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後重建與中國經濟援助：中國援助9億盧布

來源 / 中華網 原載《中共黨史研究》

文 / 沈志華

資料圖：志願軍部隊參加朝鮮的重建

近些年，國際學術界加強了對朝鮮戰爭後朝鮮歷史以及朝鮮與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之間關係的研究，其推動因素主要有兩個：朝核危機及東北亞緊張局勢需要人們探究其歷史根源；俄國和東歐檔案披露了冷戰時期朝鮮與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大量史實。研究的重點首先是朝鮮政治外交史，其中主要是蘇聯因素的影響，尤其集中在1956年八月事件上。其次是討論朝鮮經濟發展的問題，其中韓國學者主要從朝鮮內部或朝鮮與韓國對比的角度考察其經濟體制的建立。儘管意識到外援尤其是中、蘇的經濟援助，是朝鮮戰後經濟重建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由於資料短缺，韓國學者鮮有針對經濟援助的專著問世。而在冷戰國際史研究中，重點討論的是蘇聯和東歐國家對朝鮮經濟發展的影響。目前，研究戰後中朝關係，特別是中國與朝鮮經濟關係的成果還不多見。

儘管中國檔案解密和開放的程度與國際水平還差得很遠，但畢竟已經邁出了第一步，這主要表現在外交部檔案和一些地方檔案的開放。如果充分加以利用，再結合俄國和東歐各國檔案文獻(其中涉及中朝關係的內容十分豐富)，對於戰後中朝關係，特別是經濟關係，還是可以有所作為的。本文有意在這方面作一嘗試，討論的時間範圍限於朝鮮戰後重建這一歷史時期。所謂重建，即國民經濟恢復。1953年8月5日，朝鮮勞動黨召開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規劃，決定分三個階段完成國民經濟的恢復：第一階段是準備時期，計劃用半年到一年的時間；第二階段執行三年計劃(1954年至1956年)，使國民經濟各部門恢復到戰前水平；第三階段實現五年計劃(1957年至1961年)，建立工業化的基礎。本文將梳理1953年至1960年中國援助朝鮮的過程，並試圖探究這種援助的特徵、成因及結果。

準備時期(1953年至1954年)

三年多的戰爭給朝鮮造成的經濟損失極其嚴重。1954年3月蘇聯使館根據朝鮮中央統計局資料撰寫的詳細報告，在戰爭期間，朝鮮人口銳減近120萬(此外還有60萬人被徵兵)，造成勞動力嚴重匱乏。直接經濟損失達 4200億朝元(約合140億盧布)，有近9000座工業建築、60萬所住宅、5000所學校、1000家醫院、263座劇院和電影院以及數千個其他文化生活機關變成廢墟。一些最重要的工業品產量急劇減少：電力生產從1949年的59.24億度下降到1953年的10.16億度，相應地，採煤量從 394.3萬噸減少到68.8萬噸，鋼從14.4萬噸減少到0.35萬噸，水泥從53.7萬噸下降到2.65萬噸，食鹽從28萬噸下降到4.2萬噸，有些重要的工業部門如冶金、化學、燃料遭到徹底破壞。交通業損失615.86億朝元，424個火車頭及11118節車廂被完全炸毀，14個港口和港灣及 1600座服務性建築遭到轟炸。國家商業網點全部遭到破壞，1237個商場無一倖存。農業損失也很嚴重，除大量農作物被毀外，被宰殺和被掠走的牛羊 10.9萬頭，豬13.5萬頭，毀壞果樹8.9萬棵。

早在戰爭期間，金日成(Kim Ⅱ Sung)就為戰後的經濟恢復心急如焚。所以，朝鮮停戰協定剛剛簽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就是向蘇聯要求經濟援助。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交給蘇聯使館一份報告，詳細說明了戰爭造成的損失情況以及恢復工業所需要的蘇聯幫助。同一天，朝鮮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會，請求蘇聯派遣62名專家到朝鮮，幫助制訂經濟恢復工作和最重要的工業企業設計任務的計劃。照會詳細列舉了所需專家的清單和恢復項目的主要參數，並強調說，聘請蘇聯專家「十分必要，因為朝鮮人自己無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8月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作出決議，決定向朝鮮提供10億盧布的援助，用於國民經濟的恢復。金日成得到消息後，立即在8月5日召開的朝鮮勞動黨六中全會宣布：「蘇聯政府已經通知，決定給我們10億盧布的援助。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國政府也都作出了關於提供援助的決定。在這些國家已經掀起了一個幫助朝鮮恢復和發展經濟的群眾性運動。」

