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主義：破解民族精神的時代困境

撰文：李永晶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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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義與民族精神的時代困境

今日的人們容易觀察到，最近十多年間中國出現了所謂的「民族主義興起」的現象。這種複雜現象的出現，一方面被認為與「後革命時代」政治與文化意識向傳統的某種回歸有關，即民族主義思潮涉及精神秩序的重建；另一方面，這一現象被視為與「大國崛起」的經驗事實相輔相成。不管怎樣，這種現象在內外兩種秩序上構成了一部分人不安的根源——具有如此巨大體量的中國，如果以「民族主義」為社會秩序建構的正當性基礎，那麼它將給自身和世界帶來不可預期的後果。依據民族主義的歷史與一般原理來說，這種擔憂不無道理，因為對於20世紀歐洲民族主義狂飆所帶來的暴力，人們記憶猶新。如果說流行的「中國威脅論」是人們基於民族主義對中國的誤解，那麼我們就更有必要慎重對待當下外部世界的這種憂慮。

與「民族主義」這個說法相對，「民族精神」這一說法似乎得到了善意的使用與接受，儘管其內涵同樣並不明晰。顯然，在彌補因革命，即因與過去歷史的決裂而帶來的意義空虛這一點上，民族精神是一個有效的提法，它可以為民族認同、為人們的共同生活提供一種新的導引與心理能量。它所涵帶的道德、救贖與希望，構成了共同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意義與動力源泉。人們可以不談論動輒帶有負面意義的民族主義，但卻無法對民族精神視而不見。這種對民族精神的召喚正意味著當下流行的民族主義言論的一種困境。在這裡，我們要討論的問題得到了呈現：人們所言的「中國的民族主義」究竟為何物？迄今為止關於民族主義的經驗與理論，可否直接用於當下中國自身？我們究竟應該怎樣思考這個民族的精神？

要回答上述問題，我們有必要對中國民族主義形成的歷史與特質進行具體分析。本文不擬進入此一政治史與思想史相互交織、錯綜複雜的問題，而是要直接面對現象背後的根本問題：如何在這個大變革時代重塑我們的民族精神與重建安身立命之所。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於，讓人們憂心匆匆的「民族主義」無法安頓這個民族的精神。在這種根本的心理意識驅動下，當下各種關於民族的敘述——從主流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論述到知識界的相關言論、再到庶民的一般情緒表達——應運而生。作為社會事實，這些論述影響並建構著中國現時代的民族精神。

在新近興起的事關民族的敘事中，「天下主義」或「新天下主義」顯示了特定新意。它一方面訴諸於中國的傳統思想與哲學，試圖為民族認同提供一種文化根基；另一方面，它著力闡述這種文化本源的非民族主義性格，旨在克服當下民族主義思潮的褊狹。由於這種論述所呈現的普遍主義意涵，部分學者以「世界主義」來展開論述，並認為「中國的世界主義大致也就是天下主義」。這些論述可稱之為中國傳統思想對當下世界秩序的「貢獻論」，構成了一種對民族精神的提升與導引。

本文所要討論的主題，即「新世界主義」，在這個關於民族精神敘事的光譜上，有著特定的位置。但不同於上述各種基於中國優良傳統的「天下主義」的「貢獻論」，本文所言的新世界主義的主旨，在於為新時代的民族精神提供一種自我實現的理論方案；或者說，在某種自我目標的實現過程中，成就一種真正的民族精神。這種有待實現的、因而內涵尚不明朗的「民族精神」，首先是指一種健全的自我意識，一種可引導民族共同體基於其特定的歷史路徑走向世界文明前沿位置的思想、觀念與生活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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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主義：中國與世界關係的重構

