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門出貴子到底有多難？美國也沒好到哪兒去

看點 「寒門難出貴子」這一話題不僅影響著中國父母，在美國，貧富兩極分化，同樣影響下一代人的生活機遇。為了進一步理解美國社會「階層固化」問題，哈佛大學羅伯特·帕特南教授（Robert D. Putnam）數年追蹤訪問了生活在美國各地的107位年輕人，展示出美國社會的全幅圖景，當寒門子弟發現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勞時，美國夢已成為過去。

摘編丨孫康寧 編輯丨李臻

近年來，關於寒門子弟考取重點大學機會少、入學難，重點大學農村生源比例不斷下降等問題和現象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並由此觸發了人們對「寒門難出貴子」的擔憂。北京文科狀元熊軒昂接受採訪時的一席話語驚四座：自己學業上能取得成績，來源於家庭優越的生活環境，和那些城裡人的孩子比，自己有得天獨厚的條件。

不得不承認，「寒門再難出貴子」在我們當今的社會正在慢慢變成現實。富家子弟享受著最優秀的教育資源、父母積累的優質人脈、多年良好教育得到的開拓視野，再加上自身的努力和學習天賦，試問，這樣的優秀學子怎麼可能不金榜題名？

而反觀寒門弟子，他們除了課本和學習輔導資料，沒有上述這些豐富的資源，僅僅憑藉自己的努力堅持，想要在高考時殺出一條血路，可以說是難於登天。像是「在中國這個靠爹靠關係的社會，窮人家的孩子很難出人頭地」或是「就算同樣考到了名校，窮人家的孩子也很難出人頭地」這樣關於階級固化的言論似乎在一時間就充斥了我們的眼球。

其實這種差異不光存在於中國，2015年Pew Research Center對近2000名美國學齡兒童家長進了調查。調查發現，高學歷父母對子女教育的參與度更高。他們注意培養子女的興趣愛好，投入大量時間教孩子閱讀，並更關心孩子的心理健康。同時，他們採取更溫和的教育方式，較少體罰孩子。

面對這一現象，為了進一步理解美國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是如何影響下一代人的生活機遇的，哈佛大學的羅伯特·帕特南教授（Robert D. Putnam）組織研究團隊，以數年之功，追蹤訪問了生活在美國各地的107位年輕人，呈現出美國社會在過去大半個世紀以來的變遷圖景，書寫了一則關於「美國夢之衰落」的警世恆言——《我們的孩子》。

帕特南教授是美國當代最傑出的政治學家，是哈佛大學馬爾金公共政治講席教授。2013年，帕特南曾因「深化了我們對美國社區的理解」而得到總統頒布的國家人文勳章。本書在此意義上又是一次學術的躍進，它更生動地展示出美國社會的全幅圖景：當寒門子弟發現自己再努力也是徒勞時，美國夢已成為過去。

正如《紐約時報書評》所言，「讀罷此書，沒人還能相信美國還有機會平等這回事。」書中，帕特南依次討論了窮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長過程中所經歷的全方位差距。在這個生而不平等的時代，僅僅談機會均等都是不公正的。

雖然這是一本關於美國教育現狀的書，但閱讀這本書，也許會讓中國讀者產生一種強烈的代入感。儘管政治制度、歷史背景截然不同，但兩國的教育現狀有其相似之處，書中的某些內容讓中國的廣大家長們有著感同身受認知。

為人父母：不同的教育之道

對孩子的教育其實早在我們還在襁褓里時就開始了。美國國家科學院在一份重大研究課題的報告中寫道：「兒童成長的環境及其生活經驗，會影響兒童早期發育的各個方面。這種影響是潛移默化、不斷疊加的，從胎兒時期就開始。」而且，早期的人生經驗會進入我們的身體，深入我們的行動基因中。

對於嬰幼兒來說，最原始的生活經驗就來自於成年人——一般來說，主要是父母。研究者近期發現，兒童的數學和語言能力早在學齡前就已經打下基礎，其更多取決於與成年人之間的「非正式互動」。比如說，爸爸媽媽為孩子讀書，講解書中的圖畫，一邊鼓勵孩子做出回應。

因此，這項研究得出了一個重要結論：孩童在成長初期獲得的能力是基礎性的，這些能力越發達，他們今後的學習就越高效。所以，孩子如果遇到了負責任的愛心家長，那麼他們就更有機會走上人生的成功之路；而如果家長疏於管教，孩子就有可能會暴露在「惡性壓力」之下，從而堵塞孩子的成功之路。（表3-1 惡性童年經驗指標庫）

