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邊境為何衝突不斷？

半個世紀之後，中印似乎又一次走到了戰爭的邊緣。

6月16日，中方在洞朗地區進行道路施工。6月18日，印度邊防部隊越過中印邊界錫金段進入中國領土，強力中斷中國修路工作。因為印度不肯撤軍，中印雙方在邊境展開對峙。

印度邊防部隊越界人數最多時達到 400餘人，連同2台推土機和3頂帳篷，越界縱深達到180多米。

近兩個月的時間裡，中國外交部、中國駐印度大使館和官方媒體連續向印度發出洞朗地區對峙以來最密集、直率的警告，強調中國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自己的正當合法權益。但印方始終置之不理。

這是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之後，兩國持續時間最長的一次對峙。

「固有的傳統地緣戰略思維給印度帶來巨大影響。」雲南財經大學印度洋地區研究中心副主任朱翠萍告訴本刊，印度總是希望維持地理上的優勢，不想在陸地邊境上再次吃虧，「這是它的一次機會」。

「印度中心論」

中印邊境衝突不斷，談判始終踟躕不前。而對地理優勢和大國地位的謀求，早在印度獨立之前就已在其領導人頭腦中發端，幾十年來深刻植入到印度民族的文化認知中。

1942年，賈瓦哈拉爾·尼赫魯第九次入獄。在位於印度中部的「馬哈拉施特拉邦」，一座名為「亞馬那加」的石頭堡壘里，他望著夜空中的新月提醒自己入獄的時間。監獄外，民眾的抗議活動被嚴厲鎮壓，尼赫魯意識到，印度的黎明即將到來。

兩年後，在狹長的囚室內，尼赫魯用五個月時間寫成《印度的發現》。在這本手寫的書中，他暢想著國家的未來，「太平洋將要代替大西洋而成為全世界的神經中樞。印度雖然並非一個直接的太平洋的國家，卻不可避免地將在那裡發揮重要的影響。在印度洋地區，在東南亞一直到中亞細亞，印度也將要發展成為經濟和政治活動中心。」

這與英印殖民時期的「印度中心論」觀點，不謀而合。

在英國人的沙盤上，印度洋曾被設想成內湖；阿富汗、印度洋和西藏，被劃為隔絕其他大國的緩衝區。喜馬拉雅山國家尼泊爾、不丹、錫金和印度北部邊境的部落地區，構成了一個內圓；波斯灣附近的酋長國、伊朗、阿富汗、中國西藏、泰國，緬甸組成龐大的外圓。

在「三個緩衝區、兩個同心圓、一個內湖」的地緣政治策略之下，印度——「英王王冠上最亮的明珠」——將獲得長治久安。

尼赫魯曾經說過，印度政府繼承的英印在其他國家的特權是「世襲」的。印度獨立後，他出任總理兼外長，印度政府開始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早已確定的大印度的設想。

在迅速兼并了全國五百六十多個土邦王國後，夾在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喜馬拉雅山區國家，開始逐步納入尼赫魯的規劃當中。

1949年6月，印度派軍隊進入錫金，並接管了錫金的政務；8月，同不丹締約，規定不丹的對外關係要接受印度的指導；1950年與尼泊爾締約，規定兩國實行共同防禦，限制尼泊爾向其他國家購買武器。印度的勢力再向北發展，就是西藏了。

從軍事戰略方面考慮，印度認為只有將軍隊駐紮在喜馬拉雅山頂時才能確保其防務。因此，印度謀求在中國與印度之間的藏族聚居區形成一個以文化、宗教為紐帶的政治實體，把西藏變成印度影響和控制下的中印間的緩衝國，使世界兩個人口大國脫離直接接觸。

英國退出亞洲，原西藏地方政府認為英國的特權應當取消，同時要求歸還「麥克馬洪線」以南的原西藏領土。印度認定自己是英國的繼承者，不但沒有歸還領土，還堅持享有英國在西藏的治外法權，經營郵政、電報、電話、驛站並駐紮武裝衛隊等權利。

