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始終關乎愛情，沒有人知道

動漫 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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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夏天，17歲的雷蒙德·卡佛在他的家鄉華盛頓州亞基馬谷的一家薯店裡，遇到了正在那裡打工的少女瑪麗安·伯克。這個高個子的美腿女生見到卡佛的第一面，就有了一種預感：「我要嫁給這個男孩。」

那一年她15歲，正隨時準備墜入情網。

在朋友們的眼中，卡佛簡直就是一個笨手笨腳的「蠢貨」，但在瑪麗安看來，他就像電視廣告里的帥哥一樣英俊瀟洒。

「他憂鬱、高大、害羞、沉默寡言、有禮貌、尊重人、有才華。」

那個夏天，他們的戀情進展迅速，瑪麗安的妹妹們經常能偷看到他們約會後的纏綿吻別。

夏天結束之後，他們繼續各自的學業——雷蒙德繼續自己高中的最後一年，瑪麗安則去外地女中讀三年級。第二年春天，瑪麗安告訴卡佛，她懷孕了。卡佛凝視著纖細得像根蘆葦的瑪麗安，將信將疑。這預示著他們必須結婚了。

1956年6月7日，他們在教堂舉行了婚禮。其時，兩人都還不到法定結婚年齡。「當這個18歲的男孩和他的17歲女友結婚時，他們自己還是孩子，但是他們愛得瘋狂，不久之後他們有了一個女兒。」卡佛在他的小說《距離》里有過這樣一段描寫。

「但是他們愛得瘋狂」——沒有比這更好的理由了。

這年年底，他們的女兒出生。「男孩和女孩，現在是丈夫和妻子、父親和母親了，他們住在一個牙醫診所下面的一套三居室公寓里。他們每晚打掃樓上的診所，用此來交換房租和水電費。夏天他們還得維護草地和花木，男孩在冬季要把過道上的雪鏟掉並在路面上撒上粗鹽。這兩個孩子，我跟你講，真的是非常相愛。最要緊的是，他們都有很大的野心，是瘋狂的幻想家。他們總在談論要做的事情和要去的地方。」（卡佛《距離》）

在寫作和瑪麗安之間

那一年，阿肯色州的小石城高中被迫取消了種族隔離校規，蘇聯將兩顆人造地球衛星送入了空間軌道，傑克·凱魯亞克出版了小說《在路上》，雷蒙德·卡佛正夢想著成為作家。

但貧瘠、煩亂的生活空間讓他感到絕望。「我妻子和我沒什麼錢。我們沒有任何手藝。我們只有許多夢想。當有了孩子時，我們自己還沒有長大……」雷蒙德回憶說。最要命的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克里斯蒂娜剛剛出生六個星期，17歲的瑪麗安發現她又懷孕了。

在他們度蜜月的第二天，卡佛就曾對妻子說：「如果有一天，我必須在你和我的寫作之間做選擇……我會選擇寫作。」瑪麗安則向他保證，他永遠不必在她和他的寫作之間做出選擇。為了向雷證明再多一個孩子也不會妨礙他的夢想，瑪麗安懷著身孕出去當了一名水果包裝工。大約兩周之後，她便用打工所得為雷蒙德買了一份父親節禮物：他的第一台打字機。

「她雙肩單薄，但毅力驚人。」連卡佛的傳記作者都忍不住讚歎瑪麗安的母性和犧牲精神。瑪麗安的確有一種找工作的天賦。「你可以把瑪麗安放在美國的任何一個城鎮，不出一個小時，她就會找到一份工作。」他們的朋友戴維說。在很長一段時間，瑪麗安都是一邊讀書一邊做酒吧女招待，供應雷蒙德寫作。「不使雷放棄寫作，不讓他與別的職業有牽連，以免他忘了在這個世界上他要做什麼。」這是他們共同的生活信念。

雷蒙德·卡佛在嘈雜、貧瘠的環境里開始了自己的寫作。

他寫得很努力，四處投稿，但很少成功。他會經常抱怨生活，抱怨父母的貧困，抱怨自己被縮短的青春，甚至抱怨孩子的吵鬧使自己無法安靜持續地寫作，但他無法抱怨他的妻子瑪麗安。瑪麗安為他做了所能做的一切，包括經濟的支撐和心理的安慰。

就在這個家庭陷入無望時，愛荷華作家講習班的主任保羅·安格爾錄取了卡佛，為他提供了1000美元獎學金。有了這筆錢，雷蒙德決定舉家前往愛荷華，他知道，不夠的錢，瑪麗安總會設法掙到。

