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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翎:我讀奧茲:黑暗的一千種寫法

我讀奧茲:黑暗的一千種寫法

文 張翎

我的閱讀興趣是在兒時貧瘠的文化土壤里艱難萌芽的,它歷經後來的背井離鄉和頻繁搬遷卻奇蹟般地存活下來了。雖然無所不在的E閱讀不斷試圖進犯我可憐的業餘時間,我依舊努力地維持著書本閱讀的陳腐習慣。儘管我閱書無數,可是視野的雷達屏幕里卻始終存在著這樣或那樣幾乎可以用「不可饒恕」來形容的盲點,畢竟世界太大,書太多,眼睛不夠,生命也不夠。以色列文學就是我居多閱讀盲點中極為昭著的一個。冥冥之中,我的書架上似乎預留著一片空白,在屏住呼吸地等待著來自世界那個角落的一本巨著的充填。

《愛和黑暗的故事》(譯林出版社,2007)。

這一天是隔了許多年的無知之後才到來的。有人偶然向我推薦了《愛和黑暗的故事》(譯林出版社,2007),那一天里,阿摩司?奧茲的名字才和我的耳膜產生了第一次的碰擦。還沒有翻開書,我的心就抽了一抽。不是因為腰封。這年頭大部分的書(包括我自己的)上市時都會包裹著一個聳人聽聞的腰封,我們從這些腰封里掌握了排比對應押韻類比誇張意淫雙關語反義詞顧左右而言他等等在學校里沒有真正掌握的修辭方式,我早已找到並諳熟了跳過腰封的閱讀捷徑。真正讓我吃驚的是作為封面主體的那幅作者肖像。這幅照片被藝術化地切去了小半側臉。藝術化的意思是:局部比整體更準確清晰地反映了整體。肖像上的作者滿臉滄桑,緊抿的嘴角微微上挑,似乎在努力製造一絲與溫暖慈愛接近的微笑。可是那絲微笑卻夭折在了千辛萬苦的半途,因為他的眼睛決意不肯配合他的嘴。那張臉的眉眼終結之處,凝聚著一股經過了剋制卻依舊瞭然的質疑與慍怒,溫度接近冰點。還沒有觸碰到內容的時候,這幀封面就已經恰如其分地詮釋了書的標題。

我原以為這本書將會是凱爾泰斯《無命運的生命》的另一個版本,後來才發覺我錯了,而且錯得相當徹底。奧茨威辛集中營是這本書里幾乎沒有提及的只能依靠經驗和暗示來揣測的朦朧前史。奧茲打開的門裡是一片我的認知經驗鮮少靠近過的天地,他讓我知道了黑暗和黑暗之間存在著一千個不同的層次。

其中的一個層次叫天真。

天真也是修辭,是委婉說法。剝去外套之後,天真的內核是自欺欺人。確切地說,是愚昧。

阿摩司 . 奧茲。

奧茲來自兩個顯赫的家族,父系的克勞斯納家族和母系的穆斯曼家族。這兩個家族留在蘇俄波蘭烏克蘭捷克匈牙利等地的親人和朋友,幾乎無一逃過納粹的死神。他們中的一些人是自主選擇留下的 - 直至太晚。他們不肯相信壓在他們頭頂的那片濃雲,真的會下成一場摧毀他們生命的惡雨。他們天真地以為:只要他們孜孜不倦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彬彬有禮」「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和非猶太人爭論」,不要「高昂著頭」,「和他們說話時口氣要輕,面帶微笑 ……不能讓他們覺得我們懷有提高地位的野心,不能給他們造成任何借口指責我們貪婪成性」,那麼周遭包圍他們的敵意便會漸漸化解甚至銷蝕,他們最終會被那個他們深以為傲的歐洲主流文化圈子所接納。奧茲的祖父甚至在反猶風聲甚囂塵上的境況下申請加入德國國籍,儘管被拒。

這種自欺欺人的愚昧,其實可以一直追溯到伊甸園。那個叫亞當的男人在吃了那枚禁果之後,竟天真地以為用幾片樹葉就可以遮擋恥辱,取悅上帝,或許還能躲過那場萬劫不復的震怒。

這樣天真的愚昧,不僅可以追溯到遠古,同樣可以衍伸至現代。它不僅損毀了當事者的視力,也把同樣的疾病傳給旁觀的人。在納粹政權孵化成勢時,前蘇聯正在進行一場範圍極廣的大清洗。當出言不慎的人被從辦公室裡帶走送往古拉格時,他的同事會在暗地裡鬆一口氣,慶幸自己不曾多嘴,慶幸同樣的災禍沒有輪到自身,就如同虔誠的基督徒一言不發地看著他們相交甚篤的猶太鄰居被黨衛軍帶走那樣。而就在希特勒服毒自盡不久的一個年份里,北平城裡發生了一起美國兵強姦中國女學生的事件。皇城根下的酒肆飯桌上,芸芸眾生對女學生的好奇,遠超過了對美國大兵。人們揣測一個名門閨秀為何要在報章已經警示過可能生出事端的聖誕前夜外出,她當晚穿的旗袍是否太短,開叉太高,否則怎麼會招致如此飛來橫禍?