顯然，在當下的世界體系中，民族國家作為生活的組織形式依然有著不可替代的堅硬內核。一方面，從個體生命、財產的安全保障到社會福祉的提供，民族國家依然左右著絕大多數人們的生活質量。民族國家與個體生活的這種真實關係，正是它在人們的身份認同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作為共同體生活的組織者，自民族國家與他民族國家在世界舞台上的競爭，對於後發國家而言依然是不可或缺的動力來源。然而，問題同樣在於此：正是民族國家的這些經驗事實，讓民族主義成為一種令人不安的力量——對自我生活關注的這種本能如果失去節制與平衡，將導向狹隘乃至危險的「自民族中心主義」，而後者正是民族主義在歷史及當下為人所批評之處。

因此，如何處理民族與世界的關係，這成為當下中國面臨的具有世界史意義的課題。這個課題要求我們思考如下兩個具體問題：（1）如何構想中國作為「民族國家」的具體形態？（2）中國的高速成長將導致世界秩序發生怎樣的變化？無需說，在這一進程中人們期待一種更為自由、公正、繁榮的世界社會的生成。基於這種考量，「新世界主義」的如下視角可謂不證自明：未來的中國自身以及世界的秩序，將在中國與世界互動的具體過程中得到建構。這種將中國—世界相互關係置入民族精神的「新世界主義」構想，有其固有的理論與經驗基礎（後述）。在這種互動中，已然為人類文明發展所證明的基本原理，諸如自由、平等、環境等，將構成中國發展的主要精神養分與材料。

與此同時，中國在其自身歷史進程中形成的關於世界正義的理念，將為世界秩序的生成提供一種校正性力量——只有在這種對世界史進程的參與進程中，「中國」才能最終成就其珍視有加的理念。事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全球化發展，強力地推進了諸民族國家的相互交流，從而加速了全球世界主義化的進程。不過，在當下世界社會中殘存的不平等與不公正，依然是顯見的事實。因此，中國對於世界秩序建構的參與，在克服包括我們自身在內的各種「自民族中心主義」封閉性敘事上，將首先展現其現實的意義。「新世界主義」正是試圖將這一進程加以重新的理論化。如果說大變革時期中國民族精神的具體內涵，正是有待探索與建構的核心問題，那麼新世界主義的主旨正是揭示這種工作的方向、路徑與目標。

因此，新世界主義首當其衝的任務就是，如何處理包括「（新）天下主義」在內的各種民族精神敘事所指涉的根本問題：這個重新得到展現與實現的「中國」及其文化精神，將在人類文明的進程中發揮怎樣的作用？這一點並非不證自明。前文提到的「中國文明的貢獻論」與「中國崛起的威脅論」的尖銳對立，正意味著人們在觀念上的巨大分歧。新世界主義要對此作出回答。基於本文提出的「新世界主義」的方法論角度來看，這些或深刻或淺薄、或樂觀或悲觀的論述，在認識形成上均呈現出操切之失。未來世界的面貌，歸根結底取決於我們對世界結構的認識，以及基於這種認識的主體行動——如果我們預測到某種光明的前景，那麼我們就要激發自身將這種前景現實化的動力；相反，如果預判未來的世界社會前景暗淡，我們就有必要將這種包含歷史與當下認知的困境刻畫出來，藉以探尋規避這種前景的路徑。新世界主義正是致力於對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文明進程的科學認知。這種認知意味著「新世界主義」將在思想與行動之間、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建立一種互動模式，最終為主體，亦即作為一種生活共同體的「中華民族」提供一種與其道德、與其共同體生活相符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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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主義的經驗現實：全球化與世界主義化

在世界層面上，新世界主義的可欲性有著特定的現實基礎，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全球化以及中國對全球化進程的參與，構成了我們探討民族精神存在形式的根本條件與前提。事實上，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置身其中的全球化經驗事實的感知與承認，已然構成了任何狹隘的民族主義的解毒劑——我們面臨的問題與機遇，都在這一進程當中。因此，民族精神的建構必須建立在對這種全球化的科學認知基礎之上。