這段時間裡，中國的國共內戰正處於最後時刻。為了進一步穩固西藏這個「緩衝區」維持利益，尼赫魯政府決定向原西藏政府提供軍事援助。

1949年6月，印度藏軍軍力從原來的14個代本（軍事單位）擴充至17個。緊接著7月份，西藏發生「驅漢事件」，以防範解放軍入藏為由，迫使國民政府工作人員及家屬和漢族商人離開西藏。

新華社為此發布社論稱，「驅漢事件」是「在英美帝國主義及其追隨者印度尼赫魯政府的策划下發動的」。「我們無法再忍受外國的侵略，這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解放軍永不改變的政策」。解放軍「不容一寸土地被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統治之外」。

1950年尼赫魯告訴準備進京參加和平解放協議談判的西藏代表：「只能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外交由中國統管，而千萬不能承認進軍削藏，在西藏駐軍。這對印度也是一種威脅。要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多爭得權利。」

整個20世紀50年代，印方不斷通過亞東商埠偷運軍火支援藏軍。

「恥辱的失敗」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唐璐曾經問過印度媒體人西拉：「印度領導人經常表示中印要捐棄前嫌，為什麼印度人還是在談論1962年戰爭如何如何呢？」

「印度人不會忘記1962年衝突的……這或許與中國人對日本的那種感情有點類似。」西拉答道。

「中印戰爭對他們（印度人）產生的陰影，真的不校」朱翠萍告訴本刊，「但是，這是一場他們自己引發的戰爭。」這是兩者截然不同之處。

實際上，中印建交之初，作為亞洲最大的兩個國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發展中國家，雙方曾經一度交好，「親如兄弟」。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尼赫魯向印度政府表達了承認中國新政權的必要，他認為這「是承認一個政治和歷史事實，忽視這些只會使自己在現在和未來陷入困境」。同時也是為了能夠趕在其他英聯邦國家之前承認新中國，以突顯印度擁有自己的政策，做決定並非「只是跟隨別的國家」。

1954年6月，周恩來利用日內瓦會議代表團團長休會的空隙訪問了印度。

此前，經過4個月的談判，中印簽署了《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和換文。協定在序言中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定為指導兩國關係的準則，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然而，雙方的蜜月期並沒有持續多久。1956年11月至12月，周恩來應邀第二次訪問印度，西藏問題和中印邊界問題的陰影已經初露端倪。

在火車上，周恩來告訴尼赫魯，中緬將談判解決兩國邊界問題。關於中印東段的所謂「麥克馬洪線」是非法的，從來沒有為歷屆中國政府所承認的。儘管如此，為了保證邊境的安寧和照顧到兩國的友好關係，中國軍政人員將嚴格不越過此線，並表示希望以後能找出解決東段邊界的適當辦法。然而，尼赫魯認為中印邊界不容討論。

1959年3月19日夜間，西藏少數上層反動分子發動全面武裝叛亂。印度攻擊中國「侵略西藏」，甚至提出印度負責調停。

毛澤東認為，尼赫魯是中間派，有兩面性，要肯定他好的一面，批評他壞的一面，應該爭取他，不要把事情做絕。

「中國的主要注意力和鬥爭方針是在東方，在西太平洋地區，在兇惡的侵略的美帝國主義，而不在印度，不在東南亞及南亞的一切國家。」

1959年5月13日，毛澤東在外交部外事秘書的談話答覆稿上寫道，「中國不會這樣蠢，東方樹敵與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西藏叛亂的平定和進行的民主改革，絲毫不會威脅印度……我們雙方的會合點就是在這裡。」