同名電影《愛和黑暗的故事》海報。

這層裹著天真的愚昧,如一塊黑布蒙住了當事人的眼睛,讓他們失去了方向感和對時局的判斷能力。它也給旁觀者的沉默,甚至幸災樂禍,找到了一層最體面的遮掩。它叫人們以為一條捂得略微嚴實一點的裙子,一張稍稍緊實一點的嘴巴,一個不那麼富有個人色彩的性格,或許就能讓人安全地逃過一場屬於時代的災禍。

除了天真之外,奧茲描繪的多重黑暗中,還有一重叫恥辱和負疚。恥辱和負疚有很多個層面,幾乎與黑暗本身一樣豐富,大到可以囊括宇宙生命這樣的哲學命題,小到只為一份產地錯誤的乳酪。克勞斯納家族和穆斯曼家族在二戰中失去了很多親友,納粹掠走了他們的生命和財產,卻扔下了關於他們的記憶。活著的人不僅為自己的倖存負疚,也為偶爾沉醉於戰前的幸福記憶而自責,他們甚至為自己貧瘠生活中的少許歡樂時光感覺恥辱,因為在他們享用「先祖土地上」的自由陽光時,成千上萬的猶太倖存者在戰爭結束兩年之後依舊棲身於世界各地的難民營,過著流離失所的日子。

大人並沒有意識到,在他們所有的恥辱和負疚感之下,壓著一個孩子似乎微不足道的感受。這個叫阿摩司的孩子,出生在耶路撒冷,既沒有戰前的歐洲記憶,也沒有親歷過納粹的逼迫。孩子的恥辱和負疚感是從大人那裡繼承的,幾乎和遺傳性疾病一樣不可選擇。他為浪費一度電一滴水自責,為節慶時送給親友的一束只能維持四五天的唐菖蒲負疚,為貪戀阿拉伯村莊物美價廉的乳酪而沒有支持基布茲產品感到羞愧,因為他的國家尚處在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困境中,他沒有盡上自己的那份氣力。他在身世顯赫的阿拉伯鄰居家做客時,誤傷了主人家的兒子,他為此惴惴不安了許多年,因為他沒有負擔起父輩擱在他肩上的促進「兩個睦鄰民族之間的相互理解」的重大使命。他目睹他的阿拉伯鄰居因聯合國決議被迫離棄祖祖輩輩的家園,他無法不為這樣景像心生愧疚。可是他身上流淌著的猶太血脈,又使他為那樣的愧疚感到恥辱。他以父親蒼白瘦弱笨拙得彷彿具有「兩隻左手」的知識分子形像為恥,同時又為自己渴望逃離家族中的學識修養淵源而自責。他渴望成為「堅定的拓荒者,大地之鹽,希伯來革命英雄」,而當他終於掙脫父親的束縛來到基布茲時,他又對自己無法抑制的閱讀和寫作衝動負疚。

在他終生負荷的恥辱和負疚感里,最沉重的那一層,是關於母親的死。深受抑鬱症折磨的母親,在他十二歲的那一年裡離家自殺身亡。母親不同尋常的死亡方式,向那個沒有多少隱私可言的緊密社區沉默而又響亮地宣布了一個家庭中愛的失職。孩子覺得如果他「不把衣服丟得滿地都是 …… 每天晚上願意把垃圾拿出去……不發出噪音,不忘記關燈……別那麼不合群,別那麼瘦骨嶙峋」,也許母親作的就會是另外一種選擇。沒有死在陰森森的黨衛軍煤氣室里的母親,卻死在了陽光燦爛的「先祖的土地」上,孩子感受的恥辱和自責像影子,無法剝離地跟隨了他一生,以至於後來孩子和父親一直不能提及母親,哪怕是一個字,彷彿她從來不曾來過這個世界,也從來不曾孕育過他的生命。