1. 蒙受家中成年人的肉體虐待或威脅

2. 遭受家中成年人的虐打、掌摑或其他傷害

3. 遭遇過成年人的性侵

4. 從未感受到家庭內的關愛和支持

5. 父母分居/離婚

6. 缺衣少食，或父母酗酒吸毒，無暇照顧子女

7. 母親/繼母遭遇家庭暴力

8. 家中有人酗酒或吸毒

9. 家中有人患抑鬱症或曾經自殺

10. 家中有人身陷囹圄

當然，任何階級的孩子都可能遭遇上述的惡性經驗，但若是出生在低收入、低教育程度的家庭，孩子就面臨著更嚴重的風險。同時，兒童承受的壓力也反映著父母在生活中所遭受的壓力負重——比如日積月累的生活瑣事，由此也形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而科學研究從社會意義上來說，最根本的就是：美國兒童能否擁有健康的大腦發育，是同父母所受的教育、家庭收入和社會階級密切相關的。就為人父母之道而言，美國人的觀念在過去60年間經歷了兩次重大的變革，每一次都是因應發展心理學家的觀點之變而變。二戰之後的那一代父母推崇斯波克的「放任教育」，追求同孩子一起共享天倫之樂的生活。但自20世紀80年代起，新一代的父母開始轉向「精密教育」的新模式，一部分原因正在於此前所述的關於大腦發育的科學新知。

研究家庭志的權威學者安妮特·洛羅（AnnetteLareau）在自己的研究中就釐清了當今美國社會中出現的兩種父母教育模式，並將之命名為「精心栽培型（concerted cultivation）」和「自然放養型（natural growth）」的教育，而更重要的是，父母的教育模式，其實是由父母的階級地位所決定的。

所謂精心栽培的教育，主要是指中產階級父母的育兒方式。這類父母從一開始就深謀遠慮地為子女做教育投資，有意識地培養孩子的認知能力、社交技巧和文化素養，最終是為了自家孩子將來可以取得成功，尤其是在學校內有著優秀的表現。

自然放養的教育則放手任由孩子發展，讓他們更多地憑藉自己的天分和運氣。在這種教育模式下，父母沒有什麼計劃，也不怎麼干預孩子在學校的表現。而在教育孩子時，這類父母更多依靠硬規矩和大棒，很少密切關注子女的表現，缺少對孩子的鼓勵，更談不上講道理和平等協商。在今天，這種父母教育的方式於貧窮家庭中仍更常見。

在絕大多數研究中，我們都能發現為人父母的規範已經表現出了一項普遍的階級差異：高知父母致力於培養自主、獨立、有自我反思能力的下一代，要讓子女自尊自強，有能力作出積極向上的選擇；相反，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長往往把目光投向紀律和服從，要求孩子嚴格遵守家長定下的各種規矩。圖3-1就闡述了這種階級間的兩極對立。

父母教育風格的階級差異還表現在父母和子女的語言交流中。有學者詳盡跟蹤研究了父母和子女之間的日常語言交流，如圖3-2所示：

上層階級的家庭和下層階級的家庭生活在迥然相異的世界中，很多時候，父母教育模式的差異只是對階級區隔的一種合乎情理的反應而已。富爸爸自然可以採取社會學家弗蘭克·弗斯滕伯格（Frank Furstenberg）及其合作者所稱的「推進式」策略：在舒適的環境中開發著子女的天賦。這種家境可以提供充裕的機會，同時又能規避大多數風險。但相反，窮爸爸卻只能採用「防備式」的策略，在貧民區里養孩子，當務之急就是能保護子女的安全：「在這麼個適者生存的地方，你要狠起來！」

除此之外，父母對孩子的教育投資主要表現在兩方面：金錢和時間。在金錢投資方面，各階層之間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在最近數十年差距越來越大（參見圖3-4）

事實上，孩子的兩個成長階段增幅最大：學齡前教育和讀大學階段。但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說，對這兩個階段的教育投入是不充分的，因此，父母只要負擔得起就在這兩個階段進行私人投資，就能為孩子謀得進入社會時的更大優勢。

不僅僅是金錢，在時間投入方面，階級差異也可見一斑。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睡前故事」上——即用在兒童發展活動上的時間。（圖3-5）高知父母有著穩固的婚姻關係，他們可以拿到更高的經濟收入，而不必因工作而犧牲同孩子相處的時間。

學校：你的同學是誰，這很重要

除了父母，學校也對孩子的成長產生了深刻印象。在研究學校教育時，結論是令人驚訝的：就美國社會日漸擴張的階級鴻溝而言，學校教育沒有過錯，也不應擔負責任。在斯坦福大學的社會學家肖恩·里爾登（Sean Reardon）曾在一項研究中證明，早在孩子進入幼兒園時，機會差距就已經大到無法彌補，而這種差距並沒有隨著孩子進入學校而發生顯著的擴展。

