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文學是任何時代的救贖

曾經看過一出話劇《盲流感》，脫胎於薩拉瑪戈（Jose Saramago）的作品《失明症漫記》(Blindness)，深為人之間交流障礙所造成的恐懼而感到震撼。因為監督的不在場，所有的東西都以爆發的形式呈現出來：猜忌、懦弱，甚至奴役出現得順理成章，幾乎不需要鋪陳。這種無秩序感，超越了上帝之手。

如今，人類的交流再不是問題，發展一日千里。通訊技術革命，似乎給了我們更多編製人際關聯的機遇。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在上個世紀提出了「地球村」概念。以現代電子通訊視角作出「地球縮小」的譬喻。而今，這種比喻已經以超現實的方式被放大為最不可思議的網路帝國。冷戰後跨國資本建立的所謂「國際系統」、「資訊公路」所帶來的文化全球化傳播，成為了世界壓縮(compression)的新景觀。電郵、SMS、聊天室、BLOG、微信、twitter，虛擬的社區提供了最為多元的角色扮演。1993年《紐約客》雜誌一幅漫畫的標題「在互聯網上，沒有人會知道你是一條狗」。這其中有樂觀與欣欣然，然而底里卻意味深長。

也許，我們應該古典一些。刀耕火種自然不現實。即使是通訊，「家書抵萬金」也成了21世紀的神話。我們在一些復古的場景中，看到電話機擺在幽暗的一隅。貝爾發明它的時候，也並沒有想過，有一天它會和古典主義沾上邊。有時，我們叫它「德律風」，因為聽起來或許更為美好。這是我一篇小說的名字。未相識的人，因為一條電話線，將命運聯繫在一起。他們有著理所當然的不知情。一方是為了排遣，一方是為了生計。然而，卻漸漸形成了一種依賴。這依賴是潛移默化的，時而還有著堅硬的質地。關於對時代的質疑與不甘、關於人生的頹唐、關於性與愛，他們都有著自己的見解。而因此和對方做著制衡。然而到了最後，我們看到，終於都暴露出了人性的脆弱。這脆弱因為以良善作底，並不是消沉的結果，而是勢必走向強大的涅槃。

還好﹐仍有文學。它或許是任何時代的救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曾提出所謂「印刷資本主義」的說法。大意為﹐印刷術和資本主義相結合催生出的印刷語言與印刷文學，直接擴展了人們的生活在時間和空間上的幅度。在這個幅度之內，雖然大家素未謀面，但「共同體」的休戚與共感，仍然可以透過「文學」塑造出來。文學作品，尤其是小說，通過設定一個廣大的讀者群體並吸引這個群體相互認同，有助於創造「想像的共同體」。

這是對昔日人類文明的總結﹐卻又成為對數十年後人類文明的預言。

如今的共同體﹐是一個遠比印刷時代更為闊大﹑多元且變幻莫測的空間。我們每個人﹐因為互聯網、新媒體將命運交織在一起﹐分享、表達、砥礪。我們前所未有地獲得發表見解的自由﹐建構與顛覆的自由。一種新的文學應運而生。新文學的創作者同時成為了話語的生產者。在這種話語模式中﹐英雄主義不再大行其道﹐歷史重荷亦翩若驚鴻。伴隨著一些神話的誕生，我們看到了來自於民間的價值觀漸漸清晰﹐讓我們無以迴避。那些古典氣息的、清澈如水的情感﹐帶著昏黃的影﹐且近且遠﹔迅速成長的八零甚至九零後﹐職場上無往而不勝﹐卻似是而非的個人生活﹔三百年的大明同曉夢﹐時而嬉笑﹐時而怒罵﹐在解構中卻血肉豐盈的歷史。這些文字﹐帶著溫度，是這時代最真實與砥實的聲音。因為它關乎內心，也關乎稍縱即逝的城市表情。因為網路，也因為文學，個人變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尊貴。這是一個眾聲喧嘩的時代，個人的所在，即使無法脫穎而出，但卻依然改變著這時代的旋律。

在出版了小說《七聲》後，我收到過一封讀者的來信。其中有這樣一句「到底歷史與現代孰新孰舊，只有人真實存在過的時代才能承載其中的魂。如果身在其中的人是屬於舊時代的，那麼身邊的萬物也同他一起回到過去。」我被這句話觸動。同時間，發覺有關這座城市的記憶，都是來自於人。氣息、聲音、影像、喜樂，都負荷著人的溫度。記憶或許可以作為對抗的武器，在格式化的生活里，滲透，建構，強大，最終破繭而出。

一六六六年九月二日凌晨兩點，一場大火結束了文藝復興時期的倫敦。大火從布丁巷燒起，整整燒了五天。餘燼未涼，克里斯托·雷恩設計了以倫敦交易所（The Royal exchange）為城市中心的新倫敦。然而，這以物質為導向的新設計施行舉步維艱。因為人們所熟悉的倫敦，並未因大火而覆滅。因為這城市曾經的根基，如此頑固地在英國人記憶深處紮下了根。因為莎士比亞、喬叟、威廉·布萊克，以及更多的名字。

或許，因為文學的存在，我們心中的時代可以留存得更為清晰、豐盈、久遠。代際間傳遞下去，成為永遠的記憶標籤。

文|葛亮

文藝能超脫

評論是態度

北青藝評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