恥辱和負疚是八面來風,方向錯亂,力度兇猛,這個叫阿摩司的孩子站在風口裡,被各樣的力量扭扯成一根麻花,失去了健康平順地長大的可能。他沒有足夠強壯的腸胃,可以消化家族灌進他體內的愛和期望。愛很沉,期望更沉,它們像黏滯的食物,在他的身體里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堆積成難以排遣的毒素。孩子的自救途徑只能是寫作,因為寫作對他來說是唯一一種觸手可及的排毒方式。

在阿摩司的生活里還存在著一種黑暗名叫恐懼。

在阿摩司的生活里還存在著一種黑暗名叫恐懼。克勞斯納家族連一張床也鋪不下的憋屈空間里——這個家不過是當時耶路撒冷幾乎所有居住空間的折射,一盞二十五瓦的電燈只夠把黑夜剪開一個小小的窟窿。窟窿只能更小,而不能更大,因為基布茲的拓荒者尚在搖曳的燭光之下工作,克勞斯納們「怎能將他們遺忘而像羅斯柴爾德坐在明晃晃的四十瓦電燈下?」沿著這個二十五瓦燈光剪切出來的窟窿邊緣,各種黑暗像陰溝里的污水恣意漫延。別的黑暗是覆蓋型的,在各自的身子底下孳生著各樣的蟲豸,但恐懼不是。恐懼是柔軟的充填物,乳膠一樣地注入黑暗和黑暗之間的邊界線中,把所有的黑暗綴連成沒有一絲破綻的整體。比方說施羅密特奶奶對細菌極度恐懼,窮其一生對蔬菜水果服飾傢具用品乃至自己和他人的身體,進行著希特勒對猶太人那樣殘酷而不屈不撓的迫害,直至死於洗澡。再比如說學富五車著作等身的克勞斯納伯公極度恐懼自己終將被後世遺忘,他必須把每一次大大小小的親友聚會,演繹成他某個文學觀點某篇學術文章的發布典禮和記錄儀式。

與施羅密特奶奶克勞斯納伯公相比,父親阿里耶的恐懼複雜得多。阿里耶學識淵博,通曉多門外語,假若沒有戰爭,他應該順理成章地成為一位在歐洲某所大學任職的教授學者。可是希特勒徹底改寫了他的人生軌跡。經歷了大流散後聚集在耶路撒冷的專家學者,甚至超過了學生的人數,阿里耶在大學任職的可能性變得微乎其微,他淪落為在厚厚的積塵里編輯卡片的書目整理員。他傳承了家族的淵源,崇尚知識和秩序,以及從這二者自然延伸出來的社會等級,他始終對在希伯來大學任教德高望重的克勞斯納伯伯保持著一種「踮著腳尖」的恭敬聆聽姿勢,而且教育自己的兒子也如此行事。在沉湎於自製的詞源學冷幽默的同時,阿里耶也忍不住被那些穿著藍色工作服帶著古銅膚色的「詩人-勞動者-革命家」形像所吸引,他們闖進他深夜的夢裡,召喚著他的生命熱情。

可是阿里耶懼怕一切對他產生吸引的東西,在他心目中,愛和恐懼之間的分界時時更改,模糊不清,如同歐洲某些地區之間的國境線。他從不教他的兒子除希伯來語之外的任何一種語言,因為他害怕歐洲文化會對兒子產生「致命的誘惑」,就像對他的先輩一樣,從而使兒子墜入又一個奧茲威辛陷阱。當兒子到了上學年齡,他在傳統宗教學校和勞動之家學校之間徘徊猶豫甚久,最終選擇了黑色(宗教)教育,因為他覺得「宗教的末日指日可待,進步很快就可以將其驅除」,而紅色教育卻有可能引導兒子被熾烈的社會理想焚燒成齏粉–這其實也是他自己的恐懼。

阿里耶的每一種恐懼,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死亡,他每一次抉擇的十字路口,都匍匐著一頭奧茲威辛的怪獸。他把這種恐懼基因,隨著血液傳給了他的兒子阿摩司。阿摩司在恐懼的暗影之下怯怯地睜開眼睛觀察世界,漸漸進入其間,並滋養著屬於自己的恐懼。集中營的經歷,與其說他是從大人的口中聽來的,倒不如說是他從大人緘默的眼神里領悟出來的。他害怕英國軍隊一旦撤離,幾天之內耶路撒冷就會成為另外一個集中營,「殺得連一個孩子也不留。」於是他寧願長大成為一本書,而不是一個寫書的人,因為一本書「至少有良機可單獨生存下來。」