在戰爭後期朝鮮就開始尋求東歐國家的經濟援助，並小有收穫。1953年11月李周淵走訪了波、捷、匈、羅、保、阿和民主德國，又爭取到大批援助。除阿爾巴尼亞只同意提供1.2萬噸瀝青及布匹外，其餘每個國家都答應無償援建2個至5個工業企業，並贈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資。不過，當時東歐國家也處在恢復時期，對朝鮮的援助總體規模並不大，這些國家的援助金額總計11.47億盧布，其中僅民主德國就佔一半(5.45億)，但使用期限為10年。到1954年底，所有東歐國家援助實際使用的金額加在一起只有2.02億盧布。

金日成在北京進行了兩個星期的訪問，關於對朝鮮的援助，中方提出簽署《中朝經濟及文化合作協定》等七個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周恩來在第一次會談中表示，可以簽署一個秘密的技術合作協定。根據已經公開的材料，中國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國援助朝鮮的72900億元(合14.5億盧布)全部免於償還；在4年(1954年至1957年)期限內，再提供80000億元(合16億盧布)的無償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億元(合6億盧布)，這些款項將用於供應工業原料、建築材料、機器設備、糧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復鐵路和橋樑；在3年(1954年至1956年)期限內，中國自費收養22735名朝鮮難民兒童，並贍養負責教育這些兒童的7186名朝鮮公民及其家庭成員。根據中朝協議，對於赴朝工作的中國專家，朝鮮政府只需支付他們在中國所領取的同等工資(含出差和補助費)、醫療費、住宿費和交通費，不承擔其他任何費用。來華實習的朝鮮員工，可以享受與中國同等技術人員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費醫療，只需支付住宿費。朝鮮政府僅承擔實習人員來往的旅差費。對於朝鮮留學生，中國只向朝鮮政府收取發給學生的助學金和國內旅費。

在朝鮮重建時期的最初幾年，中國作出的援助承諾，在金額合計上已經超過了蘇聯與東歐國家的總和，尤其是考慮到中國在剛剛結束的戰爭中所蒙受的重大損失，這種做法確實是超乎尋常的。用周恩來與朝鮮代表團會談時的說法，就是「把中朝兩國人民傳統的戰鬥的友誼和兩國之間的合作關係，用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

資料圖：志願軍部隊參加朝鮮的重建

在朝鮮經濟重建初期，兄弟國家的援助起到了重要作用，其提供的資金在1954年朝鮮國家財政預算中至少佔31.6％。蘇聯援助的主要是工業項目，尤其是重工業，截至1954年10月1日，蘇聯幫助恢復和新建的工業企業達100個(其中新建項目22個，大型工業企業30個)。如果說蘇聯和東歐國家援助的資金主要用於購買工業設備和原料，那麼中國的援助除工業設備(織布機、蒸汽機車、車皮)和煤炭外，重點是提供生活消費品。僅1954年中國便向朝鮮出口了13萬噸糧食(1953年為20萬噸)、4000萬米棉布(幾乎等於朝鮮1955年的總產量)、60萬雙鞋和30萬套棉裝等。培養朝鮮的技術員和技術工人也是中國的一項重要任務，僅1954年來到中國的朝鮮實習生就有3000多人(以後增加到1萬多人)。到上海的實習生共269人，基本上都分配在輕工業和日用品工業企業，其中國營或公私合營企業39 人，私人企業222人。到瀋陽的509人，多數是由中國撫養的朝鮮孤兒。他們被分派到31個工廠，學習機械製造等方面的生產技術，準備一年後回國參加建設。

