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樣的人才能稱「大人」

「大人」是中國人耳熟能詳的一個稱呼，一般認為，「大人」即是指位高權重之人，然而在中國古代，「大人」一詞的語義遠不局限於此。

最早對「大人」一詞做出考證的是宋代庄綽（參見《雞肋編》）。在考據學大興的清代，亦有諸多學者對「大人」的多種語義發生興趣，其中考證最為詳盡者當屬趙翼。

趙翼在《陔余叢考》一書中，依據詳實的正史資料，指出「大人」一詞的外延存在著不斷擴散的趨勢，或指貴為「人中之龍」的天子（如漢朝司馬相如《大人賦》所言），或指官場之顯貴（主要是唐以前，但並非當面相呼），或指父母、伯叔等長輩（在漢唐以降的正史中多所見及）。而「大人」一詞作為對有權位之人的當面尊稱，則肇始於元明，而泛濫於有清。

清人趙翼曾注意到，在中國古代經義之中，「大人」一詞源遠流長，且一般皆以「德位兼言」。換言之，對於「大人」而言，「位」與「德」二者不可或缺。在《周易》一書中，「大人」一詞頻頻出現，一般與「小人」「君子」對稱。與小人相對，言其「有德」；與君子相對，則言其「有位」。

《莊子》曰「大人者，聖人不足以當之」，這是說聖人僅有「德」但無「勢」，不能稱其為大人，這與慎到所說「堯舜若無勢不能治」是同一個道理。孔子亦有「君子三畏」之說，即「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顯然，在孔子看來，「德位兼備」的大人是介於天命與聖人之間的。

那麼，何謂大人所應具備的「德」呢？儘管歷代士賢的解釋見仁見智，但一個共通的觀點認為：不能摒棄一己之私而胸圖天下、心慮萬世者，不能成其為大人。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雖說此處「大人」一詞主要是針對「權位」而言，但孟子在此明確表達了恥於做這種只在乎個人聲色之娛的「大人」，其所高揚的是「利人濟物」的為官之志。孟子「內聖而外王」的「大人」志向，為後世仁人志士所繼承和高揚。

自明以來，世俗之人漸漸忽略對大人「德行」方面的要求，而關於其「權位」的一面則愈來愈被彰顯。面對這一狀況，明末以來的一些文人曾試圖回歸「大人」的原旨，強調「大人」本應具備的「德性」。

明末一心以天下為己任的顧炎武，批評當時「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學仙」時，便竭力主張應像「古之大人」，積極入世而胸懷天下，不應獨善其身，有負世人所望。在顧炎武看來，「古之大人」之德即在於「以斯道覺斯民，成己以成物」（《日知錄》卷十七）。

晚清魏源認為，「但明己性，無救於世」的人，「不可為大人，可為一職官，不可為天下官」。晚清儲大文認為，大人應具備「容物愛物」之德，他以宋代寇準、范仲淹、歐陽修三位賢相為例，論證「培護人才、薦延士類」即為大人「容物愛物」之本。在儲大文看來，「大人之德」的表現之一，即能做到不以一己之好惡，真誠提攜和愛護人才，其背後所隱含的還是「以天下為旨歸」的理想。

清末朱琦指出，一旦「身為大人」，就不應貪慕「謹厚、廉靜、退讓」等虛名。他目睹「近世所號為公卿之賢者」，要麼擔心因「作天下久遠之計」而招致眾人之怨，要麼擔心因進諫使君主畏忌而最終導致不能「久於其位」，於是作「謹厚、廉靜、退讓」等狀，如此既可「安坐無患」，又能確保美名。

對此，朱氏認為，這些只圖虛名而並無事功的高官們，實際上不配被稱為大人。朱氏對「大人」所抱有的理想是：「經國家、安社稷」，應有剛毅不屈的氣節，能使君主有所畏忌；應有深遠的謀略和見識，能為天下百姓作久遠之計；至於個人身家，則無暇顧及。唯有達到上述要求，方堪稱「大人」（《皇朝經世文續編》卷二十三，吏政）。

清末馬福安專作《大人論》上下兩篇，論述大人之要義和旨歸。馬氏認為：大人之所以為大人，不是憑藉爵位而是依據德行，不以名而以實。在馬氏看來，大人之志「非一身一家之私計，而懷天下之圖；其事非苟且目前之為，而有百年萬世之慮。夫如是，乃為並三才、立人極之『大人』，而非一鄉一國之士，並非服黼黻被袞冕徒竊高位以震燿世俗者」。

顯然，在古代士賢看來，「大人」是對為官者的高標準要求：他不獨具權位，且應具美德，首先應有胸懷天下、心慮百世的情懷，須有培護人才、薦延士類的雅量，還須有利人濟物、有救於世的事功。

本文原載於《中國文化報》，轉載請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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