同名電影《愛和黑暗的故事》劇照。

在他進入朦朧的青春期後,他又產生了一種新的恐懼——為無法抑制的自瀆行為。他周圍的黑色影響和紅色影響,在這件事上罕見地達成了共識。他無法抵抗荷爾蒙的巨大推力,卻終日處於對黑夜對床對獨處的驚恐之中。他害怕這種「骯髒行為」所導致的嚴酷懲罰性後果,他甚至在很長的時間裡都把母親的自殺和自己的自瀆聯想成一種因果關係。

逃離恐懼的一個途徑 ——至少在他小時候,是做白日夢。他夢想成為一名與強悍的新希伯來英雄主義形像相符的消防員,夢想成為一本在任何大屠殺中依舊有可能倖存的書,夢想成為一名可以用巧智調動千軍萬馬,擁有對自己和他人生命的絕對掌控權的指揮官。在他十五歲的時候,他終於把白日夢落實在了行動上:他決絕地掙脫了家族的束縛,改變姓氏加入了基布茲胡爾達,並在那裡生活了三十一年。

在恐懼的路途上,兒子把父親甩得很遠。阿里耶被恐懼擋住了步子,他停在了每一次抉擇的路口。阿摩司不是。阿摩司把恐懼像行李一樣地扛在肩上,跨過一道又一道抉擇的門檻。兒子走了更長的路,於是兒子不幸地看見了恐懼的孳生物——那是幻滅。

阿摩司看到了每一種人生價值在他眼前一一破滅。在那個徹夜未眠等待聯合國以色列分治決議公布的日子裡,阿摩司第一次看見父親流淚。可是那天帶給他的激動和熱情餘溫猶存,新政權已經開始顯露出絲絲縷縷的漏洞和破綻。出於對那些形容枯槁軟弱無力的老一代倖存者的失望,他轉而崇拜健康粗獷永遠不會對紫外線過敏的新一代希伯來拓荒者。出於對知識修養和社會秩序的叛逆,他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基布茲,而一旦進入基布茲單調乏味的體力勞動軌道,他卻無法戰勝內心私密的閱讀寫作意念。他終於明白,在這個世界上他永遠是他者,「任何暴晒也不能把我變成他們當中真正的一員。」

阿摩司的認知經歷了一系列的輪迴和否定:他所追崇的每一種社會價值,在替換前一種之後,都被後一種所否定,接而替換。生命似乎是一串由氣泡所組成的鏈子,充滿了幻覺,偶然有些許色彩短暫地閃過,但最終歸於虛無和黑暗。這樣濃膩和層次豐富的黑暗是從伊甸園一路延伸下來的,幾乎和人類歷史一樣綿長。奧茲既不是它的創造者,也不是它的發現者,更不可能是它的終結者。奧茲只是把它如此近距離地推到了我們眼前,叫我們無可推諉地看見了人性的醜陋毛孔。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譯文的質量。鍾志清的翻譯行文典雅流暢,段落章節銜接自如,幾乎完全沒有當下外國文學譯文中隨處可見的翻譯腔。譯者的翔實注釋使不了解以色列人文歷史的普通讀者裨益匪淺。奧茲對一千種黑暗的描述,終於沒有在走向漢語的路途中丟失其豐富的層次和質感。

作者簡介:

張翎,浙江溫州人。1983年畢業於復旦大學外文系,後就職於煤炭部規劃設計總院任英文翻譯。

1986年赴加拿大留學,分別在加拿大的卡爾加利大學及美國的辛辛那提大學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聽力康復學碩士學位。現定居於多倫多市,曾為註冊聽力康復師。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後期開始在海外寫作,代表作有《餘震》《雁過藻溪》《金山》等。小說曾多次獲得兩岸三地重大文學獎項,入選各式轉載本和年度精選本,並六次進入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其小說《生命中最黑暗的夜晚》被中國小說學會評為2011年度中篇小說排行榜首。

根據其小說《餘震》改編的災難巨片《唐山大地震》(馮小剛執導),獲得了包括亞太電影節最佳影片和中國電影百花獎最佳影片在內的多個獎項。根據其小說《空巢》改編的電影《一個溫州的女人》,獲得了金雞百花電影節新片表彰獎、英國萬像國際電影節最佳中小成本影片獎等獎項。

其作品被翻譯成多國文字在國際上出版發行。

張翎新書《勞燕》書影。

張翎新書《勞燕》分享會9月2日在溫州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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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者誰?

李輝 葉匡政 綠茶韓浩月潘采夫 武雲溥

醉能同其樂,醒能著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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