還有一些研究也強化了這種觀點，比如，有研究統計了小學學齡的兒童，即發現在孩子們離開學校的暑期，測試成績的差距會加速擴展，而等到孩子們秋天返回課堂後，成績差距就會穩定下來。換言之，在精英學校和底層學校之間確實存在著不容否認的教育質量和資源的不平等，但只要我們還考慮到其他同學校無關的因素（諸如家庭結構、經濟壓力、父母參與甚至是看電視的時間），學校教育和資源本身就是相對微不足道的因素，在導致考試分數以及認知與社交技藝的階級差距時，學校教育本身並非關鍵。

但是，在美國，富孩子上好學校，窮孩子上壞學校，兩類學校之間的學習成績存在著天差地別。那麼，最容易發現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居住的貧富分隔，大多數孩子都根據父母的居住地就近上學。另一方面，學校的教育質量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日漸森嚴的居住隔離：當決定在何處購房時，大多數家長現在都看重周邊學校的條件。

有研究發現，當家長們為位於好學區的房子競價時，他們所競取的是學區，這裡生活著許許多多受過高等教育、高收入的家長，而不是學校，不是最好的教師素質、班級人數規模或單個學生的人均預算，這也就意味著，在父母看來，學生的家庭要比學校的投入更能決定學校的品質。

如果把孩子送到身邊同學來自上層階級家庭的學校，孩子就能有更優秀的學業表現。在整個發達世界，這種「近朱者赤」的模式看起來是普適的。事實上，已有很多研究顯示，學生在高中時的學業表現與其同學家庭背景之間表現出很強的正相關，其程度要高於與其自己家庭背景的相關性。

但是，為什麼同學的社會經濟背景如此重要？為什麼學生群體的階級構成會對一個學校的學生產生如此強有力的影響呢？一個合理的解釋是學生這個群體從校外帶入學校內的種種資源和習氣：家庭對學習的鼓勵、「課外活動」的私人捐贈，這些積極因素可以造就良好的氛圍；反之，犯罪、吸毒和社會混亂，這些消極因素也會導致學習環境的惡化。富孩子相比窮孩子所具有的優勢，可以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1、更高的父母參與度

學生如果來自於富裕、高知的家庭，則他們也會把父母作為資源帶入所就讀的學校。較之於低收入地區的學校，富人區的學校總是存在一個顯著特徵，那就是學生家長更大程度的參與和支持。大多數情況下，父母參與之所以出現階級分化，主要原因並不是貧窮家長沒有主觀意願，而要歸因於經濟和文化的制約。教育學學者安妮·亨德森（Anne Henderson）和南希·柏拉（NancyBerla）在對此類研究進行文獻綜述時曾寫道：「當父母投身於學校事務時，孩子的在校表現會更上一層樓，而他們就讀的學校也能有更好的發展。」

2、更充足的校外捐贈

有錢人家的孩子還能把家長的財富帶到學校。上流社會學校的籌款能力是中下階層學校望塵莫及的，因此同樣是「校外捐贈基金」這一預算，兩類學校不可同日而語；不僅如此，上流社會的父母還要求學校開設在學術上更嚴格的課程體系，這當然又會培養出更優秀的學生，不僅高中退學率微乎其微，入讀大學的學生人數也越來越多。如圖4-1所示。

3、更大的同輩壓力（peer pressure）

同輩壓力，特別是同學之間的壓力，也是促成優異學業表現的重要推手。研究表明，這種壓力一方面表現為「近朱者赤」，好的榜樣可以激勵青少年的學習成績、興趣和志願；但另一方面也有「近墨者黑」的效應，壞的示範也會導致青少年吸毒、曠課、抑鬱以及行為不端，甚至養成不健康的消費觀。同輩壓力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存在於學校之階級結構和學生表現之間的關聯。

而這也帶來了另一個現象：數據顯示，好老師大多集中在高收入地區的精英學校，相比之下，貧民區的學校就多是那種能力不足、三心二意的老師。其主要原因並不在於教員在各學區之間的一次分配，而在於老師的二次選擇。簡言之，貧窮學校到處蔓延著失序甚至是危險的氛圍，教師身處其中勢必沾染負能量，士氣低落，有機會就跳槽。這樣的老師也就只能教出成績平平的學生，即便班上有個別身家清白、勤學好問的學生，也很難成材。

