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野良子：被忽略的「真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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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真由美！」聽到一聲驚呼後，一個匆忙的身影停下了腳步，露出了一如36年前《追捕》中那個燦爛的笑容。她就是電影《追捕》的女主角——中野良子，而在中國觀眾的心目中她有一個永恆的名字——「真由美」！

現年65歲的她，依然風姿綽約，風采依舊。就算臉上出現皺紋，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中也會透露出一股優雅。

「真由美」在中國很出名，但人們對她的印象依舊停留在是一位擁有傳奇經歷的女演員，其實，比起演員的稱呼，中野良子更接近中日交流的使者，她為中日和平文化交流傾盡了半生的心血。

採訪中野良子的契機是因為高倉健去世，但是因為她住在京都，本人住在東京，一直湊不到合適的採訪時間相見。那段時間，因為高倉健去世引發的一股懷念熱潮，使得久未露面的中野良子也頻頻曝光。即使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採訪，談得更多的也是高倉健。這兩個在中國人情感上被牢牢拴在一起的人物，其實也存在著微妙的疏離感。

中野良子因為中國而改變了自己的一生，她並沒有止步於「真由美」，但這一切並不被人所知。在與她暢聊三個小時後，讓我感嘆的，並不是當年那部電影造成了萬人追星的奇蹟，而是這場奇蹟給她帶來的命運上悲歡離合。

《追捕》走紅「真由美」效應引發惶恐

時隔36年，當中野良子回憶起當年因《追捕》與中國結下的緣分的時候，感慨良多。她說：「作為一個演員，作為一個日本人，這段經歷都讓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在我從未踏入的鄰國，竟然有幾億人看了這部電影，而作為一個日本人，我發現我竟然如此不了解中國。」這段經歷給她帶來了新的啟發。讓她開始思考，日本該如何發展，又該如何在時代巨變中存活。她說：「我們該為這些變化做些準備了」。

回憶起當年第一次聽說《追捕》走紅的時候，她說，當時是通過電話得知《追捕》在中國走紅的消息。在偶然看到的電視節目中，有位研究中國的學者說，有一個叫中野良子的女士在中國十分人氣。這讓她感到驚訝。她沒有想到電視里那個和她穿同樣衣服的女子，竟然是自己。

中野說；「在看到報道的兩個星期後我來到了中國。在抵達北京機場的時候，竟然有幾百人敲鑼打鼓地迎接我。我用中文對大家說「我是中野良子」，但邊上的主持人告訴我說，你該說「我是真由美」。「真由美？」這是我從來沒有聽過的發音，那聲音就如同鐘聲迴響一般美妙。」「我是真由美」在她的聲音落下的時刻，人們的歡呼聲四起，而她還不知道那個詞的意思。這是她人生第一次經歷這樣的場景。

初次訪問中國的經歷，讓她認識了一個新的國度，這個國度里，所有人都歡迎她，在去酒店的沿途，掛滿了迎接她的旗幟，在飯店門口有幾百人為她奏樂。在參加上海魯迅公園的活動時，幾百人，甚至幾萬人簇擁在她身邊。在中國的每一天都有人呼喊她的名字，「真由美！你是真由美嗎？真的是真由美嗎？！」。她說，那就如同進入了一個特殊的世界。無論去哪，都能聽見人們的歡呼，這讓她在肉體和精神上都感到了奇特的變化。那呼聲如同革命成功後的吶喊。每個聲音都發自肺腑。

雖然在中國受到女皇般的追捧，而當時的中野良子卻開始感到惶恐。甚至深夜耳邊還迴響著人們的吶喊無法入睡，她說：「直到現在回憶起那段經歷我都覺得奇特。我覺得，當時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

初到中國，中野在身體和精神上都覺得有些吃不消，面對上萬人的熱情，她曾擔心會不會就這樣死在這裡，死在簇擁的人潮中。參加完上海魯迅公園的活動以後，她就一直呆在飯店，不想出去。她在精神上受到了衝擊，在身體上也感覺有些奇怪。比如夜裡無法入睡，「真由美」的喊聲回蕩在腦海，使得她在吃早飯的時候，都會莫名的說出「真由美」這三個字，她感到害怕，想儘快回到日本。

而這些情節，她也是在時隔多年以後才敢表述。因為作為一個演員，她怕別人認為自己精神有問題等等，產生不必要的誤會。

放棄演藝事業專註中日關係

對於《追捕》在中國能得到如此強烈的反響，中野認為，電影的情節或許巧合地迎合了當時中國人的精神需要。而當時在日本，《追捕》卻只停留在娛樂作品的範疇，並沒有像在中國一樣給人們帶來精神上的震撼。在日本也很少有關《追捕》在中國的報道，只有相關人員或是涉及中日關係的人才知道。