然而，印度政府卻將這理解為一種威脅，即印度如果不修改其對西藏的政策，將不得不對付中國於巴基斯坦，來自東西方的同時施壓。1959年8月25日，在屬於中國的朗久地區，中印武裝部隊在逼近一條尚未明確標定的邊界時，發生了流血衝突。兩個月後兩國又在空卡山口搶佔哨所時，發生遭遇戰。

11月3日，毛澤東根據尼赫魯來信中提出的雙方從郎久撤出的建議，進一步提出：「雙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個無槍地帶」。11月7日，周恩來正式致函尼赫魯，建議兩國部隊各自從東邊的所謂「麥克馬洪線」和西邊的雙方實際控制線後撤20公里，在撤出的地區，由兩國民政人員和非武裝的警察維持秩序，並為此舉行兩國領導人的外交磋商。中方承認有部分邊界從未劃定過，願意進行談判；印方則堅持邊界已經劃定，拒絕再談。

中印邊境的大規模武裝衝突還是在1962年10月20日爆發。戰鬥進行了一個月，印軍死傷4885人，被俘3968人。中國軍隊陣亡722人，負傷697人。

為促成中印邊界問題和平解決，中國政府於11月21日宣布全線停火，單方面撤到1959年11月7日實際控制線中國一側的20公里以外，並宣布釋放和遣返全部被俘印度軍事人員，歸還所繳獲的武器彈藥。

中印邊界戰爭被印度媒體稱為「恥辱的失敗」，成為印度人解不開的心結。1963年，尼赫魯說：「印度從中國入侵中學到了這個世界容不下弱國……我們一直生活在自欺欺人的世界中。」

第二次中印戰爭？

戰後的中印雙方，互相指責對方侵犯自己的領土，來往照會接連不斷。中國指責印度領導人是擴張主義者、地區霸權主義者；印度批評中國領導人是侵略者，是對印度安全的最大威脅。中印關係進入了長時間的「冰凍期」，通過談判解決中印邊界爭議的大門也因此長期緊閉。

1964年尼赫魯去世，但其奉行的「前進政策」並未消失，「報仇」心理也一直存在。兩年後，中國國內掀起了「文化大革命」，西藏地區也受到波及。

印軍趁機不斷越境進入中國領土，修築工事，偷移界碑。僅1967年，入侵活動就達178次。這種小口蠶食中國領土的方式，被毛澤東形容為「賴皮戰術」，為此毛澤東提出「決不退讓，避免流血。武裝共處，犬牙交錯」來進行反制。

印度也通過其他渠道對中國進行戰略偵查。1967年6月，印度駐華大使館二等秘書魯冠南和一名三等秘書闖入北京西郊軍事基地，偷拍軍事設施。中國政府因而宣布這兩名印度外交官為不受歡迎的人。作為報復，印方也宣布中國駐印使館一等秘書和三等秘書為不受歡迎的人。6月17日，印度暴徒闖入中國使館院內，焚燒中國國旗，搗毀使館辦公樓，燒毀兩輛汽車，將8名中國外交官和工作人員打成重傷。

1967年9月至10月，雙方分別在乃堆拉山口和卓拉山口發生戰鬥。印軍的攻擊被粉碎後，根據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和以往的慣例，中國邊防部隊通知印軍派人前來中國境內，取回了遺棄的武器和幾十具屍體。此後，印軍未再向中國陣地發起攻擊。

1970年5月1日，為了調整被「文化大革命」干擾的對外關係，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各國駐華使節。他對印駐華使館臨時代辦說，「中印兩國人民總是要友好的，不能老是這麼吵下去嘛！」印度政府不久即傳來口信，答應準備與中國進行對話。

正當中印關係出現好轉的徵候時，1971年3月發生了東巴基斯坦事件，印度公然干涉巴內政，11月印又對巴發動全面武裝侵略。受此影響，中印關係改善的進程再一次被推遲了。