除了資金、技術和物質的援助，中國對朝鮮重建作出的最值得注意且無可替代的貢獻，就是幾十萬志願軍官兵所提供的大量無償勞動力。這一點，在朝鮮勞動力極為緊缺的戰後初期，顯得尤其重要。在停戰後3個月內，志願軍鐵道兵便修復、修整和新建橋樑308座，全長1.5萬米，並修復車站37處，協助朝鮮鐵路員工全部恢復了朝鮮北部原有鐵路線。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築水壩、河堤、水渠，植樹造林，春播秋種，修建民宅，修復校舍等各個方面，志願軍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僅1957年上半年，志願軍投入朝鮮經濟建設的人力就達43萬個勞動工日。到1958年全部撤軍前，志願軍共幫助朝鮮修建公共場所881座，民房45412間，修復和新建橋樑4263座，修建堤壩4096條，全長429220米，修建水渠2295條，長達 1218.71公里，進行田間勞動8.5億坪，送糞1314.6萬擔，植樹3608.65萬棵，運送糧食物資63853噸。此外，志願軍官兵節衣縮食，以糧食2126.05萬斤，衣物58.9萬件，幫助部分駐地人民渡過災荒，還為朝鮮人治病188.39萬人次。

1954年3月11日朝鮮內閣通過的決定宣布，「已勝利地完成了1953年的計劃，即全面地恢複發展人民經濟所必需的準備工作和整理工作」，並開始執行經濟恢複發展的三年計劃(1954年至1956年)。

三年計劃期間(1954年至1956年)

1954 年4月22日，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長朴昌玉(Park Chang Ok)在最高人民會議第七屆會議作關於三年計劃草案的報告，幾天後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公布了關於三年計劃的法令：到1956年，工業總產量要超過戰前水平，達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費品生產約2倍)。在農業方面，水稻總產量超過戰前水平19％，雜糧9％。國民收入將比1949年增長30％以上。

在三年計劃時期，蘇聯繼續保證工業設備的供應，而中國對朝鮮的幫助，除少量的輕工業設備和企業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業原料。1954年至1957年，中國對朝鮮貿易出口總額9.22億元，進口總額1.27億元，差額7.85億元，主要以外援平衡。中國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糧食(主要是小米)44.9萬噸，大豆17.8萬噸，棉紗3950噸，棉花3.559萬噸，棉布8847.6萬米，煤炭345.6萬噸，焦炭26萬噸，橡膠1.12萬噸；從朝鮮進口的商品主要是海產品、鐵砂、化工原料和蘋果等。在三年計劃施行階段，朝鮮超過80％的工業項目重建是在兄弟國家的援助下完成的。

資料圖：志願軍部隊參加朝鮮的重建

朝鮮的三年計劃確實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鮮當局公開的材料，1955年工業的基本建設投資約等於戰前五年和平建設期間工業基本建設總投資的3倍。當年國營和合作社工業的總產值已完成計劃的106％，並超過戰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鮮重建或恢復和擴大了290個以上的大、中工業企業，包括機器製造、冶金、採礦等部門。就是說，在工業總產值方面，三年計劃已經提前一年超額完成。然而，實際上朝鮮在三年計劃期間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其主要表現如下：

第一，國民經濟基本建設投資過大，造成預算赤字。從財政來源講，來自兄弟國家資金的減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304億朝元(占財政收入的35％)，1955年為234億朝元，減少了70 億朝元。這從另一個角度說明了外援在朝鮮經濟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第二，過於強調重工業，造成經濟發展比例嚴重失調。據朝鮮國家統計局的公報，1955年生產資料的生產比1954年增長62％，而生活資料的生產只增長了37％。結果導致居民生活呈現出物質匱乏的現象。