關於全球化的狀況及其世界史意義，德國社會學家烏爾里希·貝克因其對社會事實與社會世界的敏感，給我們的認知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原因在於，「社會學憑藉諸多良好的原因允許一種授予特權的觀點，這種觀點主張直接介入『現實性』。就此而言，必須清晰地強調社會的現實性、日常的解釋與科學觀察之間的關係」；這正是他所倡導的「方法論的世界主義」的主體保障。在這位社會學家看來，只有基於一種全球的共同視野，才能真正地將我們所面臨的真實處境，即現實的「世界主義化」揭示出來。對這個事實的任何曖昧不清的認知與論述，將導致我們在行動上的南轅北轍。無需說，關於全球化人們已經積累了大量的理論與經驗研究。在諸多的論述中，貝克從「風險」、從關乎人們生活的一般結構性的要素出發的論述，無疑為人們提供了一種關於世界社會的普遍性視角——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國家間的傳統衝突雖然得到了相對有效的控制，但一種新型的風險隨之出現，他對此有精準的論述：「現代社會的風險是按照跨國的內部邏輯形成的，任何控制這些風險的嘗試都將導致全球性衝突和爭論。」這意味著，現代社會的風險與基於民族國家的世界秩序之間有著內在的緊張。這樣，問題就呈現在人們所面對的事實與對事實的認知、思想與行動之間的矛盾上。「在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知識與世界主義化之間的關係變得相互矛盾起來：社會的結構和進程正在世界主義化，與之相比，有關國家的公理體系的知識卻保持著偏見……因此，現在所見到的民族國家社會的前提條件，即空間、民族和國家的統一性，已然不復存在——儘管（世界）主義的新型組織形式還不能清晰地呈現出來。」在貝克看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秩序安排與全球化進程，已然瓦解了「民族國家」自行其是的社會條件，因此他倡導「方法論的世界主義」，從跨越邊界與全球性的角度對世界社會的現象進行分析。

事實上，貝克的觀點還可以向前推進一步：「民族國家」的社會條件，即「空間、民族與國家的統一性」的不復存在並非是二戰後的新局面；這些條件最初就是方法論，即「方法論的國家主義」的假設——它通過假定這些「統一性」來認知和觀察世界。我們所知的「民族主義」，正是這種方法論的必然要求與結果。世界主義化正通過動搖這個方法論所建構的真理體系，從而面對作為人類史自身的全球化狀況。

當然，歷史地看，「方法論的國家主義」在促進諸民族、國家的自立與相互競爭上，發揮了積極的功用，但同時也正是在這些地方它展示了先天性的痼疾——人類相互聯繫的社會屬性被一種政治意識和現實政策割裂開來；20世紀人類所經歷的兩次世界大戰，正是這種本質聯繫與人為割裂之間所蓄積的能量與暴力的爆發。這種自我毀滅性的經驗，讓貝克下面的說法變得不言自明：「在自我意識中受到威脅的民族面對為什麼和何去何從的問題猶豫不決和積弱多病，這個問題只能在相互（依存）的關係中，在共同行動中予以回答。」這種對「共同行動」的追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政治史與文明史的主旋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本文的「新世界主義」共有了貝克的「世界主義的觀點」，即現實世界要求一種世界主義的認知框架；進一步而言，只有一種世界主義的解決方案，才能真正面對我們所面臨的全球性的諸如「國家間紛爭」、「環境」、「人權」等諸多問題。新世界主義在其構想的深處，有著關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根本考量。貝克的這種論述，如同所有世界主義論者都會言及的一樣，有著西歐固有的知識與思想傳統。到了近代，隨著國際法的快速發展與重建世界和平的努力，聖皮埃爾神父的《歐洲永久和平計劃》（1713年）與康德的《論永久和平》（1795年）被認為是這種重新復興的世界主義的先驅。不過貝克的論述的特徵，更在於他對20世紀90年代以後全球化的重新認識。如上文所述，全球化這一社會世界的根本性事實要求人們進行「認識論的轉換」，因而在全新的經驗基礎上再次激活了世界主義的思想與認知傳統。

