樅陽這個普通山村，誕生的卻是中國民法第一人

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十一日《申報》第四版「彈劾史尚寬」新聞

世間已無史尚寬

作者/文史專家 張健初

史尚寬

史大化是民國安徽首任財政司長。史大化有句大話：「中華民國的什麼法，都是我們史家人寫的。」自然是玩笑。

但玩笑敢如此開，需要勇氣，更需要底氣。

史大化有這個底氣。他晚輩中的兩位侄兒，史代寬與史尚寬兩兄弟，一個從事於法律研究，一個從事於法律編纂，都與法有關聯。

尤其是史尚寬，以法律編纂終生到老，累計著書近千萬言。

史尚寬部分法律著作

中國民法第一人

史尚寬被中國法學界公認為「民法第一人」。這個第一，不只是順序，也包括「唯一」這個內涵。而這個「唯一」，可以斷定前無來者，後無古人。

先說民法之難。

民法典有「社會生活百科全書」之說，它與憲法重在限制公權力不同，其重在於保護私權利。民法典是民事權利的宣言書和保障書，幾乎所有民事活動，無論多大，也無論多小，都能在如物權法、債權法、親屬法、繼承法等具體法律中，找到相應依據。恰恰因為民事法律關係是生活中最普遍的法律關係，因此具體制定過程，不可避免要考慮社會習慣因素。而這考慮，多與少，寬與窄，強與弱，又要與法律規則邊界統一協調。如此，考驗立法者水平高低，智慧高低。

擁有著所有部門法中最為龐雜的體系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編纂工作始於1954年，1962年、1979年、2002年有數次草案。但直至2017年3月，決定本位價值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總則》才剛剛獲得通過。其前後歷時，長達63年。

而由史尚寬為主編纂的《中華民國民法典》，凡1225條，12萬餘言，1929年至1931年，由南京國民政府陸續頒布生效。

史尚寬對於民事法律與習慣的解讀，延續桐城派文風的簡練「民事，法律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中華民國民法典》起草始於1929年初，這年1月29日，立法院召開第10次會議，其中議定《民法》先草「總則」，由傅秉常、焦易堂、林彬、鄭毓秀等，共同組成起草小組。另外擔任勞動法起草任務的史尚寬，名列傅秉常之後。但論民法學養深厚，論法學知識全面，論編纂思路開闊，史尚寬當之無愧為第一。很快，他就成為這個起草小組的核心人物。

此之後到1930年12月，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國民政府便以驚人速度完成《民法典》，以及《公司法》《票據法》《海船法》《保險法》等民法相關法律的立法工作，由此基本中國近代民法立法的大致框架。

從時間上看，《中華民國民法典》確實是突擊之作，但論及學術水平，論及編纂質量，卻又可用「無可挑剔」來形容。《中華民國民法典》不但體現了理念的轉變與民法功能的演化，而且其立法原則的確立，是清末改制以來民法學最大規模上的新探索。而它的更大意義，是順應現代立法趨勢，民商合編法典，奠定了中國「民商合一」立法理念。

《中華民國民法典》繼承《德國民法典》著名的五編製體例，但捨棄其傳統的民商分立模式，轉而採用世界先進的民商合一模式。「民商法是否合一，此為起草民法時所應首先解決問題之一。」在《民商劃一提案審查報告書》中，史尚寬旗幟鮮明地闡述了應該制定民商統一法典的原因。

在商法與民法之關係上，史尚寬認為「在有商法典的國家，其商法僅僅是民法的特別法，而最重要的買賣契約，仍然規定在民法之中。而民法上的營利社團法人，仍然需要准用商法。民法與商法有很多的牽合之處，沒有必要使民商分離。」

他還從「人民平等」角度特彆強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若是因為職業的不同，或者行為的不同即在普通民法之外，而專門制定法典，這與平等原則是相悖的。」

因為符合世界立法之趨勢，因為符合1930年代初的中國國情，因此史尚寬「民商合一」立法理念，被南京國民政府所採納。

史尚寬正式成為立法院立法委員，應該是1928年10月31日，據次日《申報》新聞，蔣介石等出席161次中央政治會議，會議第七項內容，就是通過立法院院長鬍漢民提交的立法院立法委員名單。共推選48位立法委員，其中宋美齡列第11位，史尚寬列第6位。之後的11月8日，《申報》刊發國民政府令，正式任命史尚寬等為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

