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維新親歷記

撰文：薩道義

翻譯：譚媛媛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1862年，薩道義作為英國外交使團翻譯來到日本，直到1869年歸國，他經歷了開放通商、尊王攘夷、下關之戰到內戰爆發、天皇親政等一系列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他以第一手資料，忠實記錄了日本各階層在大變革中尋找出路的艱難歷程，以及他眼中的日本人、日本精神和日本文化的本質。以下史料選自薩道義記錄的「從大坂去江戶」部分。

薩道義

幾個世紀以來，日本內陸一直是歐洲人不得涉足的禁區。只有荷蘭商會的會長先生是唯一的例外。每隔一段時間，他都會經陸路前往江戶，向大君和他的閣老呈上貴重的禮物以示敬意。有關這位向大君「納貢」的民間使節，坎普法在他的書中做了諸般有趣的記述。然而1858年簽訂的友好條約賦予了各國外交代表在日本國土上自由旅行的權利。阿禮國爵士在他的《大君的宮廷與首都》(Court and Capital of Tycoon)一書中披露，他本人早在數年前就已行使過這一權利。可惜的是，爵士的這本遊記，對其後的大多數旅行者來說並無太多可參考之處。實際上，日本民眾酷愛旅行。書店中擺滿了前往各地的旅行指南，事無巨細地記載著各地的旅館、街道、路程、輪渡、寺院、出產等有關旅行的知識。旅行者還可輕易買到各式地圖，其比例雖並不百分之百精確，卻也大致囊括了旅行途中所需的一切詳細地理標識。另外，還有一些莫里出版社讀者們必定會大加喜愛的「東海道旅行指南」，書中包含了大量的宗教傳說、歷史故事和民間神話的精美插畫。本州島大島上共有兩條連接東西兩個都城的交通大動脈：一條是中仙道，意為「山中之道」，連接著中部各藩；另一條即是東海道，意為「沿東部海岸之道」，顧名思義，沿途皆為海岸地帶。實際上，「東海道」原非這條道路的名稱，人們後來借用了道路途徑的行政區劃的名稱。這條日本第一交通大動脈，據官吏們說，沿途的住宿設施也是全日本最好的。自第三代征夷大將軍德川家光設立「參覲交代」制度以來，陸路成為日本內陸最主要的交通手段。幹道上每隔數英里便設有宿場（驛站），以便向過往行人提供腳夫和馬匹。此外，還有專供大名或政府高官歇息的官方高級旅館「本陣」。在本陣周圍，往往會鱗次櫛比地開設著許多普通旅館和餐館，以供大名的家臣、隨從或行商者使用。不僅是道路沿途各藩的大名，京都以西各藩的大名們也都將東海道視為出行的必經之路。此外，每年大批前往伊勢神宮或其他有名的寺院參拜的信眾也熙熙攘攘地往來於這條道路之上。因此，無論從政治還是民間角度來看，東海道都是全日本最為繁忙和重要的交通大動脈。日本套色版畫的收藏家們，對於描繪東海道沿途風物的成套作品大抵都再熟悉不過了，因為在那些繪畫作品中生動地描繪了當時日本人生活的真實景象。最有名的日本小說之一、十返舍一九所著的《東海道徒步旅行記》，講述了兩個快樂的男子從江戶到京都旅行途中的種種軼事。書中描述的沿途53處宿場的景色，還成為很多日本兒童開始讀書認字時的第一篇課文。除了優美的景色，東海道的種種歷史傳說，在日本人的精神領域中也佔有重要的位置，正如萊茵河之對於古時英國旅行者的意義——在羅蕾萊之崖隧道開通之前，旅行者們都崇尚駕駛四輪馬車進行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旅行，而不是像如今那些來去匆匆的觀光客們，藉助火車在幾小時內便將沿途的浮光掠影「遊覽」完畢。無論如何深入細緻地琢磨地圖，世上也沒有不經實地考察便可完成的地理學研究。伴隨著徒步旅行中所體會的愉悅、疲憊、天氣及種種想像，旅行者對於地形或地理的印象將愈加清晰難忘。而歷史學者則可透過徒步旅行深入體會時代的變遷，乃至某場戰爭的過往。

日本這個國家，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戰亂後也誕生出特有的政治組織形態。深入了解其內部情況，將有助於我們理解敵對各方之間的鬥爭形勢。然而，我向上級申請經由陸路返回江戶卻並非出於上述公務方面的理由，而是純粹出於我所懷有的對日本無窮盡的好奇心、對冒險生活的熱愛，以及——尤以此項為甚——對軍艦生活的厭煩。從加萊港坐船到多佛大約只需一個小時左右，而步行則需花費一整天。但相比悶坐在船艙中發獃，我想，大多數讀者也會像我一樣寧願選擇後者。

我和沃格曼已經習慣了日式飯菜，因此我們決定，旅行中不再攜帶食物以及用餐所需的刀叉、洗手杯、餐巾等物。因為找不到馬匹，我們便買來兩頂舊轎子，並找人略作修理。每頂轎子的價錢是32枚「一分銀」銀幣，大約不到四英鎊。轎杠是以長長的松木製成，當地通常稱其為「桐木」。轎中鋪著外裹錦緞的厚厚的棉蒲團，剛好容得下一個人盤膝而坐。朝向前面的窗戶上方有個小架子，窗子下面還有一塊可以折起的、充作桌子之用的小擱板。轎身兩側的滑動轎門上都有兩層窗戶，紙窗用於擋寒，紗窗則用來換氣，還能防止塵土的侵入。倘若遇到雨天，還可放下帘子擋住窗戶。轎身通體似乎還包裹著一層黑色的油紙，油紙上留有小孔，方便乘轎者查看轎外的情形。另外，轎身外側掛著油紙製成的窗帘，只在陰雨連綿的天氣里才會用到。我們倆各自將行李塞進兩隻當地人稱為「兩掛」的長方形柳條箱里，由腳夫用黑色的扁擔挑著。我帶的寢具包括兩床日式被子——被面是白縐紗的，四周用普通的「大和錦」裹邊，一件天鵝絨領子的帶花紋的厚實的棉睡衣，以及兩隻西式枕頭。這些大行李統統被塞進柳條箱里交給兩名腳夫負責搬運。所有的行李箱上都掛著一塊小松木牌，上面用漢字寫著我的名字和官銜。從公使館配備的日本人護衛（別手組）中選拔的10名護衛和日本外務省的兩名官吏也與我們同行，後者還將負責沿途的住宿安排——從伏見到江戶有320英里的路程，大約要走上16天。出發前，我們先大致確定了每天的用餐和住宿地點，並做了一張旅程表。