此後5年，英迪拉·甘地政府面臨重大考驗。她本人被指責為獨裁，政敵亦宣稱英迪拉在1971年的大選中舞弊。英迪拉隨即要求總統下令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嚴峻的國內形勢迫使英迪拉緩和與中國的關係。

1976年，周恩來逝世。英迪拉親自到中國駐印度大使館致哀並留言。不久兩國決定互派大使，結束了長達14年雙方只有代辦的局面。

1980年，英迪拉·甘地第二次出任印度總理，開始重新審議印度的安全形勢。

早在20世紀60年代末，戰敗後的印軍就精心制定了一個所謂的「防禦作戰」計劃。到上世紀80年代初，雖然部署到前沿支撐點的軍隊已經準備就緒，但通往這些地區的公路網卻始終未能建成。1986年2月，印度鷹派將領桑搭吉被任命為陸軍參謀長，加快在中印邊境部署軍隊的速度。印度政府也開始加強對邊界地區的國防基礎設施建設。

1986年底，印度議會兩院通過法案將非法侵佔的中國藏南領土——印度所謂的「阿魯納恰爾中央直轄區」升格為「邦」。1987年年初，印軍又展開「獵隼行動」，在邊界部署重兵，在桑多洛河谷修築直接威脅中方前沿哨所的尖兵哨。這7個尖兵哨所在的位置表明，印軍不僅侵入到中國領土，甚至還向前做了少許移動，這引起中國軍隊的強烈反應。1987年3月，雙方在在桑多洛河谷發生了短暫的交火。

由於印軍拒絕解除戰備狀態，中國不止一次向印度提出強烈抗議。1987年初，西方媒體認為北京的語調已經同1962年時類似，一些西方外交官甚至預言第二次中印邊境戰爭即將爆發。

據印度媒體報道，桑搭吉自認為印軍已同1962年時完全不同，現在印軍不僅熟悉地形，而且裝備有大量的運輸機和作戰直升機，可提供給養、支持地面攻擊。按照他的設想，如果中國軍隊像1962年那樣發起反擊，印軍就可以利用新式裝備「圍殲」以輕裝步兵發起進攻的中國軍隊。桑搭吉甚至計劃一旦戰爭爆發，印軍可進入中國西藏縱深作戰，將戰線推進至雅魯藏布江一線。

英國學者內維爾·馬克斯韋爾撰寫的《中印邊界爭端反思》一書稱，當時印軍打算使用一個師的兵力來「清除」桑多洛河谷地帶的中國軍隊，但有兩次均在最後一分鐘撤消了攻擊命令。

時任印度總理的拉吉夫·甘地（英迪拉·甘地之子）並不希望鷹派分子真的挑起一場同中國的全面戰爭。早在1986年，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訪問新德里時，曾婉轉地向印度傳達信息：如果中印間發生衝突，蘇聯不會履行蘇印條約中對印度的承諾。

1987年5月，印度外交部長蒂瓦里在赴朝鮮平壤參加不結盟國家外長會議期間順訪北京，他向中國領導人帶去了拉吉夫·甘地的一個口信：新德里不打算繼續使邊境地帶的局勢惡化。

一年多之後，拉吉夫·甘地訪問中國，中印關係實現正常化。此後，中印兩國高層領導間的交往開始變得頻繁。

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

中印邊界全長約1700公里，習慣上分為東、中、西三段，整個中印邊界從未正式劃定。

1979年2月，印度外長瓦傑帕依訪問中國。鄧小平在接見他時指出：「中印兩國應該求同存異，邊界問題可以通過友好協商，互諒互讓，公平合理地一攬子解決」。針對中印邊界爭端，鄧小平提出「中國在東段讓，印度在西段讓」的一攬子解決方案。

拉吉夫·甘地訪華後，印度政府不再堅持自己索要的領土都是「無可爭議的印度領土」的立場，承認中印兩國有爭議地區，可以用「互諒互讓」方式解決。但印度在談判中的基本立場是，東段爭議區因屬其既得利益而不願討論，只想同中國在西段討論「互諒互讓」，這實質上是要中國單方面再做些讓步。這一要求，顯然不能為中方接受。