1963年夏天，他們隨身帶著1美元、一輛開了十年的老爺車和兩個四五歲的孩子，上路了。到了吃飯的時間，他們會找個地方停下來，瑪麗安會進去告訴人家，她是個熟練的女招待，如果人家管他們吃飯的話，她可以幹上兩個小時的活兒。就這樣，他們一路駛往愛荷華。

愛荷華的生活同樣乏善可陳。雷蒙德既寫小說又寫詩，他雄心勃勃地在每一種體裁的講習班都報了名。但當時在愛荷華講授詩歌課的唐納德·賈斯蒂斯和馬克·斯特蘭德都對卡佛了無印象。在小說課上，他「簡直是偷偷摸摸地坐在角落裡」，臉色蒼白，衣衫不整，看起來根本不像是25歲的年輕人，他的同學說他「彷彿已經活了一輩子」。

同時，家庭生活也讓他煩心不已：簡陋的已婚學生宿舍，孩子的吵鬧，捉襟見肘的收入……

「有好多年，我和我妻子都擁有一種信念，那就是如果我們辛勤工作，盡量做對事情，就會心想事成。」卡佛在《激情》一文里說，「但是最終，我們意識到辛勤工作、心懷夢想還不夠。在某個時候，也許是在愛荷華市，要麼是不久以後在薩克拉門托，夢想開始破滅。」

一年之後，卡佛還沒有結束愛荷華的學業，就開著他那輛老爺車將自己的小家庭遷移到西部。這之後的幾年，是他生命中的灰暗期，破產，頻繁遷居，夫妻感情也出現問題。他曾試圖像妻子那樣找份工作，補貼家用。他干過勤雜工、鋸木工、看門人、替人摘鬱金香，但每份工都干不長。除了在家寫作，他的確找不到更適合自己的活計。「他靦腆、敏感，再說他也討厭那個工作……這使他更加逃避現實……他處於一種可怕的狀態。」瑪麗安認為，只有當她的丈夫進入寫作狀態，他才不會悶悶不樂，喜怒無常。

「壞卡佛」

1967年5月29日，剛過29歲生日的卡佛收到一條消息：他的短篇小說《請你安靜些，好嗎？》被選入《1967年美國最佳短篇小說集》。

他被這個消息「驚呆了」。這是他在寫作上第一次獲得像樣的承認，他視之為「扭轉命運的時刻」。1968年初，卡佛的第一本詩集《克拉馬斯河畔》印製完成。這本小書只印了500冊，定價50美分，但始終沒有賣完（待到2008年，一本有卡佛簽名的《克拉馬斯河畔》，標價已達7500美元）。

事業上終於有了起色，但拮据、煩亂、慵倦的家庭生活依然沒有改變。

他曾拿成名之前的亨利·米勒為自己打氣。「他在一間借來的房間里努力寫作，隨時可能被迫停筆，因為他坐的椅子有可能被人從他屁股下面抽走」。這也一直是卡佛生活中的常態。他甚至都沒有一把安靜的椅子可坐。

「年復一年，我和我妻子不得不東奔西走，努力讓頭上有片瓦遮身，餐桌上有麵包和牛奶。我們沒有錢，沒有看得見的、也就是說可以推銷出去的技能——沒有什麼能讓我們把日子過得比勉強維生更好一點……我們有過宏偉的夢想，我和我妻子。我們本來以為可以埋頭苦幹，決心要做的事全都做到。但是我們想錯了。」

卡佛被生活再次擊倒。他開始瘋狂酗酒，進入他的「壞卡佛時期」。

然而即便一個個夢想被現實摔碎，瑪麗安依然沒有放棄掙扎。她總是那麼樂觀、頑強，輕易不言敗。卡佛的學生黛安娜·史密斯曾說：「有那麼一批沒本事的男人，這些男人認為我們的職責就是養活有朝一日他們將會變成的那種偉大的藝術家。瑪麗安具有他們所希望的素質。我們大都做著沒有前途的工作，但她是個榜樣，因為她能保有一份職業，另外在晚上做女招待。一個周末，雷和朋友們去打高爾夫，就在他們打球的那個小俱樂部里，瑪麗安正在酒吧里接待顧客。」

1972年8月8日，卡佛駕著一輛黃色達特桑，從薩克拉門托出發，駛往蒙大拿。卡佛告訴妻子，他需要這樣一次遠行，以便開始新的寫作生涯。也正是在這次遠行途中，卡佛遇到了研究文學的女研究生黛安娜·塞西利。見面後的第二天晚上，卡佛約塞西利一起吃飯，並留宿於她的公寓。他精神極度緊張，但還是不可遏止地墜入了愛河。