而立之年的史尚寬出任立法委員，此「立」與彼「立」，都有千里之行始於足的莊重。

自此起，至1970年離世，史尚寬的一生，均環「立法」而運轉。他的研究範圍，涉及法學絕大部分領域，側重之筆，又落於民法、刑法、憲法、行政法、勞動法等方面。

著述可以用「驚人」一詞來形容。如《民法總論》、《民法總則釋義》，如《行政法論》、《信託法論》，如《土地法原論》、《債法總論》，如《勞動法原論》、《物權法論》，如《民法原論總則》、《法學概論》、《法制》、《立法程序及立法技術》、《行政法要旨》、《債法各論》、《親屬法論》、《繼承法論》，等等，文字總量以千萬計。

史尚寬理所當然成為民國立法界舉足輕重的人物。

台監察院有關彈劾史尚寬的檔案資料

干涉訟案風波

解讀史尚寬一生，可以用「平靜如水」來概括。那水如海，法律編纂之海，遼闊而波瀾不驚。但之間也有跌宕，而且立法立人，恰恰跌在立法之處。這就是前後折騰將近3年的「干涉訟案」風波。

《申報》最早披露這場風波，是1931年6月11日的一則新聞：「監察院據桐城縣公民代表劉宗漢等，舉發立法院委員史尙寛、中央黨部編輯部主任方治，向安徽高等法院私函請託，干涉土劣葉芬等被控、判處徒刑一案，當以方治非公務員，應由中央黨部監察委員辦理。至史尙寛身任要職，竟以署名函電，關通法庭，干涉訴訟，實屬犯刑。已依法提起彈劾，呈請國府，予以懲處。」

自然與割捨不斷地桐城鄉情有關。

史尚寬老家安鳳鄉史家灣，走安慶行水路至南京，也就一天一夜的事。史尚寬在南京做官，又是制定法律的，家鄉人有人事糾葛、財產糾紛，自然要來南京找史尚寬撐腰。史尚寬家鄉觀念重，只要有鄉親找，多是一口應承。也不是出面與有關部門周旋，而是寫個條子讓找他們自己去拜訪相關部門。來的人多了，嫌麻煩，索性印了專門的「批條」，放在門衛處，有情況，說清了，就領一張。相關部門自然買立法委員的面子，於是許多事情，或大或小，或難或易，都這樣解決了。

被稱為「土劣」的葉芬，在當地也是有影響的人物，後被控侵吞公款罪，被判處徒刑。桐城旅京同鄉會的老鄉為之不平，就聯署簽名為之呼籲。史尚寬是桐城在京的重量級人物，自然也要拉上他。史尚寬簽名時，更多是從鄉情角度，並沒有考慮案情本身的利害關係。壞就壞在在他書生之氣，在名字之後，還特別註明有「立法院立法委員」的身份。

性質肯定變了。

舉發函電直接遞至安徽高等法院院長曾友豪，並沒有當一回事，順手就作為附卷夾於案卷之中。對方律師沈難程是個厲害角色，閱卷中發現此函電，發現是一個反擊口，就鼓動劉勁漢等以公民名義，直接舉報到監察院。

此時監察院剛剛成立不久，多少有燒三把火之雄心。而負責查辦監察委員高友唐，又有「不畏強權」之譽。因而呈請國民政府依法彈劾史尚寬是必然之舉。

國民政府取的是「大事化小」態度，監察院方面的呈請，一擱置就是近半年時間。這無疑更激起高友唐的不滿，「政府因庇袒史尚寬一人，而使官吏藐法橫行，益無顧忌，既非澄清吏治之道，又非廉潔政府之下所宜出此。」後來在不同場合，他都以監察委員身份發出同樣的質問。

直到1934年初，「干涉訟案」風波才塵埃落定。

1934年2月27日，《申報》刊發《立法委員史尚寬受申戒》：「（南京）立法委員史尚寬為安徽桐城縣劣紳葉芬被控、判處徒刑一案，曾邀同旅京同鄉，致函電於安徽高等法院長曾友豪，請求平反。函電均史氏領銜，並于姓名下，注以官銜。該院將原函電附卷，由律師沈難程閱捲髮現。經該縣公民劉勁漢等，向監察院舉劾。監察委員高友唐等，以史氏私函請託，干涉訴訟，認為瀆職，提出彈劾。由監察院呈請國府，交付政務官懲戒委員會懲戒。該會委員葉楚傖、黃復生、張繼審查後，認史氏構成公務員懲戒法第二條第二款情事，特依同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議決申誡。」