5月18日上午9點，與當地的洋務奉行告辭後，我們便離開了那座一直居住的寺院。計劃在伏見與帕卡斯公使的隊伍匯合的威利斯陪著我們走了一程。之後，我們在河岸的八軒屋碼頭登上了遊艇，護衛們和日本官吏乘另一艘船相隨，另有兩艘小船載著腳夫們和行李跟在他們後面。河中水流湍急，船行駛得很慢。然而一想到我們須得保持英國外交官的堂堂威儀，我便也只能按捺下自己那天生的急性子。到達某個水深足夠停靠的地方後，我們的船便停了下來。船夫跳上岸，拉著帆柱上的纜繩牽引船靠向岸邊。舵手則小心地擺弄著船舵，以免船身撞上河岸。待船身轉向對岸後，船夫又返回船上，撐著船篙將船向對岸擺渡，然後再次跳上岸用纖繩牽拉船隻。河道曲折蜿蜒，而且堤岸高聳。從船中望去，只能看見寬廣的河面和遠方的山頂。天氣晴朗，在抵達箱根之前，我們卻對途中的景象一無所知，只能在想像中描畫我們所經之地的一切美景。在過去的五星期里一直公務纏身，我已疲憊不堪。但想到接下來將有兩星期的假期可以享受，便頓覺欣欣然興奮不已。

1點鐘左右，船隊到達位於大坂上游約五英里處右岸的一個名叫吹田村的小村莊，所有人都上岸去吃午飯。午飯只有米飯和豆腐，實在難以下咽。我只得用「戰場即地獄」那句話來安慰自己，勉強吃幾口。一路上，我們的船隊不斷與其他船隻擦肩而過，既有擠滿了乘客順流而下的客船，也有滿載成包大米的十艘駁船。6點半時，我們又在枚方——一個比吹田村大得多的集鎮靠岸，享用了一頓有湯有魚的晚餐。我們三個人，再加上三名僕役的飯錢一共花了不到一枚銀幣，我在飯錢之外又多付了一枚作為「茶水錢」。野口負責我們旅途中的一應支出用度，「茶水錢」的多少也全都由他酌情決定。我感嘆飯費的低廉，店老闆解釋說，按當局的規定，凡公務旅行者的花費支出，只能按市價的四分之一收取。吃完晚餐，我們乘著月色繼續前行。夜幕中浮起一層薄霧，籠罩著寬廣的河面，周圍的景物也因而滋生出一縷神秘的氛圍。此情此景，正是日本所獨有的秘境，若非生於斯長於斯、深諳其美的本地藝術家，絕難以人間之筆將其描繪於紙上。

日間燥熱難耐的空氣已變得十分清涼。我們叫人從行李船上取來被褥，鋪在船兩側的甲板上，便在露天中躺下。凌晨2點，我醒了過來，發現我們的船停在橋本對面、距離右岸的哨卡很遠的河面上。哨卡由大君的閣老之一松平伯耆守的軍隊把守，它的對面則是伊勢大名藤堂的地盤。我們的船一度已行駛到淀城附近，卻因未審驗旅行許可證而被勒令返回。待一切手續辦理完畢、再次行駛到淀城時，已是清晨4點。月亮已隱入夜色，四周一片漆黑。淀川在此與木津川匯合，繼而被河中心的小島劃分成數條水道。我們的船沿著右岸行駛，大約6點鐘的時候抵達伏見。帕克斯公使一行也在那裡，正準備出發前往敦賀。一位慷慨的館員把他保存的最後一盒雪茄煙贈給了我們。在大坂逗留得太久，我們的雪茄早已抽完，一路上只能用日式的小煙管湊合——對於我們那早已習慣雪茄強烈味道的喉嚨來說，那簡直淡若無物。日本的煙管由金屬的煙嘴和結實的竹管製成，最大的缺點是容易淤積煙油，每天至少得用堅韌的桑樹皮紙捻清理一回。威利斯在伏見辭別了我們，加入了公使一行。幕府方面對公使的那趟出行大為警惕，唯恐公使順路私自前往京都。以公使那熱愛冒險的性格來說，有此舉動也毫不奇怪。

吃過早飯，我們換乘轎子，開始了我們的陸路之旅。一大群「町方」，即各級別的地方市政官，穿著他們名貴的周日禮服護送我們走出城中，並陪著我們在宇治川的河岸與覆蓋著優雅竹林、低矮松樹的小山之間的小路上走了大約一英里，直到拐上東海道的大路方才離去。從京都到下一個歇息處——大津，沿途都是用石塊鋪成的、類似某種軌道的道路，以供那些運送較重的貨物、車身很寬的牛車通行。我們在途中就遇到了40輛為駐留在京都的大君護衛隊運送大米的牛車。追分是個小城，位於山城藩與景色優美的琵琶湖交界處的連綿的小山腳下，以出產煙管、算盤和一種被稱為「鳥語繪」的繪畫而聞名。路邊散落著一些烘茶作坊——與當時的大部分作坊一樣，規模都很小。人們先將新茶的嫩葉用水浸濕，平鋪在烘板上，烘板下方是石灰壘成的爐灶。在爐灶中加入柴火，烤熱烘板，匠人們再逐一用手捻制烘板的茶葉。如此炮製出來的新茶，以溫水泡開後，便可生出具有足以與好茶媲美的清爽口感。然而那些作坊的規模實在小得可憐，每家作坊中的勞作者不過一兩個人而已。

午後1點，我們到達大津。匆匆吃過午飯，我們便趕往靈山寺觀賞天下聞名的琵琶湖的美景。然而在正午的暑氣中，湖面上籠罩著一層灰濛濛的霧靄，期待中的湖光水色完全沒了蹤影。倒是我們歇腳的高島屋的服務十分周到，護衛和洋務官員們爭先恐後地呼應著我們的吩咐。從大津一路前行，湖邊的道路十分平坦。通過膳所，即本多隱岐守城堡下的小鎮後，我便下轎步行。在瀨田那座雄偉的雙層大橋上，我望見湖中有兩名男子坐在小舟里垂釣鯉魚。湖邊的淺灘上插著許多用蘆葦編成的籬笆，將海灘上隔出形狀不一的小水灣。當海面上風高浪急時，驚慌的魚兒們便會爭先恐後地游進這些小小的避風港。當夜，我們計劃在草津宿營。快要到達那裡的時候，我又鑽回了轎子，一來為躲避圍觀的人群，二來也為了保持官威。在當地人看來，徒步行走對「大人物」來說是不體面的。到了城邊，城中的官吏和官方旅館的老闆早已在那裡迎候。見我們到來，他們趕忙呼喝驅散早已擠得水泄不通的圍觀人群，為我們的隊伍清理道路。轎夫們也紛紛加快了腳步。這一來不免令我們大吃苦頭：那轎子原本就算不得舒適，而當轎夫們甩開腳板飛奔時，坐在轎子里的人更加苦不堪言。