第三，最嚴重的問題在於農業。由於農業合作化速度過快引起農民不滿，加上農業投入不足，取締糧食買賣，從而造成普遍的糧食恐慌。

資料圖：志願軍部隊參加朝鮮的重建

中國在1954年和1955年分別提供的13萬噸和15萬噸糧食以及蘇聯緊急援助的5萬噸小麥在很大程度上幫助朝鮮解決了燃眉之急。面對蘇聯的批評和建議，朝鮮政府也採取了一些補救措施，使危機得到一定緩解，但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1955年的糧食總產量244萬噸，雖然超過了1954年，但還遠未達到1949年的水平(280萬噸)。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計劃的54％和34％。侵佔、盜竊、揮霍國家和集體財產的現象仍十分嚴重，這類案件占當年刑事案件的70％。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體思想」。他說：「從蘇聯回來的人主張學蘇聯的方法，從中國回來的人則主張學中國的方法。這種爭吵是毫無意義的。」「我們正在進行朝鮮的革命，而不是別的國家的革命。朝鮮革命，這就是我們黨的思想工作的主體。因此，必須使一切思想工作服從朝鮮革命的利益。」

在困難時刻，朝鮮向中國求援。8月初國家計劃委員會領導人與中國使館會談後，起草了《關於請求中國提供援助給朝鮮政府的建議》。中國駐朝鮮大使喬曉光估計，金日成將率團出席中共八大，屆時會與中國領導人討論援助的問題。同時，朝鮮駐華使館向中國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應協議草案》。根據該協議，中國將向朝鮮出口2億元商品。8月21日金日成在與喬曉光會談時提出，在新的五年計劃期間，朝鮮政府無法滿足居民的物質需求，因而請中國繼續給予援助。

在1957年貿易的談判中，中朝雙方對中國向朝鮮提供糧食問題進行專門的商談。經過反覆談判，中國最終為朝鮮提供15萬噸糧食。

五年計劃期間(1957年至1959年)

蘇聯新任大使普扎諾夫(A. M. Puzanov)1957年4月10日通報，朝鮮將於5月至6月完成五年計劃的制訂，金日成表示將把計劃草案交給蘇聯和中國，以聽取意見和協調相互責任。喬曉光的第一反應是：中國未必能對朝鮮國民經濟發展提供追加援助。金日成要求中國政府於6月初接待朝鮮代表團，其目的是前往學習中國制訂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經驗，並討論兩國發展國民經濟相關的問題。

1957年6月21日，毛澤東在接見朝鮮新任駐華大使李永鎬(Lee Yong-ho)時談到，「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應當更加團結起來，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團結起來，對付共同的敵人」，還表示「我們要和朝鮮繼續合作，加強團結」。隨後，朝鮮決定8月底派代表團前往中國，商討「一五」計劃和雙邊貿易的問題。

資料圖：志願軍部隊參加朝鮮的重建

195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為團長的朝鮮經濟代表團訪問中國。對朝鮮的五年計劃，中方總體上表示贊同，但認為增長速度定得過快(高於中國「一五」計划水平)，農業投資不夠(年平均投資低於三年計劃)，積累率和投資率過高(按同樣價格計算遠高於中國)，消費水平也顯得目標偏高(超過中國1962年水平)。中方代表通過講述中國的經驗，間接地就這些問題向朝方提出了建議。在貿易方面，中方確定的方針是：根據雙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則，在物資供應上幫助朝鮮解決困難。據中方估計，1958 年至1961年中國對朝鮮貿易出超將達到人民幣8000萬到1億元。其差額中方決定不再以無償援助或貸款的方式解決，而是儘可能進口一些中國並不急需的朝鮮物資，以促進朝鮮自身的生產建設。由於中國「二五」計劃尚未確定，故這次只商談1958年的貿易問題。對於朝鮮最關心的幾項物資，中國都儘力予以解決。如中國1958年計劃煤炭缺口在600萬噸以上，但還是完全滿足了朝鮮的需要(87萬噸)。硫磺中國自己也缺，橡膠還要靠從國外進口，也都滿足(硫磺)或基本滿足(橡膠)了朝鮮的需求。只有棉花難以達到朝鮮的要求。中國連續兩年未完成棉花播種計劃(1956年差500萬畝，1957年差700萬畝)，因此打算1958年從蘇聯進口幾萬噸棉花。這樣，對於朝鮮要求供應的棉花(12000噸)、棉紗(1500噸)和棉布(1000萬米)，經過反覆談判，中方最後答應提供的只有8000噸棉花、500噸棉紗和500萬米棉布。至於進口物資，水泥、漂白粉、硝酸銨三種大宗物資，以及黑鉛等，中國實在不需要，且無法轉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盡量接受了朝鮮的貨單，如中國的碳化鈣已經過剩，而朝鮮要求出口3萬噸，最後中國接受了8000噸。朝方對談判結果感到滿意，認為「基本上解決了要討論的所有主要問題」。在實際執行中，中國又作出一些讓步，如對貿易差額的處理。因中國無償援助的款項到1957年已經用完，為滿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資貸款外，採取了擴大貿易的積極措施。而中國對朝貿易年年出超，1957年至1960年共計6229萬美元，這些差額最後基本上都用貸款方式解決了。

