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方舟：文學是卸下社會面具的手

文學和社會一直存在著一種張力。一方面，社會生活是所有文學的源頭，最初的詩和歌都是傳唱在先民中的神話。但是，當文學發展為一個獨特的技藝之後，它發展出了一套審美的等級，有了通俗文學和純文學的區別，我們不但在寫作中設立了門檻，也給欣賞設立了門檻，要欣賞更好的文學，我們假定除了少數天賦異稟的讀者，多少是需要攀爬過一塊高地，才能站得更高看得更遠。這就導致我們的文學發展到了今天，變得更為精緻專業，卻也喪失了和更廣闊的社會產生交流的能力。文學是服務於社會，還是服務於藝術？是文學的歸文學，社會的歸社會？還是文學如果不面對社會，就沒有意義？這些爭論每隔幾年就重新出現，如同鬼打牆。而我，想談談這個看似老生常談的話題。

我上面說的這種更為精緻專業的文學，它有一個想法是追求真正的美，為藝術而藝術，那麼脫離社會風潮和流行文化的影響就不但是自然的結果，而且是主動的追求。在文學和社會的關係上，比如納博科夫就覺得文學不該涉及政治，小說應該追求的是描述永恆的人性和藝術。

但我覺得文學和社會之間存在一個互相服務的關係，並不必然導致文學喪失它永恆的追求或者流於庸俗。首先，就像上邊提到的，生活是文學的源泉和最根本的動力，每個時代都有它的時代精神和獨特的風尚。把握這種風尚就是把握了時代的靈魂，雖然人性是永恆的，但是同樣的人性在不同的情境和時代中有不同的表現。對這種獨特性的描述是對人性理解的豐富，而不是簡單的隨波逐流或趕時髦。

第二個呢，就切入我們今天的主題，文學對每個時代最本質的靈魂和精神的描述，對它的崇高和卑鄙、平庸和乖戾最誠實的反映，對社會來說也是鏡鑒。像我很喜歡也經常提到的南非作家庫切，他的作品離開種族隔離和種族關係是無法理解的，但是他對舊南非種族關係的關切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政治和宣傳，深入到被時代所塑造甚至扭曲的靈魂。這種震撼的表達實際上強迫南非、強迫整個世界去觀看一段無法迴避的歷史、無法迴避的人性。另一個例子就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描述的是俄羅斯20世紀前半葉的社會。這部作品和他的作者沒有直接找上政治，但是被政治找上了。因為當時蘇聯的社會和當權者還沒有勇氣或能力去面對《日瓦戈醫生》里所表現出的俄羅斯的靈魂和真實。許多社會無法承受真實的刺痛來自省，哪怕是、或者尤其是當這種真實以文學的形式表達出來的時候。

這就談到了今天演講最後一個主題。什麼是一個理性社會？在一個理性社會裡文學扮演什麼角色？一提到理性我們就想到冷冰冰的邏輯和計算，好像和文學的固有印象，浪漫激情幻想什麼的相反。其實理性社會不是冰冷的社會，它首先是有知性誠實的社會，是一個可以承受和觀看自己的醜陋，並以良心和勇氣加以改變的社會。文學在這個過程中，它扮演了一個不可替代的角色。因為文學在暴露或者說得玄妙一點，文學在發現和構建真實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它和一般意義上的非虛構寫作或紀實寫作還不一樣。文學不是脫離事實的，但是它超越事實。它可以通過虛構來發現社會迄今為止只在懵懂中才隱約感受到的、自己隱藏在陰影中的真實。人性是重重的迷霧，但即便是描述最黑暗人性的文學也可以是照進幽谷里的一絲光明。

文| 蔣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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