一周之後，卡佛失魂落魄地回到家，向妻子坦白了一切。一場家庭風暴隨之來臨。他們不停地爭吵，哭喊，喝酒，交談，每天睡很少的時間，最多只吃一頓飯。在痛苦的交談中，瑪麗安也坦白了自己七年前的一次失身。

這是一次可怕的分裂，所有這些，都被卡佛寫進小說《涼亭》里。卡佛夢想著一次徹底的改變：與另一個女人在另一個地方過一種井井有條的生活。「我們經歷過一次持續了六年的危機；我們處於一種持續了六年的緊急狀態；我們在家裡進行了一場持續了六年的越南戰爭。」瑪麗安說。

無法在瑪麗安和塞西利之間做出選擇，卡佛更瘋狂地將自己浸泡到酒精里。深受傷害的瑪麗安也開始酗酒，在喝醉時也開始賣弄風情。

黛安娜認為，瑪麗安確實風情萬種，所以「每個男人都會愛上她。不僅因為她聰明、風趣、讓人感到愉快，並且能與酒量最大的男人一起喝酒，而且她還養著雷」。

1973年，卡佛有機會重返愛荷華。十年前，他是作為學生去的，這一次，他變成了老師。作為作家講習班的小說課教師，他有幸與約翰·契弗、約翰·歐文等人成為同事。

能與約翰·契弗成為同事，卡佛深感榮幸。那可是偶像級的人物。那一年約翰·契弗61歲，剛因酗酒導致的心肌炎被送進醫院。醫生對他說，如果再繼續喝酒，他可能就沒有機會再被送進醫院了。經過幾個星期的戒酒治療後，契弗不聲不響地跑到了愛荷華。

一天傍晚，卡佛正待在房間喝酒，一個和藹可親的小個子男人推門進來。此人身穿花呢夾克和一雙懶漢鞋，端著一個玻璃杯。「對不起，我是約翰·契弗，能借點威士忌嗎？」卡佛簡直驚掉了下巴。「不，非常抱歉，我沒有威士忌。」卡佛說，「您願意來點伏特加嗎？」

喝過伏特加之後，他們互相表達了對彼此的讚賞。兩位酒友樓上樓下住著，從此開始了結伴酗酒的短暫歲月。契弗因嚴重的酒精中毒正在死亡線上掙扎，在酗酒最嚴重的那段時間，他曾對女兒說：「所有喜歡我的人都認為我快要死了，我的反應是，『那又怎樣』。」

那又怎樣，這對一位藝術家意味著什麼？意味著絕望。卡佛雖沒有那麼絕望，卻與痛苦荒誕相伴。有一次，他在酒吧遇到一個男演員，此人提出需要找個地方住一晚。從不反對與酒友共度良宵的卡佛決定貢獻出他的沙發。那位英俊的黑人男演員跟著他到了房間，脫掉印著美洲豹圖案的內褲，毫不客氣地躺到了卡佛的床上，還從包里掏出了一瓶凡士林——卡佛一下子酒醒了，開車去了朋友家。

卡佛對契弗這樣的老酒鬼，態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覺得契弗活得瀟洒無礙，多少「像個英雄」。另一方面，他又擔心酗酒最終會毀掉自己。他想做一個負責任的人，又不放棄做一個酒鬼，相反的力撕扯著他，讓他分裂。

1982年6月18日，剛剛出版了長篇小說《嗬，這多麼像天堂》的約翰·契弗因腎癌去世，這位老酒鬼保持了最後七年的清醒。卡佛寫了一篇《火車》，小說中用了契弗作品中的人物登特小姐，以此向這位陷入瘋狂後又重新清醒的酒友致敬。

「還有一半的機會」

多年來，卡佛一直有一種想出走的衝動。他覺得家庭生活已深深傷害了他的身心和寫作，還未到中年，他就感覺已經老了。他的寫作一方面拜這種生活所賜，一方面又在消磨著他。他既想做一個專註於家庭的模範丈夫和父親，又想擺脫家庭的牽累和束縛，專註於寫作。他一生都在這兩者之間痛苦掙扎。

為了擺脫慵倦的生活，卡佛告訴妻子，他需要單獨外出一段時間。他需要一些新鮮的刺激，需要一場意外。1978年1月，39歲的卡佛離開了妻子和孩子，手持一張單程票飛往東部。「馬上就要過另一種生活了，那種不犯錯誤的生活……」