直到今日，台灣監察院仍將此事作為政績炫耀，稱史尚寬是監察院史上唯一被彈劾的立法委員，並強調「史尚寬來頭不小，他是著名法學家，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民法典的起草者之一」。

事實真相與台灣監察院的理解有一定出入。民國五權憲法中，監察院具有對立法委員的彈劾權，但制度設計上權責不明，因而彈劾權倚仗於行政部門內部的自我懲戒。國民政府對待史尚寬「干涉訟案」風波，過程採取的是一個「拖」字，處理採取的是一個「弱」字。事實最後對史尚寬處理，不是「彈劾」，而是略重於警告的行政懲戒「申誡」。

由此也可說明，相比於史尚寬的才學，史尚寬迂夫子的瑕疵又算得了什麼！

史尚寬信札

競選國大代表

史尚寬是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有關文字介紹，說他是「以鄉邦重望應選」。但看到的幾種不同的版本，說法各異。

桐城老鄉許永璋目睹的版本，有前後兩個細節：

其一是與蔣介石的通話：說那天他在史尚寬辦公室，蔣介石電話打過來了。雙方的交談，許永璋只聽到了史尚寬兩句回話，一是「我還要填什麼履歷呀？」二是「好吧，等會叫人給您送來。」後來史尚寬告訴許永璋，因為要開國大，所以要他填一分履歷。又對許永璋說「你字好，我的字太難看，我報你幫我寫一下。」因為有幾處塗改，許永璋想謄抄一遍，但史尚寬沒讓，就讓人送到蔣總裁那邊去了。

另外一個細節，說另外一天，仍在史尚寬辦公室，考試院下面有一位部長進來勸史尚寬說，「秘書長，競選形勢不是很好，你也應該出去活動活動啊。」當時史尚寬主要競選兩個目標，一是國大代表，一是司法院大法官。但他並不在意，說：「我活動什麼？選我是他們的本分，不選是他們的無知。」話語之中，既有孤傲之氣，又有迂腐之氣。

陸少揚與光昶所寫《史尚寬是怎樣當國大代表的》，則是另外一種說法：

在史尚寬之前，桐城縣國大代表選舉，安徽省政府與桐城縣政府有明確支持李宗仁傾向，人選是桐城稽徵處處長蔣撫。蔣撫為干訓生核心人物，因此干訓生聯絡指導處也專發密令，要求方方面面全力投入。史尚寬為國民黨安徽省與桐城縣黨部推薦，來頭更大一些。兩者看似形成對峙局面，實際則不然。與史尚寬相比，蔣撫官卑職小，加上夫人又是史尚寬本家，自然也就不再爭。

史尚寬處理也十分到位。首先他開誠布公談自己競選目的：「不是我想當國大代表，而是中央叫我回來給孫科院長（立法院）抬轎子。」又說：「我是立法院秘書長，全國有數的大法官，還要當什麼國大代表嗎？實在是出於不得已。」另外他又給蔣撫承諾，「你還年輕，將來會給你弄個縣長什麼的做做。」最後他也坦誠自己「官雖不小，錢卻不多，最多只能請四、五桌客，務必請大家幫幫忙。」就這樣，史尚寬在桐城，風平浪靜地當選為國大代表。

近年一些文史作者撰寫的版本，褒揚色彩相對更濃一些：說史尚寬1947年回桐城老家參選，不像其他回鄉競選者那樣，或是送錢，或是請客，而是把鄉紳召集到一起，從法學家的角度，談國大代表的功能、意義以及選舉的責任，上了一堂還很無趣的法制課。鄉紳不以為然，認為史尚寬缺少對他們應有的尊重，因此紛紛罷選，不給他投這一票。後來還是地方政府反覆做工作，這才讓他勉強當選。