課外活動：階級鴻溝的又一助推劑

課外活動在美國校園中的歷史並不久遠，但現有的研究早已給出了眾口一致的判斷，長期參與課外活動的孩子，不但讀書期間往往有上佳的表現，在踏入社會後也能走得更遠。

而且事實上，課外活動在申請頂尖大學中的重要程度也變得越來越大。有一項研究在精心控制了多項變數後發現，孩子如果堅持不懈地參與課外活動，那麼比起只是偶爾參加的同齡人，其高中畢業後讀大學的可能性要高出70%——比起那些從未涉足課外活動的孩子更是高出了400%。

為什麼課外活動會對孩子的未來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呢？學者們給出了很多種回答：提升自信心，有效地運用了時間、積極的同輩競爭效應，等等，而其中最大益處仍是軟實力和人格的養成。當孩子們參與課外活動時，所培養的首先是那些非認知性的能力和習慣，比如毅力、團隊合作、領導力和人際交往能力。

然而，所有的相關研究都確認了一個無情的事實，那就是在課外活動的參與中出現了巨大的階級鴻溝，尤其是長時段地參與多種類型的課外活動，有錢人家的孩子已經遠遠把窮人家的孩子甩在後面。禍不單行，最近數十年來，課外活動參與的趨勢又走出了一個在本書中反覆見到的剪刀差。一項研究發現，在過去十五年中，生在有錢人家的孩子越來越積極地參與校園以外的社團和組織，與此同時，窮孩子的參與度卻與日衰減。（圖4-3）

如何解釋這種在課外活動參與中出現的階級剪刀差？首先，貧窮學校開辦的課外活動原本就寥寥無幾，嚴重供不應求（如圖4-4所示）。眼下的學校都在勒緊褲帶做預算，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在考試成績以及學術「核心競爭力」上。有些貧窮的學區直接削減了課外活動的開支。但有錢人居住的學區就可以通過汲取私人資源，維持（甚至是擴展）現有課外活動的總盤子。

還有一個更普遍但也更隱蔽的原因：課外活動有償付費的政策正在快速蔓延開來，目前已在過半數以上的美國高中實施。目前，根據一項合理的估算，一位學生每年參加一項課外活動的費用平均為400美元。對於那些收入排名全國前五分之一的家庭來說，這點費用不過是家庭年度收入的1%到2%；但對那些經濟收入位居最後五分之一的父母來說，同樣的一筆開支就要佔去他們年收入的10%乃至更多。

當然，即便是在今天的美國，由公立學校所提供的課外活動的機會始終還是更公平些，相比之下，那些完全由私人開辦的活動項目，比如鋼琴課、足球訓練營，則是完全「用錢說話」。而在這些校園外的項目中，研究者目前已經發現，項目收費越是昂貴，則階級不平等就越是嚴重，也就是說，窮孩子常有機會參加教會或社區組織的活動，但像體育運動訓練或音樂課程，則不是貧窮人家所能問津的了。

從以上的三個方面，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學校教育的階級差異，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學校做了些什麼，而在於學生在校外的生活。早在孩子們進入學校前，差距就已經拉開，有的孩子將資源帶到了學校，還有些孩子帶入學校的卻是麻煩和挑戰。在校園內，同學之間會相互影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但由於美國人日漸森嚴的居住隔離，也導致了富人學區和窮人學區的兩極分化。

而在中國，也是相似的情況：根據2016年的數據顯示，全國有54.63%的大學生來自農村。而該年，北京大學新生中來自農村的僅佔16.3%。另有報道稱，清華大學當年的農村學生比例也不足兩成；2007-2016年全國共有約837名高考狀元。其中，近五成的狀元父母是教師(35%)和工程師(12.6%)，還有近兩成父母是公務員。而來自農村、經濟狀況欠佳家庭的狀元所佔比例較低並逐年下降。

居住的貧富差距與美國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整個社會環境來講，北上廣這類大城市的教育資源也是農村無法比擬的。而學區房的價格競爭愈演愈烈，教育資源顯然是越來越向富裕階層集中，窮人家庭當然不是沒有機會，只是機會越來越少，難度越來越大。

不過，正如帕特南教授所說，雖然學校並不是製造機會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也並不意味著教育改革就完全失去了閉合階級差距的作用。恰恰相反，如要解決這個問題，學校也許反而是我們入手的關鍵。無論如何，學校是我們的孩子成長的地方。因此，推動教育改革以改善窮孩子讀書的學校才是一條出路。

對於個人和家庭而言，也不要再對這個社會的教育不公有過多的怨懟和不甘，而是要認識到差距的存在並接受它，努力找到屬於自己的機會，從而改變自己的命運。就像今年北京的高考狀元說得那樣，有知識不一定改變命運，但是沒有知識一定不能改變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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