在1957年11月莫斯科會議期間，毛澤東兩次約見金日成，表示想親自去朝鮮訪問，金日成立即說，他將組織最盛大、最熱烈的歡迎儀式。後來金日成對蘇聯大使說，毛澤東的談話「十分親熱、友好和坦誠，我們對此非常滿意」。

在這樣的氣氛中，中朝攜手邁進了1958年。這一年，中國開始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朝鮮則仿效中國開展了「千里馬」運動。毛澤東從莫斯科回來後，便積極推動以大鍊鋼鐵為中心的「大躍進」群眾運動，隨後又在全國推動了人民公社化。這股熱浪很快就波及到朝鮮，6月11日，金日成便要求「全體勞動者響應黨的號召，騎著千里馬，朝著社會主義賓士」。朝鮮先後派出4個專業代表團到中國考察和學習，主要報刊也不斷介紹中國「大躍進」的情況。8月3日，以李周淵為首的政府代表團訪華，行前金日成指示他們，要「認真學習，細緻研究，把學到的經驗帶回朝鮮」。在為時月余走訪近100個企業、單位後，代表團感觸頗深，認為「中國的大躍進不僅決定了中國的命運，也決定了世界的命運，它將扭轉全世界的歷史」。接著，朝鮮報紙開始發表社論，批判保守主義，提出「鋼鐵和機械是工業之王」的口號。同中國一樣，朝鮮也開展了除四害、消滅血吸蟲的全民衛生運動，在工業建設中大力提倡大中小結合、土洋結合，全民大鍊鋼鐵，在農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併，大辦公共食堂。學習中國的「全民皆兵」，朝鮮也在城市、工礦和農村廣泛建立「工農赤衛隊」，並下發武器。金日成號召全國「繼續苦戰1 -2年」，並說：「共產主義不是遙遠的將來」，「再鬥爭4-5年，就可以達到這個目的」。

中國對朝鮮的援助隨著雙邊關係日益密切而不斷加大力度。1958年2月，周恩來在訪問朝鮮期間說，中國可以繼續向朝鮮提供棉花，每年1萬噸是有可能的，還主動問朝鮮需要多少焦炭，並答應考慮給予滿足。周恩來還提出志願軍撤出之前可以幫助朝鮮人民軍修築工事，並建議中朝合建雲峰水電站，中國可以先行墊付朝鮮的投資(金日成接過話題說，按照日本人的資料，在鴨綠江上可以建設三個水電站)。回國後，周恩來吩咐外交部馬上落實上述事項。周恩來的態度對朝鮮是一個鼓勵。6月初，朝鮮提出請中國再援建一個紡織廠和兩個紙袋廠。根據周恩來和陳毅的指示，國家計委立即邀集有關部門協商，並很快作出答覆：中國同意援建這三個工廠，以無息長期貸款的方式 (自1961年開工後起10年內還清)。接著，朝鮮方面又提出了進一步要求。