轉過街角，轎夫們在一座黑漆大門的建筑前落了轎。大門兩側的門柱旁，整齊地堆放著滅火用的沙子和水桶。這便是被稱為「本陣」的官方高級旅館。在我所見過的日本旅舍中，這座建築最為氣派威嚴：紋路優美的上等木料、色調雅緻的壁紙、錚亮的黑漆木格和摻有金箔的紋樣風雅的和紙組成的推拉門，以及色澤青翠、用印花棉布包著邊的、看來既堅固又厚實的榻榻米，無一不顯示出堂皇的官家氣派。最高級的房間雖然只有12英尺見方，地板卻比其他房間高出6英寸。充作床鋪的地方還另外加鋪了一層榻榻米，以使尊貴的客人能正襟危坐。我們的行李則被放在房間兩側的走廊上。可惜的是，推開窗戶，卻只能望見四周被黑色板壁圍起來的內庭中的景色。按日本的習慣，大人物不可隨意四處張望，更不能輕易被小民一睹尊容。旅館老闆帶著一些小禮物前來請安。他深深地俯首行禮，前額幾乎貼到了地板。不久，他再次前來，以同樣謙恭的態度對我們支付的兩枚銀幣的「茶水錢」表示感謝。之後，當我們準備依次沐浴時，一位絕非手足無措、卻略顯拘謹的少女問道，是否可為尊貴的大人們「擦洗玉體」？可惜，我們自幼所受的教養，無論如何不能叫我們習慣在洗澡時享受一位美貌女子的服侍，我們便謝絕了她的好意。

晚餐時，我們點了魚和清酒，藝術家沃格曼先生還叫他們添了幾次飯。店家素來聽說歐洲人只吃牛肉和豬肉，見我們大口吞下白米飯的樣子都驚詫不已。到了就寢時間，侍女為我們鋪好柔軟的絲綢被面的被子，在火缽內放進一塊燒得正旺的木炭，再用白色的灰蓋好，然後將火缽連同一壺新沏的茶一起放進我們的蚊帳，並對我們道晚安。我們第一天的旅行就這樣結束了。

出門在外的日本人都慣於盡可能早地動身。他們在天還沒亮時就已起床，從廚房洗碗池旁的笸籮里抓起一把鹽擦牙，再用清水洗手洗臉。匆匆吞下幾口早飯後，無論太陽是否升起，便都踏上了旅程。早早出發是為了儘早趕到下一站的宿處，因為旅館給客人準備的浴池只有一個，而且中間並不換水。越早到達，越可挑選更好的房間和享用更清潔的洗澡水。在一些偏僻地方，旅館的洗澡水甚至接連幾天都不更換，浴池裡的水渾濁不堪，還散發出陣陣臭氣。我們則無須一大清早就與鬧哄哄的本地旅行者競爭，直到7點半左右方才上路。以平均每小時三英里的速度行進，我們每天大約只能走20英里左右。加上途中的歇息停頓，直到晚上6點，我們才到達當天的住處。

每天旅途中必需的停頓首先是午餐（當地人稱為「午歇」），至少要花費一個小時。其次，像我們這樣「尊貴」的要人的隊伍，上下午至少也應各「小歇」一次。此外，途經景色優美之處時，席地而坐，邊享用茶水點心邊欣賞清風美景，也是日本自古以來旅途中的風雅習俗。第三天途中，我們將轎子停在梅之木，走進一家能夠眺望有名的百足山景色的茶屋裡略作盤桓。此後，我們又在石部停留了半個小時，因為那裡豎著一塊木牌，上面明白無誤地寫著「英國通譯官小憩之處」。到了水口，我們又發現了有魚、湯和米飯的頗為奢侈的便當，於是又花了1小時15分鐘吃午餐。在以「味增腌野雞肉」聞名的大野，我們又停下來喝茶，還順便享受了美貌女子們故作嬌羞的款待。沃格曼先生的裝束——寬大的藍色棉布褲子，鬆鬆垮垮的黃色繭綢無領外套，還有頭上戴的那頂圓錐形的灰色氈帽——不時引得人們議論紛紛，猜測他究竟是個歐洲佬，還是個貨真價實的中國人。到了有名的產茶地前野，我們在茶葉店又歇息了30分鐘，品嘗了好幾種不同的茶。照日本人的規矩，這種行為也有損於「大人物」的體面身份。但我耍了一個花招——讓野口前去付賬，從而保持了我們的威嚴。因為據說真正的日本貴族，不僅應該遠離金錢，甚至不知世上金錢為何物。茶葉店老闆還聲稱他的茶全都是由處女採摘並烘焙而成，但我明白，他不過是在糊弄我們這些「什麼都不懂」的外國佬罷了。