通過《追捕》，中野認識了中國，也讓她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新的選擇。中野說：作為演員，拍戲當然重要，但演員的工作，只有在和平年代才能實現，安全的環境也是拍攝的基礎，是人生存的基本。如果無法實現和平，又何談拍電影呢。」這也讓她開始思考，作為一個人應該為和平做些什麼。

作為一個星途尚好的女演員，中野良子在80年代以後，開始逐漸淡出影壇，把事業重心投入了中日交流上。那時恰逢中日關係蜜月期，中日往來頻繁，讓中野良子對友好交流事業有了美好的期待。

在同中野的交流中，我覺得她是一個慎重且大膽的人。她會慎重的考慮每一件事情，但又會大膽出擊。所以她會比常人多些擔心，但行動的時候又十分大膽。比如，在選擇做演員的時候，她會躊躇，在演劇學校畢業以後慎重地選擇回家。再做演員的時候，已經是畢業兩年以後了。她不會做沒有把握的事情。但她又十分大膽，比如說，會放下自己的演員工作，在那個消息閉塞的時代，衝到陌生的國家。

我想這一切都和她的童年經歷有關。她從小就是一個善於觀察的人。在她家庭的影響下，她喜歡觀察這個世界。而當她的舞台可以是這個世界的時候，她的目標就是去了解研究學習這個世界。她希望能為這個社會為這個世界做些什麼。所做的事情並不僅限於為哪個國家。

對於當初選擇這條路，她回憶道，當時的想法很簡單，就是要去學習，去互相認識。所以在36年前第一次訪問中國以後，她不僅走遍了日本，也周遊了世界，在世界各地演講。而她的活動也為她帶來了一個美好的稱號——「和平大使」。中野說：「起初我並不知道有這麼個名號。也是後來看新聞才知道的。或許這是中國媒體或者政府賦予我的吧。」

坎坷的日中友好之路

《追捕》之後，36年的人生路上，她不僅走過了中國的大江南北，參觀了所有戰爭紀念館，傾聽過許多經歷過戰爭的老人的講話。還在秦皇島建立了「中野良子小學」。對於那些經歷了戰爭的老人，她說，就算不問，也能從隻言片語中體會到他們所經歷的艱辛。這也讓她感受到了一種責任，中日友好交流，是她從未做過的事情，也是她必須要做的事情。從最初的躊躇到後來的遊刃有餘，這其中她挨過了許許多多孤獨的歲月，在隱忍中步步前行。

她說，那個年代，即使是日本擁有很先進的技術，也很難引進中國，因為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創傷，很難讓他們接受日本的技術。日本企業也承受過許多精神上的煎熬。而當時如果沒有政府的允許，日本人也去不了中國。

她曾踏訪過中國深山裡的鄉村，她說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才能真正了解中國。也曾作為首批外國人，探訪過西雙版納，為了獲得許可，她曾花費了幾個月的時間。但在西雙版納的時候她卻病倒了，她一直頑強地告訴自己「一定要好好地活下去」。當地的泰族居民也為她祈福。在回程30小時的巴士中她覺得難以置信，為什麼自己會跑到這麼遠的地方來。

還記得第一次去中國的時候，身邊的中國人行為很古怪，原來是在記錄我的講話。那人說，這些還要報告。我當時就想，戰爭真可怕，讓人互相懷疑，只有消除了這些懷疑以後，才能一起工作。當時住的酒店，所有房間只有一把鎖，有一個人負責開關。夜裡都能聽見開鎖關鎖的聲音。」

中野說，國家不同，人們的表達方式也不同。大家最初可能都會產生誤會，人們總是以自己國家的想法，去理解別人的國家。只有互相學習，才有助於相互之間的理解。這也是她在秦皇島建第一所太陽能小學的初衷。「有一個詞叫「樂志」，意思是「愉悅心志」。看到這個詞的時候我就覺得，這完全符合我們這個時代的需求。如果有時間，學習關於世界的知識，思考人們可能成就的事，學習對方國家文化，思考對方國家某些行為的理由。這會是促進人類進步的動力。雖然學校成立以後，我很少有機會再去。但我想，當時那所學校的小朋友們應該也都長大了，活躍在社會個個角落裡吧。」

在中國的經歷苦樂參半。她也有許多難言的苦衷。她說，那個時代，除了對中國感興趣的政治家或者研究中國的學者以外，媒體也不像現在這般熱衷報道中日關係。那個時代日中交流是在暗處進行的，近幾年才得以浮出水面。

