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百年的文化擔當，商務印書館今年120歲了！

出版物作為記錄和傳承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其興衰與否不僅關係到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更事關國人的文化自信。中國讀書人中沒有人沒讀過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書刊。商務印書館的創立標誌著中國近代出版的開始，它的經歷折射著中國近代文化和中國近代歷史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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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原文：《凝聚中國近代以來文化史的縮影

——紀念商務印書館創辦120周年》

本報記者 田川

從1897年到2017年，商務印書館走過了120年，商務印書館以世界的眼光，以現代學術和現代文化的方法，從教育和人的現代化入手，把中華民族拉入人類現代文明的主航道。學人精神，百年不熄。近日，由上海市文化廣播影視管理局、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等主辦的「多學科視野：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文化自信學術研討會」舉辦。繼承好商務印書館的文化傳統，將為增強中華文化自信、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做出新的貢獻。

現代出版與現代文化建設緊密相連

商務印書館創立於1897年（清光緒二十三年），正是戊戌政變的前一年，甲午對日戰爭挫敗後的第三年。在中國處於創深痛鉅之際，在那個醞釀革新的年代，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四人在上海以不到4000銀元的資本租下三間小屋，買下兩台印刷機，創辦了生產設備極其簡陋的印刷企業，前期以承印商業小冊子和圖書為主，自己並不編輯出版圖書，因而取名「商務印書館」。

商務印書館的創辦對於中國出版業有著劃時代的意義。據商務印書館副總編輯李平介紹，在極盛時期，商務印書館有員工5000多人，在海內外設有分館36個，擁有各類辦事機構1000多個，其所出版的各種書刊佔全國60%以上，創造了中國現代出版業的多個第一，成為當時亞洲最大的出版機構。這樣的成績和規模就算放到現在來看也是非常巨大的成功。

「商務印書館之所以能夠在當時的一百多家出版機構中脫穎而出，關鍵之一在於其領袖有理想，善經營；關鍵之二在於其所依託的上海，是一個新型文化人高度集聚的城市。商務印書館發展的高峰在民國時期，就城市與企業的關係而言，民國時期上海多學科知識分子的高度集聚，為商務印書館向特大型出版企業發展提供了極其重要的人才支撐。」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熊月之告訴本報，上海城市其他方面的配套措施也為商務印書館的發展提供了多方面的支持，比如發達的交通、運輸與通訊網路，廣泛而密切的國際聯繫，充沛的勞動力市場。

「現代出版事業自覺介入中國現代文化建設，這個起點是商務印書館的建立。這是中國現代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整個現代知識分子的轉型由此開始。」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陳思和認為，商務印書館早年出版的圖書，不僅開闢了中國的現代出版業，更重要的是，一批有革新頭腦的精英知識分子進入商務印書館，並通過著書、譯書把新的思想、理念傳播到全中國。有些原來屬於士大夫階層的人士，慢慢在民間摸索自己的事業和價值觀，開始了中國的現代文化轉型，把教育、出版，包括他們傳播的新思想都結合起來了。

中國出版與知識分子建設現代文化兩者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很多出版商就是知識分子自己，他們把自己的寫作、出版、文化傳播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說，現代文化發展和現代出版發展是根本分不開的。上海大學中文系教授董麗敏表示，商務印書館作為近現代中國最大的民間出版機構，不僅僅是知識生產的中介或者終端傳播者，而是深度介入了近現代知識生產，切切實實參與了「現代」知識體系的創建，甚至可以認為，有了商務印書館這樣的新式文化媒介，中國社會文化的「現代」轉型才成為可能。

商務印書館自創立之日起，便以「昌明教育，開啟民智」為己任，不僅開創了中國現代出版業，而且在民族教育和文化事業等方面，創新不輟，屢開先河。120年來，商務印書館以出版的精品圖書、培養的文化人才，以及對科學、文化和教育事業的深遠影響，被人們譽為「沒有圍牆的大學」、「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搖籃」。商務印書館是整個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史縮影，它無數出版物的作者、譯者、編者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

作為商務印書館的附屬圖書館，涵芬樓和之後的東方圖書館，對於學者而言，起到了一個研究型圖書館的作用。美國巴德學院歷史系教授高哲一談到，這種學術環境除了滿足基本的創作、翻譯等需求之外，還提供了這些知識分子在大學體制之外，仍然能夠積極從事學術研究的可能。商務印書館提供了學者不少出版著作的機會，讓學者能夠創建自己的學術領地，確立社會地位。