沿途大部分的店面中都貼有寫著「諸事節約」的漢字貼紙，言簡意賅地表明店主的家族成員和僕役均無意承擔交際遊樂等不必要的開支。沃格曼把他的一些素描畫送給店裡的人，因此大受歡迎。畫作的題材大多是我們沿途所見的風景、當地美麗的少女之類。那些少女得知自己的姿容將被定格在紙上時，臉上都洋溢著既害羞又得意的微笑。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那些無處不在而又謙卑恭順的日本侍女都讓我頗感不自在。後來有人告訴我，日本的大人物們通常都有自己的貼身男僕，侍女們一律不準接近他們。我們方不由地哀嘆，原來我們這些因公務而被臨時拔擢到高位的傢伙果真算不得真正的大人物，同時也對那些品行端正、只由男僕服侍的——至少在公開場合如此——貴族王公們大感同情。被當作「要人」的另一種禮遇是：凡我們經過之處，官差們必會為我們的隊伍開道，口中呼喝著：「跪！跪！」命令百姓在路旁下跪行禮。在當時的日本，庶民必須對大名——無論是當地的還是外藩的——行跪拜之禮。一些幕府的高官，例如神奈川的奉行，也趁機要求治下的民眾下跪行禮。所有的外國居民都對此深惡痛絕，唯一一位曾屈從於這一陋習的外國人是尤金·范·李德先生，在不幸的理查德遜遇刺身亡的那天，他不幸遭遇了島津三郎的儀仗，只得按日本的習俗下跪行禮。這種禮節的起源，大約是因為在日本禮儀中，起立被視作某種不敬。另外，下跪也可防止行禮者出其不意地襲擊受禮的貴族。日本人對於站立姿勢的不滿，我在某次參觀武士子弟學校時感觸頗深。那次拜訪時，我先是按規矩脫靴摘帽，並將帽子放在入口處的榻榻米上，在對方禮貌周到的引領下步入室內。屋裡的地板上，30名少年正襟危坐，面前放著漢文書籍，在六名教師的監督下，複述另外一些年長的學生背誦的課文。我站立著朝他們行禮問候，但學生們無一人理會——那時我尚不知曉，自己的舉動在日本人看來已屬無禮至極。多虧一名護衛的提醒，我才意識到問題所在，便趕忙坐下朝他們再次行禮。這一次，不僅是學生，連教師們也紛紛俯身還禮。他們嚴格地遵循禮儀的規定，前額貼在地板上深深叩首。從那以後，我決意盡量遵守日式的禮儀，雖然我那僵硬的腿部關節使得我很難保持「跪坐」姿勢。然而我到底不能勉強自己像日本人那樣將額頭貼到地板上般深深叩首——假如對方打算趁機羞辱面前的「夷狄」，故意不俯身向我還禮，又該當如何呢？其實，日本人之間也常懷著同樣的疑慮。我經常看到兩個人在相互行禮時用目光窺視對方的情形，大抵也是為了觀察彼此俯身的高低是否對等吧。

我們走在城中的大街上時，總能引發當地人狂歡節一般的喧囂熱鬧。在大名城堡下的小鎮龜山，成群結隊的武士、歡天喜地的孩童將道路擠得水泄不通，等待著我們的出現。一些年輕的小姐還按當時的時尚在臉上塗滿了白粉，顯得格外嬌艷嫵媚。

我們在當地發現了幾種有趣的交通工具。例如一名男子用系在扁擔兩端的粗繩網兜挑著兩個孩子，或者兩名婦女合騎在一匹馱馬上之類。在關市和桑名之間的平原地帶，人們還使用一種類似倫敦的水果小販所用的敞篷貨車。不同之處在於，拉車的不是騾馬而是人，車上裝的也不是貨物而是乘客。它的體積很大，大約能容納六名成年人，大約是1869年以後開始流行的人力車的雛形。歷來不在乎「官威」的沃格曼（要知道，他這次的旅行並非以藝術家身份，而是作為英國政府的外交人員）躍躍欲試地想要乘坐這種新奇的交通工具，於是我們花了三個天保錢（約合兩個半便士）的車資，乘著它從富田走到了桑名。在小向的茶鋪，店老闆送了我們幾隻粗陋的「萬古燒」茶壺。「萬古燒」是一種純粹以手工捏制的珍貴而樸素的陶器，壺身內外都還殘留著工匠的指印。

22日，我們到達了德川家最重要的譜代大名之一、松平定敬藩領內的重鎮桑名。路上照例擠滿了看熱鬧的人群，讓我們的行進極為艱難。隊伍急急地拐上岔路，通過一座箭樓下的街道，接著又穿過外城的城牆，總算到達了位於入江岸邊的官方旅館。小販們蜂擁而至，向我們推銷萬古燒、美濃的奇石和名古屋的扇子等土產，結果我們那天整晚就在採購貨物中度過了。

從桑名到宮的一段路程我們選擇了海路，乘船橫穿過尾張灣。如今（1887年）那裡已開通了定期汽船，但當時（1867年）能夠找到的只有用厚木板勉強充作船艙頂棚的破舊帆船。我們7點半出發，大約11點抵達對岸。全程大約7里，約合17.5英里。眼見當天不可能再走到下一處宿頭，我便建議下午索性在名古屋城內遊覽。宮大約位於名古屋的近郊，離城中並不太遠。

名古屋城以16世紀末織田信長最初建造的城堡而聞名天下。它的城樓上裝飾著兩尾巨大的金色海豚，是現存最為雄偉莊嚴的城堡之一。然而洋務官員們聲稱，我們的旅遊許可中不包括脫離東海道前往名古屋的權利，他們自己顯然也不打算承擔「越權擅斷」的風險。另一方面，帶領外國人進入尾張藩藩主的城邦需要事先取得藩主的准許。雖然他們口口聲聲說要儘快奏請藩主，但那不過都是些敷衍的託辭罷了。商人們帶著扇子、金屬工藝品、漆器和縐紗紛紛來到，我們便也樂得藉此打發時間，等著名古屋方面的回復。沃格曼的繪畫似乎已名聲在外，有人給他送來了一大堆中國宣紙和扇子。旅館老闆幫腔說，送禮的是位本城頗有地位的市民，他很希望獲得沃格曼的作品。於是我和沃格曼便欣然提筆，他在扇子上作畫，我則為每一幅畫題上詩文。其間，清酒倒是給了我們不少靈感。然而後來我們才得知，我們精心繪製的扇子居然在市場上以一枚銀幣一柄的價錢出售，便再也不理會那位利用我們牟利的卑鄙小人了。

晚間，我們換上日本的和服，又招來幾名歌舞姬，邀請兩位洋務官員和護衛們一同飲宴。護衛們都樂不可支，有人還即興跳起了戲劇里小丑的舞蹈。性情開朗的大個子佐野還模仿起了名藝人的表演。宴會到9點鐘方散，人人都酒足飯飽而歸。

次日，我們途經以出產印染棉布——類似於印度的班丹納——聞名的有松時，前去參觀了長崎的荷蘭商會會長參拜江戶幕府時駐留過的店鋪，店家給我們看了記載著荷蘭人採購清單的賬簿。遵從淵源已久的慣例，在這裡購物似乎成了外國人應盡的義務，於是我們按例購買了幾匹當地的紡織品。令人詫異的是，那些分明產自本地的名產，卻被冠以「鳴海」——即離本地最近的官方驛站——的名號。野口和兩名日本官吏出面與店家討價還價，沃格曼和我則在一旁故作威嚴地抽著煙不發一言，以示大人物「不涉金錢」的風範。那家店鋪看來與官府的關係相當密切，老闆家中甚至持有數支火繩槍。而附近的房屋也明顯比普通的日本建築雅緻精巧得多，充分證明了紡織業給當地帶來的繁榮。