「今早醒來有一種強烈的衝動，想整天躺在床上讀書。

跟它鬥爭了一小會兒。

然後望著窗外的雨。

拋掉了這個念頭。將自己完全沉浸在這下雨的早晨里。

還想將我的生活重複一遍嗎？

犯那些相同的不可饒恕的錯誤？

是的，還有一半的機會。是的。」

—— 卡佛《雨》

「是的，還有一半的機會」渴望過「另一種生活」的卡佛努力戒酒，開始進入自己最後十年的清醒期。他的事業也逐漸達到頂峰。古根海姆基金會為他提供了每年1.6萬美元的獎學金，他的小說集《請你安靜些，好嗎？》也由麥格勞-希爾公司出版。出版方還為他開出了5000美元的預付款，希望他能寫一部長篇。拿到錢的卡佛躲到衛生間里哭了起來。寫作15年來，還沒有人為他尚未寫出的作品付過錢。

1981年，卡佛的編輯戈登·利什親自操刀，被尊為「極簡主義典範」的短篇小說集《當我們談論愛情時我們在談論什麼》出版，短短几個月，1.5萬冊精裝本銷售一空。卡佛在大學的薪水也逐漸豐厚，每年大概有3萬美元。1983年春，卡佛獲得美國文學藝術學院頒發的施特勞斯津貼，每年3.5萬美元，至少五年。唐納德·巴塞爾姆代表學院起草了授獎詞，讚揚卡佛的小說以一種「有力、獨創而且絕對真實的」表現方式，使「所謂平凡生活在本質上呈現出超乎尋常的力量和意義」，是「文學自我創新能力的一個傑出範例」。

卡佛終於獲得主流評論界的承認。自此以後，他可以寫自己想寫的東西，再也不必為錢發愁了。在其生命的最後五年，他只寫了7個短篇，卻寫出了204首詩。他的客廳里，經常會有一些作家來訪，其中不乏艾倫·金斯堡、索爾·貝婁、喬伊斯·卡羅爾·歐茨和約翰·契弗那樣的名流。問起成功的感覺，卡佛說，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已獲得所謂的成功，對於一位作家來說，重要的是努力工作。「如果什麼時候我的抽屜裡面沒有一篇寫了一半的小說，我會多少有些焦慮。」他對自己的學生說，作為一個作家，最重要的是「你必須活下去，尋得些許寧靜，然後每天努力寫作」。

命運似乎一直在跟卡佛開玩笑。1987年9月，剛剛安靜寫作十年的卡佛突然被查出了肺癌。酗酒多年的卡佛沒有被酒精擊倒，卻倒在了香煙上。在他生命的50年里，他抽了差不多40年香煙，20年大麻。

第一次手術還算成功，他的肺被切除三分之二，他從死亡線上成功脫險，為此還寫了一首詩，題目就叫《賺了》。

「賺了，這過去的十年。

活著，再沒有酗過酒，工作著，愛著，並且

被一個好女人愛著。」

卡佛詩中的這個「好女人」，指的大概是女詩人特絲·加拉格爾。在他生命的最後十年，是特絲一直陪伴著他。

卡佛當年與妻子分居後，就與特絲住到了一起。有一次瑪麗安來看他，發現他的床上放著一大一小兩個枕頭，於是獨自返回灣區，再也沒有與卡佛生活在一起。但卡佛並沒有忘記瑪麗安，事實上，他一直愛著他的前妻。卡佛曾對一個朋友說，他當年遲遲不願離婚的原因是，一想到「另一個男人在為瑪麗安的麵包片抹黃油」，他就感到「心煩意亂」。「大家都知道他一直愛著瑪麗安，這顯而易見。」卡佛的朋友們認為，卡佛對瑪麗安一直感到慚愧，因為他留下了「所有成功」，而她卻不得不「站在雨中」。

卡佛患病後，與瑪麗安的聯繫更為緊密。手術前夕，他給瑪麗安寄去了新買的衣服和鞋子，還有一張支票，以便其參加葬禮購買機票之需。他似乎已做好了手術失敗的準備。在他們結婚紀念日那天，他還給她打去了電話。他的小說集《我打電話的地方》出版後，他給她寄了一本，上面寫了一段很感人的話：

「獻給瑪麗安，我最老的朋友，我敢做敢為的青年伴侶，我同樣敢做敢為的中年伴侶，我那麼長時間的妻子和賢內助，我孩子的母親，本書是對愛情的一種紀念，因為有些東西值得銘記。無論如何，這始終關乎愛情，沒有人知道，他們不知道，絕對沒人知道。你的雷。1988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