與全球化進程相輔相成，我們可觀察到世界上的主要國家的世界主義化進程。事實上，正是在將自身世界化的進程中，相應的國家成為全球文明化進程的主導力量。其中，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德國的發展道路為人們提供了富有典型特徵的模式——如何從一種絕對的種族與民族主義，轉變為全球化與文明進程的主要參與者和貢獻者。從結論上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通過融入歐洲與美國的國策，將自身的安全、繁榮與發展置於世界發展的驅動力量當中，從而獲得了卓越的成效。意味深長的是，德國的「民族精神」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解放與安排。就此而言，貝克發表「世界主義者宣言」，呼籲建立「世界主義黨」，可理解為這種精神的現實表達。當下歐洲「重建世界主義」的思想潮流，與這種經驗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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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主義的中國根基：經驗與思想

在世界社會認識上，本文的「新世界主義」共享了貝克的經驗與理論分析；但出於下述三個方面的特殊考慮，新世界主義不同於貝克所言的「世界主義」，而獲得了「新」的意涵與特徵。這三個方面是：（1）現代中國的巨大規模及其發展問題；（2）20世紀中國的世界主義思想傳統；（3）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

第一，中國的快速成長因其巨大的規模而具有了全新的世界史意義，這一點在前文已經有所論及。這裡要再次強調指出的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世界社會的融入，正在大幅度地改變全球化的面貌。因此，這種在時空上因其規模巨大而容易讓我們無視的結構屬性，構成了我們觀察、分析與思考中國—世界關係的前提。依據貝克的「全球危機社會」——全球的生態、經濟與恐怖主義的相互依存的危機——的觀點來看，全球危機自身所釋放的「全球性原動力」，因中國這一巨大的共同體的融入而得到巨幅的增加。因此，「中國」這個全球化的新的推動者、這個新的動力源，只有納入世界主義化的框架當中，其性格與發展路徑才能得到恰當的認知。

事實上，仍然處於建構中的「中華民族」自身，包括我們正在問題化的「民族精神」，首先是迄今為止的世界進程自身的產物。這種起源自身正意味著「新世界主義」與當下流傳的民族主義觀念無關；它只關乎全球化的歷史進程和全球正義的具體實現方案。因此，與此前基於理想主義構想的「大同主義」、「天下主義」不同，它不再是少數知識分子個體的思索，而是基於全球性力量演變趨勢的一種集體性運動。中國正因其巨大的體量，正在對這種全球化、對這種世界主義化進程時刻發生著影響。因此，中國只有將自身置於這個世界主義化進程中的世界社會自身，才能持續獲得問題解決的動力——首先是追尋更文明生活的共同體精神動力。

第二，新世界主義試圖正面回應其中國思想起源問題。眾所周知，「世界主義」通常被視為「cosmopolitanism」的對應說法，「新世界主義」則容易被理解為這種思想的演變，從而強化了這一思想資源的外源性特徵。但另一方面，「世界」這個說法為漢語中的固有說法。如果注意到「天下」、「王道」、「大同」的思想，注意到中國被視為「最古老的世界國」、有著「超國家主義」的思想傳統（戴季陶、梁漱溟等語），注意到中國思想界在20世紀初對世界主義的呼喚，那麼我們就有必要認真思考這一思想傳統在當下所具有的意義。在這個思想脈絡上，今日對新世界主義的探討，構成了我們對民族先賢的呼應；新世界主義是中國思想固有的傳統，有著堅實的歷史基礎。更重要的是，不同於此前中國學者對「世界主義」的呼籲，今日中國第一次擁有了將自身觀念加以實現的手段。因為這一點具有重要意義，我們在這裡略加展開論述。

事實上，20世紀初中國思想界興起的「世界主義」論，同樣有著特定的自我與世界認知圖景。比如說，楊度「中國今日所遇之國為文明國，中國今日所處之世界為野蠻之世界」的這一論斷，就包含著中國文明的判斷標準。無需說，世界的「野蠻」正表現在諸國以「民族主義」為主旨的相互殺伐、對弱小國家的暴力與欺壓。梁啟超在《國家聯盟與中國》一文中亦曾指出：「我國人向來不認國家為人類最高團體，而謂必須有更高級之團體焉，為一切國家所宗主，即所謂天下……此種廣博的世界主義，實我數千年來政治論之中堅。」

