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投湖之前，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來源 / 網易財經（原載東方早報(上海)）

文 / 傅適野（早報見習記者）

原標題：老舍投湖的種子在何時埋下？

老舍努力跟隨新中國發展腳步，但很多時候，面對革命運動題材，他力不從心。

「我當時寫完老舍這篇之後很長時間沒有走出來，《花開花落有幾回》是我自己在《人有病，天知否》這本書里最喜歡的。老舍就是花開花落，起起伏伏。他升得那麼高，又摔得那麼慘，最後以死亡告終。很多人都說那天晚上如果他扛過去了，可能就不死了。」學者陳徒手時隔十幾年再談那篇文章，仍然十分動情，對於老舍在那個時代中所遭受的一切唏噓不已。

今年是老舍先生逝世50周年，這幾年一逢老舍祭日，學者陳徒手都要應付媒體。在北京青年報的大樓里見到他的時候，早報記者問他是否厭煩這個話題，是否覺得人們在消費老舍。陳徒手說：「這絕對不是消費，這是個很嚴肅的事情。我多次聽說，有不少人提議在太平湖設一個碑，寫『老舍遇難處』。我聽了心裡不好受，但覺得值得做。我覺得老舍的心路歷程很值得研究。」

老舍的悲劇因素

是十幾年來鋪墊所得

陳徒手一直在想老舍在1966年8月24日那一天是怎麼過的：他是怎麼離開的家，又是沿著什麼樣的線路走到太平湖去。那天，老舍究竟在想些什麼。那天，老舍可能經過了人藝劇場的門口。畢竟他有那麼多部話劇在那裡上演，有成功的，有失敗的。「我估計他到那會有個停步，停下來看看那個劇場。」陳徒手說。

和很多人一樣，陳徒手對老舍之死充滿了興趣。在三聯書店2013年版《人有病，天知否》中，他給每篇文章新增了題記。在《老舍》一文的題記中，他這樣寫道：「1966年8月他自沉於太平湖，那一天他究竟在想什麼？一路走來一路想，他因何最後在昏暗的湖邊身心崩潰？一大批作家學者官員在同樣的地方挨打受辱，為什麼偏偏是老舍先生『自絕於人民』？他心裡的痛苦糾結在哪裡？解不開的思想疙瘩又在哪裡？ 」

但和很多人不同，他沒有選擇去還原老捨去世的那一天。《花開花落有幾回》直到倒數第三頁，才開始講老舍的死，從1966年1月31日北京人藝的種種人事變動說起。這段寫得很簡潔，節奏也很快，像疾風暴雨，一句一讀敲打在人的心上。

老舍的死，被揉進了一系列的風雲驟變中，是一整個政治變動鏈條中微小但卻不可或缺的一環。「8月24日，老舍沉湖自殺。」陳徒手把這一事件濃縮成了這十個字，輕描淡寫但又異常沉重。

當被問及這樣的寫作安排時，陳徒手說老舍之死已經太多人做過了。所以他不想重複，想找些新的角度。作為一個史料收集者，借工作之機看了北京人藝的藝術檔案，給了他一個寶貴的機會，使他得以從老舍與人藝的「悲歡離合」中窺得老舍其人，得以把引發老舍死亡的原因往前推，去看看這個種子，在何時埋下。

「老舍的死絕不能只怪罪於那幾十個掄著皮帶打人的紅衛兵！」 這是《花開花落有幾回》一文的結尾。陳徒手喜歡這個結尾，「因為這個結尾給人很多想像。」同時也表明了，老舍的死絕非在太廟挨了紅衛兵一頓打那麼簡單。相反，老捨身上的悲劇性因素，是十幾年來鋪墊所得。只不過恰好，在那頓挨打後爆發了，成為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的悲劇因素其實在他最輝煌的時候就埋下了，他就是不被信任。很多人覺得他是資產階級分子﹔沒有經過革命鬥爭的鍛煉。這是最根本的。從1950年代初期一直到『文革』，對老舍的異議一直都在，老舍也能感覺到。」

陳徒手說，大家原來總覺得老舍的死，好像是他那天被打之後突然產生的念頭。但其實並非如此。老舍之子舒乙曾對他說，老舍寫了30多個劇本，光話劇就17部，這是相當高產的。1951年話劇《龍鬚溝》演完之後，老舍特別高興，老演員鄭榕告訴陳徒手，當時老舍把所有的演員和工作人員叫到他豐富衚衕的家中。按照老北京的風俗，請了大廚師，帶著徒弟，背著一口大鍋，做了一百道菜。老舍在院子里設宴招待。那天老舍喝多了，特興奮，說了很多感謝的話。

陳徒手覺得《龍鬚溝》這個例子特別能說明問題：在成功的同時，也有很多悲哀的種子已經被埋下。

「周總理特別喜歡《龍鬚溝》，覺得這個戲讓窮苦人民知道了是誰領導他們翻了身。他覺得老舍的劇本比《人民日報》社論都管用，解決了大問題。周恩來跟周揚說，得好好宣傳一下。後來周揚就在《人民日報》寫了一大版文章，誇《龍鬚溝》，還想給老舍頒獎。但馬上就遇到障礙，當時解放區來的作家、理論家不幹了，說老舍沒參加解放鬥爭，他那時候在美國。彭真知道以後說《龍鬚溝》是寫北京的，可以由北京市來頒獎，所以後來『人民藝術家』是北京市頒的。所以這個事情一開始就有很多糾結和矛盾。」