我們在知立的一家旅館裡用午餐時，店老闆偷偷地找到野口，聲言阿禮國爵士在1861年光顧此地時曾付過四枚銀幣的「茶水錢」，並要求我們也須得照此慣例付錢。野口斷然拒絕，並告訴他我們只能按其他地方的市價、即半個銀幣付錢。涉及花費的事我們一律任憑野口全權決定，他是個正直無私的人，值得信賴。下午，我們的隊伍在一家叫「立場」的茶館略作停留，以便照例讓轎夫們歇腳。店家端來了蕎麥麵，言說是此地的名產。我們品嘗了之後卻發現，它味道甚至還抵不上其他地方最平常的蕎麥麵。因久仰沃格曼的大名，店家早早便備好了繪畫用的紙筆和墨汁。就在我們品嘗當地的蕎麥麵的功夫，沃格曼已完成了一幅傑作，生動地描繪出我們吃著麵條、喝著用葫蘆從宮帶來的清酒的模樣。

因矢作川上的橋已經坍塌，我們只得乘渡船過河。城中的官吏和警察前來迎接我們。警察是當地的大名特意差遣來的，照例在隊伍前頭喝令著「下跪，下跪」！圍觀的人群中混雜著不少武士，聽到喝令也都立即跪了下去。如此一來，他們的視線剛好可以與轎子的窗戶齊平。進城出城，我們都必須依照禮法乘轎而過，而有失身份的徒步行走只有在路途之中或偏僻的鄉下地方才被允許。

次日一早，天下起了雨，而且沒有絲毫放晴的跡象。我們只能躲在罩上了油紙的轎子里趕路。從轎窗望出去，只能看見附近幾碼開外的景色。沿途的道路大多很平坦，只經過了一段不足6英寸深的水坑。在新居町附近，有一處靠近濱名湖灣岸邊的檢查所。旅行者們必須在此下轎，接受嚴格的檢查。為表示尊重，還須脫掉靴帽。前一晚與官吏和護衛們喝酒時，我曾對此發過一通脾氣，追問兩位日本官員為什麼我們也須遵守當地檢查所的混賬規矩。此刻，我打定主意預備拒絕接受檢查，但官差們卻只是將轎門拉開一半隨意一瞥便揮手放行。原來，兩位隨行官吏連夜與檢查所方面進行了協商，做出了小小的讓步，即允許他們「檢查」轎子，檢查所方面因而算不上失職。同時，拉開轎門進行「檢查」的並非檢查所的官差，而是其他什麼衙門的官員，對我們來說也可勉強接受。如此，我們總算沒有下轎接受檢查，得以保全了洋大人的體面。

數年前，濱名灣一帶的淺灘上已建起相連的土堤和木橋，形成了長約一英里左右的通路。然而在當時，我們只能依靠僅能容納一頂轎子的小舟擺渡往返。海灣入口兩側向內延伸的山崖包圍著海灣，看起來就像一個平靜的內陸湖。我們朝海中駛出約一半的路程，才看到海面上泛起了細碎的浪花。幸運的是，那天風平浪靜，海面如同鏡子般閃閃發光。在濱松西面約兩英里處，當地的大名井上河內守派他的家臣前來迎接我們——他們都戴著鬆餅形狀的黑色扁帽。作為幕府的閣老，井上顯然打算更隆重地接待我們。行進到城門口時，我發現迎候官員明顯又增加了不少。我們的隊列因此也產生了變化：原來兩位綠衣的「町方」之間又加入了一位身著褐色官服的本地「町方」，三人排成一行，在最前面開道；隨後是兩位「宿役人」和兩位「制止」（傳令官）前後分列兩側。他們精明強幹，高聲呼喝著「迴避，迴避」！提醒路邊過於靠近的一些年輕武士退後。我們的轎子則跟在他們身後，左右各有一名「別手組」的日本護衛步行相隨。一名持槍的「同心」，即警察，以及其他的護衛、僕役、腳夫等則順次跟在轎子後面。

抵達住處後，一些當地的大商人前來拜訪，稱大名命他們來聽候吩咐。此外，廚房裡還聚集著幾位大名的家臣，準備擔任夜間的警戒。廚房位於整棟房子的正前方，十分寬大，能容納不少人。次日我們出發時，又按與進城時相同的隊列出城。走出城門後，一位官員遞給護衛一張按禮應呈送我們的名刺。到了城外，官差們進行交接，四名戴著黑帽子的「制止」加入我們的隊伍，並一直將我們送到藩領的邊界才告辭回去。

下過一天的雨之後，山間的景色益發美不勝收。道路兩側亭亭如蓋的松林之外是一望無際的稻田，一直延伸到不遠處的小山腳下。小山的更遠處，橫亘著連綿的青山。連續兩天，我們在路上都遇到了奔赴京都的幕府傳習兵第三營。據說幕府方面擔心勤王派的西部諸藩可能會以武力對抗大君，特地命令傳習兵前往京都護衛大君的安全。

上一座城中的護衛們一告辭，我們便立即下轎步行，朝天龍川方向進發。到了河邊，我們又乘渡船過河。天龍川的河面十分寬闊，水流湍急。旱季，河中的水量減少，河床的中心位置會露出一片沙洲，將水流分割為兩條水道。忙著寫生的沃格曼掉了隊，我便與一位隨行官吏停下來等他。那名官吏神情緊張地告誡我，再往前走可能會遇到「野蠻人」。所謂「野蠻人」，是指被派往日光拜謁德川家廟、目前正處于歸途中的欽差，即「例幣使」（奉天皇之命前往日光東照宮的墓園供奉的使者）的一行人。在幕府的朝廷中，例幣使的地位要高於所有的大名，凡遇見者一律須立即下轎並行跪拜禮。那名官吏提醒我說，我們最好繞路而行以避開他們，我也同意了。不久，掉隊的人陸續趕來，我們便抄了一條田野中的近路繼續前進，居然節省了兩英里的腳程，在正午之前就到達了午休地。路旁仍是擠滿了前來一睹外國人真容的姑娘，旅館老闆身著盛裝在門口迎候，朝我們謙卑地鞠躬行禮。侍者們端來油炸的白色魚乾，蘸著醬油汁十分美味。卧室里鋪著漂亮的波斯地毯，兩名面容清秀、禮數周到的10歲少年奉命在一旁侍奉。