為新文學發展奠定最堅實的基礎

翻開中國現代學術文化的群英譜，幾乎所有學術文化名人都與商務印書館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茅盾這樣評價自己曾經工作過的商務印書館：「數出版先驅，堪推巨擘。」著名作家巴金曾說過：「我是五四的產兒，我通過商務印書館的《小說月報》走上文壇。」魯迅、老舍、丁玲等文學巨匠，嚴復、林紓、梁啟超、陳獨秀、胡適、梁漱溟、錢穆、馮友蘭、費孝通等科學家和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也是長期在商務印書館的園地中努力耕耘，盡顯才華。

現代出版參與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生產，出版與文學互動而生。出版利用技術、資金和發行網路將語言符號的文學作品物化為一種紙質媒介形式，實現向社會的傳播，成為一種社會存在物。出版對文學有培育、扶持和推動作用，同時，出版的發展壯大還成為一種文化產業。西南大學文學院院長王本朝告訴本報，近代出版的出現以機器印刷技術為基礎，以書、報、刊為載體，影響深遠、廣泛、持久。一般而言，文學作品先由報刊發表，再由出版社出版，文學出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

「如果沒有1920年代《小說月報》的努力，1930年代新文學的局面大概不會如此熱烈。」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楊揚看來，上個世紀20年代上海最重要的文學期刊，當屬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小說月報》與同時代諸多文學期刊有所區別，它不是幾個志同道合的文人自己辦刊，而是商務印書館在文學常態背景下持續不斷出版的文學刊物。

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小說月報》，作為引領中國新文學潮流的大型文學雜誌，不僅為新文學掙得了最重要的發表作品的平台，而且培養了一大批新文學家，為新文學發展奠定了最堅實的基礎。包括魯迅在內的全國大多數作家和翻譯家，以及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的研究者，都為它付出過辛勤勞動，使它在建設新文學理論﹑發展新文學創作﹑評介外國文學和整理中國古代文學諸方面，都取得卓越成績。

「文學研究會自成立以來，在規模擴展、影響範圍上都遠遠超出同時期的其他文學社團，甚至名噪一時的創造社也無法望其項背。」北京青年政治學院社會科學理論教研部教授李秀萍向本報表示，綿延11年之久的存在時間，多種刊物的長期穩定出版，叢書的不斷推出，多位知名作家的培養以及文學理論上的穩健發展，更使文學研究會在文學史上得以傲視群雄。這種優勢得以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來自商務印書館這一龐大的出版基地的支持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因素之一。

堅守百年的文化擔當

根據商務印書館官網顯示，現在，商務印書館每年出版圖書800種左右，其中新書350種左右；此外，在學術和期刊領域還出版《英語世界》《漢語世界》雜誌及《中國語文》《方言》等重要學術期刊20種，以及部分音像製品。而且近幾年開捲圖書市場調查報告顯示，在全國圖書零售市場上，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外語文辭書處於絕對領先地位。2005年商務印書館全年出版碼洋5.4億元，利潤超過5000萬元。商務印書館的各項指標在全國綜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文化擔當是我們的一種堅守。『企業活著是為了賺錢』這種想法是錯誤的，企業應該有意識地為自己樹立一個使命。」商務印書館總經理於殿利向記者談到，作為企業，商務印書館的經營狀況也是廣大讀者關心的問題，商務印書館可以達到50%—60%的重印率，一年出版1000本新書的話，一般可以達到500本需要重印。

早在互聯網尚未大規模在我國普及時，「寒冬論」就曾在出版界暗流涌動。出版業當下正在遭遇巨大的危機，這已是業界共識。「就商務印書館而言，其生存與發展的危機至少來源於三個方面：來自作者群體的自助出版；來自讀者群體的閱讀習慣改變；來自其他出版機構的同行競爭。」商務印書館如何適應其社會角色的轉換？華東師範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仲富蘭認為，在媒介技術上，儘快跟上數字時代技術發展的節奏，開發數字圖書，完善「工具書在線」，將其打造成商務印書館數字出版的一大特色品牌；在出版內容上，除了把守工具書的出版優勢外，還要堅持學術經典優勢；在經營管理方面，發行渠道上要重視電商平台等。

商務印書館在中國社會現代大轉型中的重大作用和深遠意義值得令人深思和紀念，但今天的人們更需要考慮如何去繼承商務印書館這種傳遞民族文明之薪火、開啟國人之心智的歷史使命感。「未來的商務人如何繼承這一使命，繼續在啟蒙大眾、提升教育的道路上走下去？」上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哲學系副教授張亞月談到，除了繼續做好出版本業，商務印書館還有可能為加強中華民族的血脈紐帶而服務，以其分布於兩岸三地的實業為基礎，一方面做好文化紐帶，另一方面通過文化交流和融通而努力粘合碎片化的近代史與割裂的民族記憶。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572期第1版，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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