唯有學習，才是解決中日隔閡的關鍵

日中關係的工作至今為止給她帶來的都一連串的驚訝。她說，人的智慧是從數千年前一點一點積累來的，在煩惱中實踐溝通。在遭遇困難的時候，彼此的喜怒哀楽互相碰撞，走到今天並不容易。大家應該往好的方向發展。不管哪個年代的人都應該互相學習。那就是和平文化。現在我們生活在不穩定的時代，正因為不穩定，才更應該去思考和平文化。如果中日關係驚人的好的話，那麼誰都不用去想了。

她說；「搞中日關係時就像行走在天堂和地獄之間，所以現在發生什麼，我都不會覺得驚訝。有個中國的評論家曾說過，日本如同動物園，而中國就是野生。我覺得他形容的很形象。中國和日本就是如此的不同。兩個國家的立場也十分不一樣。」

中日關係這十幾年來，起起落落，身在其中的中野良子也有著獨特的感悟：

「我希望中日之間能以各種角度，在各種年齡層之間，以各種形式，互相學習。在一種輕鬆愉快的氛圍下交流，反而能得出意想不到的結果。緊張的氛圍下只能得出相同的意見，在吃飯聊天這種狀態下，才更有助於彼此交流理解」這也是中野多年的經驗。

追憶「杜丘」逝去的高倉健

因為《追捕》，中野和高倉健也結下了一段深刻的「戰友情」。然而，實際上，他們二人的來往並不多。

中野記得，最後一次見到高倉健是在某家飯店大堂，偶然的相逢，彼此都份外懷念。雖然只是簡單的微笑問候，但曾經的默契從未消失。而她也沒想到，這竟然是她和高倉健的最後一面。斯人已逝，她最想對高倉健表達的除了對那段「戰友情」的感謝，還有對彼此之間默默扶持的感激。

中野說，中國觀眾對《追捕》中，真優美救杜丘的場景印象最為深刻，總會問我，為什麼我會去救他？劇中的台詞是「因為我喜歡你（あなたが好きだから）。」當時拍攝場景的時候非常艱難，樹多路也難走，燈光照在馬上，馬也很難控制。雖然之前多次練習騎馬，但還是難免緊張，但他卻默默地輔助我，那個鏡頭在我們的彼此協助下一次就拍攝成功了。

兩人一起拍攝的時候，經常一起吃飯聊天，但私下見面的機會並不多。中野記得有一次去拜訪朋友，他也剛好是高倉健的朋友。那天高倉健要來。她很好奇，私下的高倉健是什麼樣子，就在朋友慫恿下，扮成了他的夫人，帶上圍裙和頭巾迎接高倉健。那天，高倉健戴了一頂棒球棒，一進門就語氣輕鬆地和朋友問好，還聊了很多。她發現原來私下的高倉健也很健談，並不是電視里沉默寡言的樣子。

還有一次，在中野即將結婚的時候，高倉健得知消息，竟然在第二天一早7點前就請人送來了300支玫瑰花，這或許就是第一時刻就送來的祝福吧。

中野說：「我還記得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時候，從他身上感受到一種類似光的東西。我們都站定不動，彷彿墜入了一種異度空間。在我們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這種感覺也並未消失。明明兩人距離很遠，但我還是一眼就認出了他。」在中野眼裡，高倉健有一種與眾不同的氣場。而支撐這種氣場的，是高倉健強烈的精神世界。

而提到遺憾，中野說：「如果曾經有機會，我還想和他拍一部片子，以中日美三國為背景演繹一段杜丘和真優美的的後續。在第一部《追捕》的多年以後，再一次和高倉健站在一起。我想高倉健也很感謝中國的觀眾對他的重視，如果我沒有在36年前就去中國，或許有機會和高倉健一起出現在中國觀眾面前，而我的人生或許也會發生轉變。」

高倉健逝世後在中國引起的巨大懷念思潮，讓中野良子再次感嘆三十多年前一部電影造成的奇蹟效應，是如何改變了他們二人的一生。

雖然他們二人都在《追捕》走紅之後，有意識地向中國發展。但是二人的結局卻大不同。高倉健在《追捕》以後沒有立即去中國，可能也有考慮過中日關係。而在十幾年後高倉健去中國的時候，中國早已不是以前的樣子。不是那個所有人都穿同樣的衣服，騎同樣的自行車，同樣的髮型的年代。高倉健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真正「開放」的時候去的中國。

而中野去中國的時候，限制還很多。日本也對中日關係沒太大興趣。媒體都不會報道中日關係的事情。但那時她的工作重心又偏離了演員，所以她的名氣也就隨之減淡了。

然而，高倉健2005年和中國著名導演張藝謀合作的電影《千里走單騎》，締造了高倉健事業的又一高峰，那時的在中國的受歡迎程度也頗為可觀。這些都是中野良子所不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