資料圖：志願軍部隊參加朝鮮的重建

8月3日，朝鮮政府代表團到京，與中國進行提供工業設備和簽訂長期貿易協定的談判。在成套設備方面，朝鮮要求中國援建年產1萬錠的絹織廠3個，1960年至1962年每年建成一個。年產100萬套的軸承廠、年產1.5萬噸至3萬噸的製糖廠、年產10萬噸的麵粉廠各一個，分別於1959年至1960年建成。提供日產30噸的造紙設備6台，1959年至 1960年交貨；50噸/小時的鍋爐及發電設備4台，1960年至1961年交貨。中方基本上同意了這些要求，只是建議製糖廠和麵粉廠應根據原料產地建成分散的小廠。在專用設備及機床方面，朝鮮要求從1958年底至1961年為其供應冶金設備17種29台(部)、選礦設備11種97台、大型機床15種20 台、針織機50台、寬軌用小型機車7台、寬軌用磨砂車100台等。當時中國正處在「大躍進」中，有關部門感到朝鮮的有些要求交貨日期太緊(4種冶金設備、 5種大型機床)，有些設備中國製造能力有限，國內供應還有缺口(磨砂車)。但最後還是基本上滿足了朝鮮的需求。此外，雙方還簽署協議，共同投資建設雲峰水電站，由中方提供貸款，朝鮮政府將自1963年起分10年以貨物償還。朝鮮提出再建一個義州水電站，中方曾有所考慮，但最後未達成協議。根據雙方簽訂的 1959年至1962年貿易協定，中國方面將供應朝鮮煤炭、棉花、棉紗、輪胎、煉錫、壓延鋼材、錳鐵、硫磺、石蠟、石膏等主要物資。這次兩國會談涉及範圍之廣泛，內容之豐富，確如《人民日報》文章所說：中朝經濟關係已進入長期合作的新階段。

如果說在朝鮮三年計劃期間中國主要供應的是生活消費品，那麼從五年計劃開始，中國對朝鮮的援助已經轉向以提供工業設備和物資為主。為此，10月18日雙方又簽訂了中朝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章程和執行決議的共同條件，決定成立科學技術合作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其工作範圍包括互相提供圖紙、資料、樣品，互相派遣專家、實習生，互相委託技術鑒定等。合作委員會第一屆會議僅要求上海市承擔的工業項目就有22項，並規定1958年底和1959年初將相關資料提交給朝方。10月 26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陳毅、李富春關於加強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工作領導的請示報告。報告提出：凡援外商品，商業部優先保證供應，鐵道部、交通部優先安排運輸。所有援外項目，必須列入各有關部門和省市自治區的經濟計劃，作為確保項目。臨時追加的項目，在設備和原料不足的情況下，各部門和地區可以從國內項目中儘先調劑使用。金日成對中國的幫助非常滿意，並一再表示感謝。中朝關係進一步升溫。

1958年11月22日，當金日成時隔5年後再次訪問中國時，北京30萬人夾道歡迎，鑼鼓喧天，鞭炮齊鳴。對於中朝關係，《人民日報》報道使用的辭彙十分感人：「唇齒相依、安危與共、親如手足、休戚相關」。會談中，毛澤東說，我們肯定朝鮮黨的路線是正確的，中國的方針就是三個尊重：尊重朝鮮民族，尊重朝鮮黨，尊重朝鮮領導人。金日成非常激動，一再表示兩國關係非同一般。雙方表示要更多接觸，加強非正式互訪，並談到幾年後攜手進入共產主義。談到經濟發展時，金日成說，朝鮮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澤東當場拍板：棉花你們要多少給多少。周恩來補充說，朝鮮所要的100萬噸焦炭也答應提供了。對這次訪問，朝鮮領導人和新聞界予以充分肯定，並大力宣傳。

由於超強的國內動員機制和大規模的外援幫助，朝鮮的經濟發展在1958年至1959年確實取得了突破性進展。根據朝鮮中央統計局的數字，1958年工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加了40％，等於1956年的2倍，1949年的4倍。糧食產量超額12％完成計劃，達到370萬噸。基本建設投資總額達341億朝元，比前一年增長了26％。1959年第一季度工業總產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長75％，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長 7％。5月8日勞動黨中央常委會發表公報宣布：到1959年8月15日將提前兩年多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歡欣鼓舞的朝鮮領導人不斷宣稱，到那個時候，朝鮮人均主要工業品和穀物產量，不僅會超過社會主義的捷克斯洛伐克，還要超過資本主義的日本。

