式軋車所及。「浦東原有的木製軋花車，每天只出花衣3-5斤，腳踏軋花車每天可出花衣60斤左右」，是前者的一二十倍。它的行市，一方面反映了農村手工軋花業的興盛，同時也更推進了軋花業的發展和技術更新。「最早購買新式腳踏軋花車的是浦東及上海郊區的富裕農戶。購買數量逐年增加，一般在第一年購一台，以後再購一台，亦有一戶購置四五台者。在收花時，僱工軋花，除自軋外，兼營代客軋花，各按重量計算工資及加工費。後花行、花廠設立，行銷益廣，原有木製軋花機遂逐漸被淘汰」。

一些地區出現了向機器加工業過渡的趨向，在嘉定真如，「清光緒季年，鄉人楊榮逵倡設合義興花廠，軋售花衣」，初用人力，後改為機械，設有12匹馬力引擎1台，軋花機15台。手工軋花業的上述發展，令在滬外國人印象深刻。美國駐滬領事佑尼稱，在機器軋花廠出現的同時，「華人之在家中按設軋車輛以人力為之者亦復不少，內地軋花仍多用舊法，目睹情形者莫不訝上海變態之速，凡此皆足以勉勵栽種棉花之業也」。

上海民族工業製造動力機器，從水汀引擎（蒸汽機）開始。早期，水汀引擎主要是用於內河小輪船的製造。19世紀90年代，上海機器繅絲工業興起，永昌機器廠製造的小馬力水汀引擎，開始應用於拖動繅絲機。20世紀初，求新機器廠仿製成功內燃機火油引擎。它標誌著民族機器工業在動力機器製造方面的重大進步，並為民族機器工業開拓農村市場創造了條件。

內燃機的製造成功，對於農產品加工機器的製造，起了推動作用。水汀引擎體積大、搬運使用不便、價格昂貴，限制了農產品加工機器和農機具在農村的使用。內燃機仿製成功後，其體積小，搬運使用均較水汀引擎靈活，價格便宜得多，更適銷於農村市場，而其銷量的增長，又促進了民族工業的內燃機製造業。20世紀初葉，上海的城市人口已達百餘萬，每日消費的巨量稻米，自然不是傳統手工碾米業所能加工的，機器碾米業因此登場。上海的機器碾米廠始於1900年的美商美昌碾米廠。

此後，上海的米行米廠，已開始採用國產火油引擎拖動碾米機器，以代替原先落後的人力和畜力碾米。1908年，有福建商人薛某在湖北漢陽南岸嘴新開機器米廠，每月可加工米約15000石；湖南龍陽縣有人擬招股20萬兩，同時派人到上海購買機器，「在該地開辦米廠」。

上海機器麵粉業，始於1897年開辦的英商增裕麵粉廠。民族資本機器麵粉廠，1900年投產的阜豐機器麵粉廠為首家，最初日產2500包，1904年已增至7500包。步其後塵，1902年榮宗敬、榮德生兄弟集資在無錫開辦的保興麵粉廠投產，次年增資改組為茂新麵粉廠。1902-1904年，在上海又有華興、裕豐、裕順麵粉廠相繼投產。

此外，先後開辦的還有1903年的江蘇鎮江合興麵粉廠，1904年的浙江寧波通久遠麵粉廠。截至1911年，上海已經設有民族資本機器麵粉廠7家。榮氏兄弟也在這裡開啟近代中國著名榮家企業集團創業之路。

值此筆談之際，梳理上述史實，以求拓展深化晚清史研究，並為當今倡導中國製造和工匠精神提供一些歷史鏡鑒。

END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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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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