我們看到，此間「世界主義」傳達的思想是：基於「強權即公理」的現實世界秩序的認知，中國知識分子要追求一種公正、人道的世界秩序。但他們面臨的困境在於，民族主義是當時世界的主導思想，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可繞過的關隘。在分析胡適的思想歷程時，羅志田如下的說法準確地道出了中國思想的脈動：「清季以至民初中國讀書人雖因不斷的國恥和思想的西化而服膺西方近代民族主義，但最終還是暗存一種『道高於國』的觀念，總嚮往一種在民族主義之上的『大同』境界。胡適也與他們一樣，事急則訴諸民族主義，事態稍緩，便又徘徊於各種接近『大同』的主義之間。故近代中國人在說民族主義時，未嘗須臾忘記在此之上的大同；而中國人在說世界主義或類似主義時，其實也都在表達民族主義的關懷。」從本文的視角來看，這裡的「民族主義的關懷」若表達為「民族精神」，則更為恰切。

值得注意的是，此間中國知識分子提倡的「世界主義」可謂是弱者的表達。這一點突出地表現在胡適的如下規範性的說法中：「世界者，乃世界人之世界，不當由歐美兩洲人獨私有之。亞洲諸國為世界一部分，不宜歧視之。」面對歐美強權歧視亞洲諸國的事實，中國知識分子通過訴諸於應然的理想論，試圖對強權施加道德的影響力。但在現實主義者和政治家看來，這種呼籲顯得不合時宜。孫中山論述道：「今日中國的新青年，主張新文化，反對民族主義，就是被這種道理所誘惑。但是這種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該講的，我們是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復起來之後，才配來講世界主義……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先要把民族主義鞏固了才行，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在他看來，源於歐洲的世界主義在本質上是一種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而「中國和平主義的精神」才是「真正的世界主義」。我們看到，即便是在民族主義的呼呼中，世界主義依然構成了這種民族主義的底色。這正是今天我們在思考同樣問題時，不可脫離的精神根基。

概括而言，20世紀初中國「世界主義」思想成立的背後大致有如下動力機制：（1）因中國國家建設遲遲不見起色，此間的知識分子開始質疑晚清以來國人對「民族主義」的呼籲；（2）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將民族主義的暴力性格全面呈現了出來；戰後在威爾遜—列寧主義關於民族的聲明中，「世界主義」獲得了時代的表達；（3）作為當時弱國中國的「民族主義」論述，包含著當時知識分子如何同時實現自我保存與世界正義的問題；（4）傳統儒學普遍主義世界認識的反彈。在舊秩序解體、社會秩序失范的時代，傳統人文主義精神為中國知識分子提供了自然的安身立命之所，即曾經被視為民族發展障礙的儒學精神，如今被視為自我與世界拯救之手段。當下「（新）天下主義」的興起，有著同樣的心理機制。

不管怎樣，我們只有從「中國」這個歷史上的文明體所蘊育的世界國家的屬性出發，從「中華民族」被中國知識分子持續賦予世界主義使命的這一「民族性」事實出發，才能真正認識與把握我們面臨的歷史課題與機遇。簡言之，「新世界主義」有著中國固有的思想脈絡，是這個民族的精神結構在新時代的具體展現。

第三，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革命所帶來的一系列後果中，「中華民族」作為世界主體民族的這一精神結構的強化，無疑具有歷史與當下的影響力。在這種經驗意義上，「新世界主義」同樣獲得了特定的中國思想基礎，即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所賦予中華民族的普遍主義精神結構。事實上，在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表述中，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擔當者，正在由「無產階級」轉化為「中華民族」。當下中國致力於建構更為公正、平等、合理的國際秩序的這一主流話語，正在作為民族敘事而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近代中國長期遭受帝國主義壓迫、欺凌、侵略的歷史記憶，以及共產主義所許諾的人類平等與自由，正是這種民族敘事的基礎。這種民族敘事有著固有的普遍主義結構，因而其民族精神結構不同於一般意義上的民族主義。