然而，同三年計劃一樣，朝鮮執行五年計劃取得的成就也伴隨著一些缺陷和問題。根據蘇聯和匈牙利有關部門的報告，在1957年至1959年間朝鮮經濟在高速發展的同時，存在如下一些問題：工業各部門之間比例嚴重失調，如電力和燃料工業的發展速度遠遠落後其他部門，造成兩次被迫縮減計劃；工業品質量低劣，甚至用於出口的鋼材和耐火磚都無法達到技術標準；大量小型工業或手工業生產的鑄鐵等產品完全是廢品，造成人力和資金的浪費；城市工人和職員人數激增，導致職工工資水平的增長(55％)大大高於工業勞動生產率的增長(31％)；由於大量勞動力轉向城市和改種經濟作物，糧食作物種植面積縮減，糧食總產量(含玉米)呈下降趨勢(1958年實際為343.7萬噸，1959年340萬噸)；城市人口增加帶來消費品需求增長，被迫削減大宗農產品出口，導致外貿嚴重逆差，如對蘇聯的芝麻、蓖麻籽和葵花籽的出口，只完成了計劃的6％、7％和27％。

「緩衝」時期(1960年)

1959年10月以後，中蘇之間的分歧逐步公開化，雙方開始了理論爭論，並試圖吸引兄弟國家站在自己一邊。

1960 年九十月間，經過一個多月的談判，中朝簽訂了貸款協定、供應成套設備和提供技術援助協定。中國政府將在1961年至1964年期間向朝鮮提供4.2億盧布的長期貸款，並且幫助朝鮮建設橡膠輪胎廠、無線電通訊器材等工廠和一批生產日用必需品的輕工業企業。此外，還將供應朝鮮棉紡織設備、無線電設備等。在與朝鮮訪華代表團團長李周淵的會談中，周恩來表示，最近阿爾巴尼亞、古巴、幾內亞、阿爾及利亞等國家也紛紛要求援助，蘇聯又撤走了在華專家，中國在經濟上遇到很大困難。但是，中國可以對別的國家「欠賬」，卻要保證對朝鮮的援助項目。關於貸款，周恩來說，到時候能還就還，不能還也可以延期，推遲10年甚至20年再償還也行。為了履行協定，10月18日雙方又簽署了科學技術合作議定書。中國輕工業部負責承擔培訓實習生26項(76人)，派遣技術援助專家23項(45人至48人)。此外，同朝鮮的「緩衝年」一樣，1960年也是中國開始進入「大饑荒」的一年。儘管如此，中國政府還是克服困難，向朝鮮提供了23萬噸糧食。

朝鮮是在戰後重建時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國家之一。按照蘇聯的計算，截至 1960年4月1日，朝鮮得到的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無償援助共55億盧布，其中蘇聯13億，中國9億。此外，蘇聯還提供了36億盧布的低息貸款，中國也提供了三筆無息貸款。社會主義國家對朝鮮的援助集中在重建時期，其中主要的援助來自中蘇兩國。根據韓國的統計資料，從戰後到70年代，社會主義國家對朝鮮的經濟援助總計20.43億美元，1950年至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億美元，其中無償援助16.38億美元(含3.4億免於償還的貸款等)。在此期援助的金額中，蘇聯佔43.14％，中國佔30.75％。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朝鮮外援收入在財政收入中的比例的確呈下降趨勢，從 1954年的33.4％到1960年的2.6％。不過必須看到，這種下降恰恰是大量外援幫助朝鮮實現經濟恢復的結果。況且，在五年計劃和以後的建設中，外援所解決的問題都是朝鮮本身難以完成的。應該說，外援對於朝鮮如此迅速的戰後重建，特別是在初期，起了重要作用。

本文系作者於2010年11月在杭州召開的「冷戰、中國與第三世界」國際學術會議上提交的論文，原文約25000字，本刊發表時又作了大量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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