跟上「新時代」

老舍的力不從心

老舍努力跟隨新中國發展的腳步，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局限性。很多時候，面對革命運動題材，他力不從心。

陳徒手回憶，當時他採訪人藝老演員葉子，葉子說大躍進時期，老舍腰疼得厲害，實際上他並沒有過多地參與社會活動，最多就是在街道動員的時候捐點鐵器，因此他和外面熱火朝天的生活還是有距離。有時候實在寫不下去了，他一幕就寫幾句話，然後跟演員說，「你們自己去編吧。」還有的時候，演員的台詞是直接挪用《人民日報》的社論，諸如「共產主義是橋樑」。寫《青年突擊隊》的時候也是這樣，根據勞模英雄事迹寫。演員們到下面去體驗生活，回來直接把素材給老舍，老舍現寫。

「所以說他的努力還是有局限性的，他也知道自己幹不了這個事情。」陳徒手說，1957年初春時候老舍對自己有反思，他懊惱，覺得自己當時的寫作就是個搬運工，沒有任何藝術技巧。

「我覺得這是他的一個痛點。他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已經是很有名氣的了，寫那麼好的文字，塑造那麼好的人物，再去做這種工作，對於他的藝術天分來說也是一種折磨。他解放後就沒寫出什麼小說，只有一個《無名高地有了名》。我看那個小說也很生硬。他寫字的能力已經徹底被毀掉了。《四世同堂》等作品，雖然也還可以，但是相比他1930年代的作品，確實有很大的落差。」陳徒手感嘆道。

但老舍的魅力就在於他的立體性和複雜性。一方面，他懊惱於自己寫出的文字，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十分積極地進行同類型的創作。他力圖讓自己的話劇作品反映革命生活，有時候甚至是先於生活一步，呈現出來。

「他寫《紅大院》《女店員》都是跟著運動走。《紅大院》寫城市人民公社運動。當時城市人民公社還在醞釀，正在制訂方案。老舍搶了先機寫，寫好之後就開始排練。但城市人民公社遲遲沒有成立，戲不好上演。於是全劇組就等待。忽然聽說天津成立了城市人民公社，劇組就飛奔去體驗生活。但當時經濟形勢不好，隨著1959年、1960年大躍進出現失敗跡象，城市人民公社就一直沒成立。所以老舍的劇本雖趕了個早，但可能演了幾場就草草結束了。」

到了1965年，老舍已經不再是人藝的座上客了。老舍家離人藝很近，走路就能到。以前每年人藝有重要的演出都請老捨去看，到了1965年，人藝不敢請他了。後來他去日本訪問，回來之後寫了一篇很長的遊記，給了《人民日報》，《人民日報》沒有發。這對老舍的打擊非常大。

同年，《北京日報》還排了整版文章，批判老舍、焦菊隱。文章都排好了，但可能因為當時領導還沒考慮成熟，就沒見報。如果當時按照鬥爭的程序，一見報，就等於老舍在那時候就作為批判對象，提前被拋出去。但陳徒手覺得，如果1965年老舍就被批鬥了，那可能他1966年就不會自殺，因為他就有心理準備了。所以1965年的這次化險為夷，實際上也為他1966年的自殺埋下了一個伏筆。

「1965年和1966年，老舍的內心絕對是非常不平靜的，他想努力跟上形勢，但已經非常吃力，還被排斥在外。他積累了好幾年的絕望，只是到挨打以後那種絕望突然爆發。」陳徒手說。

在《花開花落有幾回》的最後，陳徒手寫了這樣兩段話：

「等到『文革』一結束，《茶館》劇組的人們一下子似乎重新讀活了《茶館》，讀懂了老舍。但他們又惶然表示：不能全懂。」

陳徒手說這是人藝的老演員跟他說的。他們說，「文革」之後重新排戲，有一種做夢的感覺。他們一遍遍地謝幕，眼淚全掉下來了。老舍不在了，焦菊隱也不在了，都不在了。演員在「文革」期間也經歷了大起大落。重排的時候，演員們台詞都沒有問題，但他們內心的沉澱都不一樣了。

而回憶起1998年在人藝檔案室抄檔案的那段時間，以及當時和人藝老演員一起回味那個荒誕年代的種種往事，陳徒手也覺得恍恍惚惚，像是做了一場夢。

「檔案室在人藝劇場三樓的房間里，都是1950年代的舊柜子。檔案保留得特別好，是按照劇組分類的，比如說《茶館》這個劇組的檔案，就裝在一個大盒子里，裡面有導演的手記、場記圖、演員的人物小傳。全部都有。」

「除了林連昆生病了，于是之老師說話不行了，其他編導、演員我都採訪了，特別難得。」 陳徒手至今仍覺得自己幸運。他說作為一個史料工作者，自己大部分時候是在和歷史賽跑。跑得慢，就追不上了。而在老舍這件事情上，他趕上了。天時地利人和，「很多單位的檔案現在都不容易看到了」。

就像老舍見證了那個時代的起起伏伏一樣，陳徒手見證了老舍在1950年代之後的起起伏伏。唯一不同的是，老舍作為一個時代的親歷者，他有太多的無奈和苦衷，無處言說。而陳徒手作為一個史料收集者，幸運地將那個時代的人和事記錄下來，供人們參考、回味和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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