這裡要強調指出的是，在「新世界主義」的民族敘事中，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將構成必要的一環。眾所周知，19世紀中葉西方勢力的到來，激發了以文明的自我保存為核心的自我意識。在19世紀末開始長達半個世紀的與日本帝國主義的對抗過程中，「中華民族」的觀念及主體建構最終得到了完成。這一進程徹底改變了近代民族主義的形態，將全新的世界主義要素賦予了民族自身——它對民族壓迫的控訴、對全人類解放熱情的追求，可以說是對民族精神最徹底的解放。在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時期，曾經被賦予無產階級的使命感轉移到了「中華民族」的身上。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喚醒、激活、強化了這個民族世界主義的使命感，從而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世界主體民族。新世界主義既是這一民族的歷史敘事框架，也是這一民族的精神表達。

上面的討論表明，「新世界主義」可以成為有意義的民族精神的表達，具有與世界同步、甚至是先於世界一步的普遍主義精神意志。對於中國的意義在於，它將中國的歷史和現狀納入到了同時代的全球性發展自身當中，從而確立了這種自我意識自我實現的真實路徑。它保存了民族精神作為參與世界競爭、推動文明進程的動力源泉，但同時解除了民族主義對國家、對政治共同體封閉性的依賴，從而為一種全球性的政治議程創造了空間。正如同「民族主義」在西歐資本主義興起與世界秩序中發揮的作用一般，「新世界主義」與中國的成長將呈現出一種同步生成的關係，對人類文明而言將構成另外一種解放力量。

迄今為止的世界主義倡導者，均致力於論述自由、平等、民主、全球正義等理念的價值。「新世界主義」對此並不提出質疑。區別在於，新世界主義的關注焦點不是這些價值理念自身，而是這些理念在具體時空中的現實化進程問題。換言之，新世界主義關注理念與現實條件的相互作用過程，關注理念自我實現的社會條件，以及主體在這一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通過對歷史進程的重新描繪，新世界主義將試圖克服既有的世界主義所面臨的批評——世界主義的抽象性與普遍性犧牲了它賴以為繼的具體性與特殊性，亦即犧牲了世界主義得以實現的具體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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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求民族精神的世界觀與方法論

如本文最初指出的一樣，只有從中國—世界關係的角度來看中國自身及世界的發展變化，我們才能把握這個大時代的核心議題。如果說「民族精神」是一個在理論與實踐中可資使用的概念，那麼，這個民族精神只有獲得與這個時代巨變相輔相成的心理與認知結構，才能充分展現其所是，即這個民族、這個生活共同體將在這個精神的導引下，完成未竟的事業。這種民族精神的構想、建構與落實，正是新世界主義試圖致力的根本問題。

從這種視角來看，在由傳統的「天下秩序」向近代「民族國家秩序」轉變的過程中，迄今為止的經驗表明，民族主義這種緊身衣並不適合中國的體量。就此而言，民族國家建設的成功將意味著民族精神的失敗。如上節所述，中國思想傳統中的非民族國家觀念的存續，為這個全球化時代的發展提供了特定的理論資源與精神動力。進一步而言，中國民族精神傳統對「種族」、「民族」與「宗教」的高度寬容，與當下的全球化進程有著內在的契合關係，因而具有構成新世界秩序的潛在能力。

因此，新世界主義不僅僅是一種視角、一種框架、一種價值追求與一套理論論述；基於對世界史進程的重新理解與重新敘述，它更致力於揭示世界秩序與主體意志及其行動所組成的複合結構，從而為人們的實踐提供思想、動力與技術支持。在這個意義上，作為生活共同體的精神秩序，新世界主義的意義將最終依賴於我們自身的努力，依賴於我們對於世界內的公共生活的追求。當然，這種對新世界主義的描述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獲得了明晰的世界圖景。新世界主義只能在中國—世界的相互作用過程中，才能最終展現其所是；在這一進程中，上述相關描述僅僅指明了這一說法所要求的工作、工作方向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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