例幣使自然成了我們議論的話題。據說他們還沒到達此地，但僕人們仍是惴惴不安。據野口說，例幣使的家來常常以對自己的主公不敬等借口向人們勒索錢財。因此，有身份的要人們自不必說，連最下級的武士都對其避之唯恐不及。雖然也有傳聞說例幣使在幕府中的地位已大不如前，但我還是打算聽從日本人的建議，盡量避免與他們遭遇。聽聞他們當晚將在前方四英里處的城鎮袋井宿營，我們便決定下午儘快趕路，提前到達我們的下一個目的地。下午，我們在高原的山路上走了兩英里，又沿著曲折的坡道走下松林茂密的小山，在稻田之間的平路上走了約兩英里後，便到達了袋井。在那裡的驛站換過轎夫和腳夫後，便絲毫不敢耽擱地繼續趕路。

那天是5月27日，百姓們已開始收麥插秧。算上最後一次休息的時間，我們只用兩個小時便走完了到掛川之間五英里的路程，幾乎達到我們的極限。路上有位自稱正趕往長崎的薩摩藩的年輕武士來與我們攀談，對例幣使及其家臣的所作所為表達了極度的輕蔑。據他說，例幣使的家來不過是些臨時雇來的京都的卑鄙小人，仗著例幣使的權力狐假虎威。前幾天他們在江戶郊外的品川逮捕了18個人，以「對欽差不敬」的罪名向他們勒索罰金。直到6點鐘，原定於經過掛川前往袋井投宿的例幣使的隊伍仍未出現，我們便決定就地宿營，待他們經過後再起身趕路。

我和沃格曼、野口分別在自己的房中睡去，除了一名護衛，其他人都在稍遠些的另一棟房子內歇息。1點15分左右，我被一個日本人的叫喊聲吵醒：「薩先生！薩先生！趕緊拿刀！那些傢伙來了！」我的刀不過是一把老舊的騎兵軍刀，擺擺樣子尚可，實戰卻不堪一擊。儘管如此，我還是站起身來，在黑暗中向床邊的凹室中摸索，從刀架上取下那把刀握在手裡。那個報警的日本人拉著我的手跑出了房間。彷彿預感到有些異樣，我們又一起藏到隔壁房間的牆角里。他嘆著氣說：「但願護衛們能趕得及。」正在那時，外面傳來一陣喧囂，似乎有很多人衝進了房間。黑暗中，我無法分辨，只覺得他們是從我房間正對著的那個小花園闖進來的。形勢駭人，我們不由得屏住了呼吸。過了大約三分鐘，一切喧囂又歸於平靜。外面傳來「薩先生」的呼喚。是野口！他提著燈籠跑了過來，告訴我說敵人已經撤退。我們這才放下心來，開始尋找同伴。沃格曼和檔案室的僕役與吉都不見了蹤影。那個叫醒我的日本人，原來是最年輕的護衛松下。我們又去野口的房間里查看了一番，發現木門已經被打翻在地——原來兇徒們是從這裡闖進來的。我們奔出走廊時，護衛們也都趕了過來，人人身披鎧甲、頭戴護盔、手持利刃。見我仍穿著猩紅色的睡褲，他們便紛紛大笑不止，央求我要麼趕緊躲起來，要麼去換條褲子。此時危險已經遠離，我對他們的嘲諷也只是笑笑，又派了兩人前去尋找沃格曼。最後，人們在屋子後面的窄巷中找到了藝術家，他勇敢地揮舞著手槍，嚇跑了企圖行兇的惡徒。

我們開始感到陣陣涼意。野口大致講述了事情的經過：他被暴徒們打破大門的聲音所驚醒，便匆忙起身，系好腰帶，右手持刀，左手拿槍，站在自己房間的門口。幾名暴徒沖了進來，喝令他「交出洋賊」。野口回答說，如果他們敢再靠近些，他就將遵命照辦。被他的鎮定和凜然所震懾，暴徒們選擇了逃跑。據野口的目測，對方大約有12個人，其中兩人手持長刀，其餘的人則只拿著匕首和短刀。環視四周，沃格曼房間斜對面的那間屋子裡的蚊帳已被刀劈得絲絲縷縷，幸而睡在帳中的人早已逃走。也多虧我在睡前熄滅了燈火，暴徒們在暗夜裡未能及時辨別我們的方位。

沃格曼在大門被撞破的響動和「交出洋賊」的吼聲中驚醒，隨即混在四散奔逃的人當中跑了出去。從兇徒丟棄在現場的燈籠來看，他們正是例幣使的部署。我們當中幸而沒有人受傷，反而有一名兇徒在狼狽逃竄時被自己的同伴所傷。講述完各自的遭遇後，我重回卧室休息，沃格曼則要來了酒菜，與護衛們通宵暢飲等待天明。

次日清早一起床，我便考慮打發兩位隨行的官員去當地官府通報我們的損失，並提出賠償要求。前一晚直到危機過後方才現身的護衛們，此刻倒是表現出了分外的勇敢，躍躍欲試地打算做些什麼。有他們做後盾，我於是命令兩名隨行官吏去與官府交涉，要麼將兇手捉拿歸案後交給我們，要麼乾脆由我帶領護衛們親自去捉拿兇手。直到中午時分，我仍堅信，只要一聲令下，我的護衛們定會直撲例幣使的宿營地。

兩名洋務官員不久便返回，告訴我例幣使斷然不肯交出兇手，但作為交換，他們建議簽訂一份承諾書，答應一到京都後便懲處兇犯。此外，他們還打算向我們提交一份正式的致歉函。我著急趕路，對他們的提議自然表示同意。然而，兩位官員與對方的會談卻拖延了很久，我只得打消了當天繼續趕路的念頭。後來，我們喚來幾名藝妓，與兩名隨行官吏和護衛們大擺筵宴。席間，沃格曼先生還與一名護衛隨著伴奏起舞為眾人助興。而另一名喝得酩酊大醉的護衛則向我懇求，希望能像野口那樣成為我的男僕。聽說當地的市民得知例幣使的惡黨被「洋大人」打得落花流水，無不額手稱慶。畢竟，以往天皇的使者從未有過中途停步之舉，也不曾有因襲擾他人反被教訓一頓的先例。借著酒意，四五名護衛身著盔甲衝出門去，撲向例幣使的家來們。對方顯然以為我們打算報復，驚慌之下趕忙向當地大名的警衛隊求助。我們護衛隊的頭領帶著兩名護衛，趁勢大張旗鼓地將他們威嚇了一番。儘管如此，事態並未有所進展，我們不得不在當地再多逗留一晚。