無論哪種版本，都能看得出來，史尚寬並不是一個投機者。桐城文化人的儒雅一面，由此也得到極致發揮。按許永璋的評價，他這是屬於「典型的學者官僚」。

嚴格意義，競選國大代表並非史尚寬的初衷，他的目標是完成民國法律編纂巨任，但如果編纂法律的目標，因為不能當選國大代表而喪失，那他就必須為此而努力。

樅陽

史家灣走出的才子

說說史尚寬老家那個叫史家灣的村子。史家灣歸安鳳鄉，清光緒二十四年（1998）史尚寬出生時，安鳳屬於桐城東鄉。史尚寬生日是大年初一，當地說法，這日子大，一歲就是一歲。其字「旦生」也與生日相關。

史家灣出村就是一大片連天的水面，名白盪湖。白盪湖通長江，從這裡走出去，能到省城安慶，能到南京，還能到上海，到更遠的世界。

引史尚寬走出史家灣的，是他的叔父史大化。

有人說，一個時代如果沒有大家，註定就是一個平庸的時代。又有人說，一個學科，缺乏大家，就是一個平庸的學科。但，大家的出現絕非偶然。

關於史尚寬早年求學經歷，可看資料相對較少。民國初年編修的《史氏宗譜》，介紹史尚寬譜名為蘊尚，「名久列，字尚寬」，當時為「中學肄業生」。台灣出版《革命人物誌》第10集「史尚寬」節，對史尚寬這段經歷，也只有簡短記述：「厚重好學。九歲受書，師即異之。十一歲能文章，驚鄉黨。十六歲得先伯祖恕卿公之恩撫，隻身東渡。」之中所提「先伯祖恕卿公」，就是民國初年安徽首任財政司長史大化。

史大化本名史推恩，字恕卿，大化為號。他與史尚寬父親史碩量為兄弟。史尚寬祖父史淵孝，廩貢生，曾任徽州府休寧縣訓導。史大化幼時從父就讀，清光緒二十三年（1887）中秀才。後棄科舉，潛心新學。1902年吳汝綸日本考察學制回國，在安慶創辦桐城中學堂，史推恩被推為籌積資金董事會董事長。辛亥革命安徽獨立，史大化又與韓衍共同參與青年軍創建。後孫毓筠組建安徽軍政府，財政司長一職，便由史大化出任。

史尚寬也就是這個階段，在叔父史大化引領下，從安鳳史家灣走向省城安慶的。史大化對史尚寬視為己出，既寵愛又十分嚴厲。而史尚寬，始終對叔父抱有感恩之心。1930年代初，史大化上海看眼睛，後轉南京在史尚寬家休養。期間史尚寬因工作的事，準備在家宴邀國民黨一權要。史大化頓時就不高興：「我一生清白自持，安能在此烏煙瘴氣中求升斗之祿？」第二日便憤憤然離開。

在史大化安排下，1914年前後，少年史尚寬便隻身留學日本。先在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學習，後入東京帝國大學法律系，接受法學系統訓練，獲法學學士學位。

1922年10月14日，為求新知，史尚寬又乘坐法國郵輪安琪兒號赴德國留學。與他同行的另一位安徽官費生，是安徽省立一工校長章伯鈞。史尚寬時為日本東京帝都大學畢業生。同行安徽私費生，同濟醫工校的房師亮、日本葯醫畢業的史逸，也都同為安慶人。同行私費生另外有雲南講武學堂畢業的朱德、北大預科畢業的孫炳文。

在德國，史尚寬就讀的是柏林大學，依舊研究法律。兩年後，又轉赴法國巴黎大學專攻政治經濟。這兩個國家，是大陸法系中兩個最為重要的分支。

從1914年出國留學，到1927年學成歸來，史尚寬在日本、德國、法國深造了14年年頭。「民法為眾法之基。私法固不待論，欲治公法，亦應對於民法有相當理解，而後可得其真諦。」現代法學教育的系統接受，讓史尚寬打下紮實的法學功底。

1927年，史尚寬學成歸國，應戴寄陶校長之邀，任國立中山大學法學教授。又任國立中央大學、政治大學教授。後受廣東建設廳長馬超俊所託，起草《勞動法》。受聘於立法委員後，又先後任立法院法制委員會委員長、考試院秘書長、總統府國策顧問、考選部部長、司法院大法官、司法行政部司法官訓練所所長等職。

1970年11月12日，史尚寬因病在台北逝世。

世間已無史尚寬。

（張健初，文史專家，皖江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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