中國駐印度前大使周剛在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從大局來看，我們重視跟印度的關係，雙方關係也有發展的餘地和必要，但是印度希望單方面解決自己的關切，叫中方單方面照顧它的利益，這個是不現實的。」

1998年4月22日，周剛抵達新德里出任中國駐印度大使。他回憶，當時還沒來得及遞交國書，中印關係就因為印度以「中國威脅」為借口進行的核試驗遭受挫折。

當年5月，瓦傑帕依任印度總理不到2個月，就在3天內進行了5次地下核試驗。巴基斯坦則回敬以6次，一時間南亞大陸成為世界上最危險的地區。在寫給時任美國總統柯林頓的信中，瓦傑帕依將印度進行地下核試驗的原因，歸結於與中國關係的不信任氣氛，以及不斷惡化的安全環境，尤其是惡化的核環境。

「我們有一個公開的核武器國家與我們接壤，這個國家1962年對印度發動了武裝侵略。雖然我們同這個國家的關係最近十年左右已經改善，但是，主要由於邊界問題沒有得到解決，一種不信任的氣氛繼續存在。」這封信被《紐約時報》全文刊載。瓦傑帕依刻意隱瞞了印度的「野心」。贏得1998年選舉後，印度人民黨就宣稱：「要改變印度在外交上的低頭政策，在世界舞台中找到應有的位置。」

「從那時候開始，別說是部長級的，連司局級的印方負責人都很少見得到。」周剛說，為了突破僵局，他「連續做了一百場報告」，手上的國書，直到6月1日才正式遞交。

1999年1月，印度總統納拉亞南在中印學者第二輪對話會議期間，公開收回「中國威脅」論。同年6月，印度外長賈斯旺特·辛格應邀訪華，中印關係再次開始改善。

雖然中印之間在經貿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都在不斷向好，但邊界問題始終是隨時爆發的炸彈。2013年4月21日，《印度時報》等媒體又紛紛驚呼「中國入侵論」觀點，並稱印度邊防警察獲得消息後，隨即趕到與中國士兵營地相距300米的地方駐紮，由此進行了所謂的中印軍隊「帳篷對峙」。24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表示，中國邊防部隊沒有越過實際控制線一步。

「中國一直覺得印度是一個潛在的合作者，這個潛在不能化為現實，就是印度從來都不相信中國。」朱翠萍告訴本刊，經過幾十年的談判，中影雙方達成的實質上的共識就是擱置爭議」，「不用邊界的分歧來綁架兩國經濟、文化領域的合作」。但是這次莫迪上台以後，國內改革面臨巨大困難，需要轉移矛盾。另一方面，印度越來越擔心中國和不丹的邊界談判完成，威脅到其南亞霸主地位。目前，中國的14個接壤國家中，僅印度、不丹兩國尚未與中國劃定陸地邊界。

據印度媒體報道，在中印兩國於洞朗地區持續對峙之際，印度國防部8日向政府緊急尋求追加撥款2000億盧比(約合人民幣210.5億元人民幣)。

印度新德里電視台網站稱，新德里希望通過外交渠道探討當前僵局，但中國明確表示印度軍隊必須首先撤出洞朗，然後兩國才能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印度軍隊正在觀望中國軍隊官兵是否會按照兩軍傳統，在8月15日（即印度獨立日）前往五個指定的邊界人員會面點與印度官兵互致問候。

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副教授林民旺認為，跨越半個多世紀的談判進程已使雙方對於對方的底線和諸多技術性考量都掌握得比較清楚了，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最終還是要靠政治決斷，而印度在這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參考書目：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編寫組：《中印邊境自衛反擊作戰史》，軍事科學出版社；

王宏緯：《當代中印關係述評》，中國藏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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