次日清早，事情似乎有了轉機。當地的大名同意暫時將襲擊我們的暴徒收押在本地，並由大名本人向我們出具收押證明。然而等了一上午，我們仍未收到那份文件。我不由開始擔心，大名是否已將兇手擅自放走了？正當我在等待中睏倦不已、昏昏睡去的時候，一名洋務官員叫醒了我，遞給我一封號稱是「例幣使的某個重臣」的親筆信。信中答應，將三名襲擊我們的暴徒交由本地大名監押，並由本地的奉行大人簽字為證。據說奉行本人也保留了一份抄本，並正準備攜帶抄本即刻趕去大坂通報。被問到例幣使是否可以離開本地時，我表示了同意。不多久，我們便親眼瞧著例幣使及其下屬浩浩蕩蕩地走過我們的門前。隊中有兩頂較大的和六頂略小的轎子，50名身著綠色上衣、面目兇惡的傢伙則隨轎步行。就這樣，我們算是成為了獲勝的一方。例幣使一行離去後，我們也在下午3點動身，朝與他們相反的方向重新出發。本地的大名提出，派自己的軍隊護送我們出城，我回答說，我們的護衛足以保證我們的安全。儘管如此，我們動身的時候，仍有一隊士兵在我們的住處前列隊，與另外八名警察一起，一路護送我們走出城門。

幾個月後，事件中的兇手連同三名同案犯被押往江戶受審。其中兩人被判處死刑，余者則被流放到偏遠的島嶼。日本方面邀請帕克斯公使和我前往處決現場觀刑，但我一則不想讓死刑煽動自己復仇的快感，二則也想盡量避免再回憶起那個可怕夜晚的情形，於是便找人代替我前往。大約我的缺席也不會對那次合法的公開處決產生什麼影響。

我們的下一站是日坂，一個群山環繞中的景色秀美的小鎮。我們筋疲力盡地沿著險峻的上坡路一路攀登，終於發現自己置身山頂。在我們的右側，原野低低地朝海邊延展開去。左側則比道路高出許多，自山腰向上直到山頂，層層辟出精耕細作的梯田。我們在山頂的茶屋中歇腳，店裡的女孩子為我們端來一種摻了麥芽汁的香軟的米餅。那少女雖已15歲，但似仍未長成，身量不過4英尺左右的樣子。

越過這片高原，便是我們的宿營地金谷了。而金谷之後，我們必須渡過大井川才能抵達下一晚的宿營地。在河邊，一大群赤身裸體的腳夫忙著將我們的行李運到對岸。而我們自己，則被用一個四方形擔架似的東西——即日本人所稱「輦轎」——抬過河去。為確保安全，每座輦轎由12名腳夫抬起。彷彿為了向我們顯示這項工作的難度似的，腳夫們在激流中選擇了水最深的地方過河。當時，日本人都堅信大井川的激流既不適合船隻擺渡，也無法在河上架橋。然而數年後，河上終於還是建起了一座橋，由此看來，幕府「分而治之」的政策對民眾影響頗深——河流顯然能夠有效地隔離不同地區的民眾。那些交不起渡河費的百姓，不得不脫掉衣服，冒著生命危險涉水過河，更不必說還得羞愧難當地以半裸的姿態出現在岸邊。因此，非到萬不得已，除非付得起錢，人們便自然不會輕易想要到對岸去。

我付了一枚銀幣給腳夫們充作小費。這個價錢既合情合理，又不違反我盡量節約支出的原則。腳夫們為如何分配小費大聲地吵嚷著，最後，每個人大約分到了三分之二個便士左右。那天，我們直到晚上8點才抵達住處。店老闆十分殷勤，為我們的「大駕光臨」不住道謝。我們還沒從冒險渡河帶來的刺激中平靜下來，便立刻吩咐店家排擺宴席，招呼那些快活的護衛們一同享用。其中一個傢伙還即席演唱了時下最為流行的民謠，博得了眾人的一片喝彩。那首歌中大肆嘲諷穿著「蘿蔔葉」上衣的例幣使的家臣，我們唱了一遍又一遍。店主人家一名其丑無比的紅臉頰少女則在一旁彈著琵琶為我們伴奏。

第二天，我們又來到了一個大城市：府中城。這裡曾是17世紀初期德川家康歸隱後居住的地方，後來改名為靜岡。雖然一度曾是茶葉和紙張的主要集散地，城中還有當時日本的主要大學之一，但相比於往昔的繁盛，這座城市如今已衰落了不少。我們在一路的旅途中已品嘗過不少各地的風味食物，但還是被這裡的所謂「名產」嚇了一跳：那是用日本野山藥粉煮出來的黏糊糊的粥（即靜岡小吃「山藥汁」），看起來就像是粘鳥膠。街上照例擠滿了圍觀者，我們不得不鑽進轎子里躲避狂熱的人群。這座城市出產的日用傢具和漆器頗具盛名，得知我們行程的商人們在隔壁的房子里堆滿了各式各樣的商品，然而價格卻不比橫濱便宜多少。他們大約以為我們都是有錢的闊佬，而在當時的日本，人們仍遵循著一條古訓：愈是有錢的客人，愈應承擔高價購買的義務。

次日清晨6點，我一起身便望見了那座號稱天下無二的富士山的美麗輪廓。在我們客舍的幾乎正背面，它穿過地平線上盤旋流轉的雲層拔地而起，山頂高高聳立在藍天之下。早飯後，我們前去參觀一座「大學」。在一間書屋裡，只見30位青年正襟危坐，面前攤開著漢學的書籍，齊聲隨一名較年長的學生誦讀文章。誦讀的功課每天上午約為兩個小時，每月還由教師分六次對文章的內容進行講解。校長來自江戶的昌平坂學問所（即昌平黌，當時日本政府設立的儒學中心），每年調換一次。誦讀中國古文與練習毛筆書法，便是當時日本年輕人所能接受的全部教育。這種教育方式固然能訓練他們的記憶力，但對培養邏輯推理能力卻全無用處。如今，這種古老的教育方式早已被廢除，正如古老的渡渡鳥已不復存在一樣。

在前往江戶的途中，富士山一刻也不曾脫離出我們的視野。在江尻附近，我們仍可望見它那美麗的山頂浮現在道路左側連綿的群山之上。1點鐘左右，我們到了興津，並在那裡午休。傍晚時分，我們住進了一家臨海的驛站，從它二樓的某個房間里，可以飽覽遠方的無盡勝景。我放棄了店中最為尊貴的「上段間」來交換那個看得見風景的房間。從那裡望去，左邊是伊豆半島林木青翠的山崖，遠遠地朝著大海中延伸，漸漸消失在霧靄之中；右邊近些的地方是久能山，山後延綿著長滿枝椏茂密的松樹低矮的沙丘——正是日本詩歌中廣為傳頌的「三保之松原」。後窗外，宛然可見富士山那白雪皚皚的山巔，一旁還聳立著箱根附近雙子山的兩座山峰。

我們懷著流連不舍的心情繼續前行，沿著海岸走了兩三英里，轉過一處山腳後，赫然發現富士山整個兒呈現在眼前。極目遠眺，只見它的山腳被連綿的、一直伸展到蒲原附近的海濱的矮山包圍著，山腰處則白雲翻卷，美不勝收。沃格曼立刻坐下來開始寫生，我至今還保留著他那時所繪的一幅作品。一路跋涉，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了以「維納斯之耳」（即鮑魚）和帶有奇特的旋渦狀花紋的海螺而聞名的倉澤。自然少不得又與護衛們小酌一番，品嘗當地的美食。自掛川遇襲事件以來，兼之一路共同歷經磨難，我們與護衛們的關係已相當親密。略作盤桓之後，我們又繼續上路。從倉澤到蒲原的道路都建在海邊，沿途的景色可稱得上是日本最為風光明媚之處——假如能對那些隨處可見的煞風景的破爛漁村視而不見的話。

又一日，我們在清晨早早地出發，途中翻越了幾座低矮的小山，8點鐘便來到富士川的岸邊。當地的官方旅館已早早做好了準備，不僅在玄關鋪好了席子，最為尊貴的「上段間」里也鋪上了紅色的地毯。在店老闆的竭力挽留下，我們不得不同意在此稍作歇息，繼而發現店老闆竟是沃格曼的老相識。1861年阿禮國爵士經陸路從長崎前往京都時曾路過這裡，而那時沃格曼先生作為隨從與爵士同行，故此與店家有過一面之緣。如此一來，店老闆更是對我們殷勤備至，畢恭畢敬地將我們讓進「上段間」，並奉上一大盒點心——據稱是本地的名產，是用細磨的栗子粉製成的點心，滿滿地盛在一個多層的漆盒中，還配著一點蘿蔔腌菜。另一種本地名產則是硯台，一般人看來很像是玻璃或瑪瑙，而實際上是混雜了綠色紋路的水晶。辭別店家，我們乘船渡過了水流湍急、寬闊的河床上滿是碎石的富士川——那裡如今已通了火車。然後，我們又一次望見了富士山。從我們的角度望去，它像是屹立在海中，拖著長長的裙裾。這一景象頗不常見，但相比它在世人眼中的標準印象——即自山腰以下都隱藏在其他山脈背後，只有白雪點點的山頂分外醒目——反而遜色不少，看起來就像一個巨大的鼴鼠丘。

途中，我們還遇見兩個12歲和14歲的少年。他們剛千里迢迢地參拜完伊勢神宮和贊岐的金比羅宮，正在返回江戶的路上。兩人都斜背著一個油紙包，裡面裝著在寺院里求得的護身符。路上都是砂石，天氣十分炎熱，道路在當地村舍的竹籬笆牆之間曲折蜿蜒，全無美景可言。

當晚我們本打算趕往箱根投宿，但因中途曾一度停下來寫生，更不用說還在柏原大大地享用了一頓烤鰻魚，因此，最後只走到箱根西麓的三島。

次日早上，我們6點半便動身上路。轉過箱根的山崖後走上了大路。正如那條起始於羅馬聖公會的著名的阿皮亞古道一樣，那條路的路面是用大條石鋪成，道路兩側聳立著繁茂濃密的松樹和杉樹，綠陰如蓋，令人心曠神怡。沿路大約一半路程的地方有個小村莊，幾名獵人依照古老的習俗送給我們一些雞蛋作為禮物。又過了三個小時，我們總算來到了箱根。那是個小山村，在一個湖的南側，四周環繞著草木茂盛、山勢險峻的矮山。天氣炎熱，我們都渴望下水暢遊一番，但隨行的洋務官員卻竭力阻止。他們聲稱，官府嚴令禁止在湖上泛舟、游泳——大約是為了提防百姓不須接受盤查便可游水通過哨卡的圍欄。我竭力試圖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游泳技術絕不會如此高超，下水一游大無妨礙，卻反而惹得他們愈發啰嗦不休。

箱根如今已成了住在橫濱的外國人最熱愛的避暑勝地，而我們卻只在那個怡人之地停留了兩個小時。越過山口的東側，我們在下午5點到達了小田原的宿營地。然而從那以後的事，真叫人做夢也想不到。

剛剛住下，我便收到一封帕克斯公使寫來的親筆信。信中稱近期將舉行重要的談判，命我即刻返回。我趕忙找來護衛的頭領商議，得知倘若我們立即動身、連夜趕路的話，次日清晨便可趕回江戶。如果將八名轎夫按四人一組交替換班，行進速度還可以提高到每小時四英里。於是，我便吩咐他召集轎夫，立刻準備上路。轎夫們也緊急準備起來，他們把寬腰帶緊緊地系在腰間，以防止身體的過度擺動，又在額頭上纏了一圈布條。從轎子頂端垂下一根結實的布條，轎中的乘客須得僅僅拽住它保持平衡。他們還將枕頭被子等嚴嚴實實地塞進轎中，以免在他們一路飛奔時我在轎中東搖西晃。因要在沿途的驛站安排更換轎夫等諸般事務，野口和兩名護衛也隨我一同上路。晚間7點，我們在夜色中朝江戶飛奔而去。轎夫們呼喝著口令以統一步調，並盡量保持轎子的平穩。在他們那響亮的號子聲中，我也徹夜未眠。到天亮的時候，我們已走了大約26英里，但仍比我們預期的要慢些。於是我又換了一批轎夫，吩咐他們務必在上午10點之前完成剩餘的22英里的路程。在轎中蜷曲了太久，最後到達公使館的時候，我幾乎已經無法站立。而更叫我氣憤難當的是，我們為之日夜兼程的所謂「重要會議」，不過是一群日本官員的禮節性拜訪，公使館的任何譯員都可以勝任翻譯工作。

本文受權摘自《明治維新親歷記》（文匯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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