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滋味攤下來，有時候不過是一份麻油薄煎豆腐的味道啊

最新 08-28

（寫在前面的話：這是一份曾經寫的命題文，稍微改了改。前方高能！這不是一篇吃貨文，不要被標題迷惑了。這是一篇歷史文。畢竟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是歷史的雲煙，連成為勾勒圖景的淡墨都算不上的。下雨的周末得趣，隨意看看就好。）

如果從太空往下俯視，在地球的表面，我們應該可以看到，中國那一片，在海洋與陸地連接處，蜿蜒連綿，蔚藍的漫漫海岸線，勾勒出一片曼妙曲線。

海洋在這裡，海洋外面，又是哪裡？

自古伊始，海洋於國人而言，就意味著不可預期的風險與未知。落在實際的柴米油鹽中，對要往海洋里「討生活」的沿海漁民來說，尤為艱辛。

在海邊的漁民家，我曾觀看過他們出海前的儀式，隆重而虔誠。所以大概知道，那背後是一種怎樣忐忑又歸於宿命的心情。

一旦出海，可能有去無回的風險，得事先就有所準備，所以他們在出海前才有各種儀式祭拜。

而對於從外面窺探這篇神秘東方國土的異邦人來說，東方這片土地，意味著無窮無盡的好奇心。

這座「圍城」的消解，來自於互通有無的溝通。

古代所謂海上絲綢之路，從中國東南沿海，經過中南半島和南海諸國，穿過印度洋，進入紅海，抵達東非和歐洲，它不僅是中國與外國貿易往來及文化交流的海上通道，亦是信息溝通的管道。

由中國輸往世界各地的主要貨物，從絲綢到瓷器、茶葉，這些蘊含著東方的神秘的物品，引發了綿綿不絕的窺探。尤其在宋元時期，中國造船技術和航海技術的大幅提升及指南針的航海運用，不僅提升了商船遠航能力，也讓私人海上貿易變得愈加頻密。

這一時期，中國同世界60多個國家有著直接的「海上絲路」商貿往來。

這種開放，沒有充分自信的氣度做支撐，是難以為繼的。國如是，公司如是，人亦如是。

如果能夠穿越，那應該算是我比較像想穿回去的時代吧。

為蒙古皇帝工作的馬可君，來了

最值得一提的是在13世紀，旅行家兼商人馬可·波羅沿著陸上絲綢之路來到東方，自1275年至1292年間，他居住在中國，並為蒙古皇帝忽必烈汗工作。

這位馬可君，可不是現在的魔都常常能看到的馬可波羅麵包君。

簡單來說，這位馬可君是一位睿智的紳士，是一枚有頭腦的智庫，也是一位富於冒險精神的歪果仁。他擁有現在我們所說的「匠人精神」和忠誠度，他為梟雄皇帝忽必烈連續工作和服務了17年，沒有跳槽。

「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透過義大利馬可·波羅、阿拉伯伊本·白圖泰這些旅行家的筆墨而勾勒，引發西方世界一窺東方文明的大航海時代的嚮往。

互通信息的便捷，改變的還有一個國家乃至國民的格局，恰如我們今日的地球村。但梳理歷史脈絡時，你會發現，在中國通過海路與各國聯絡年代表中，海上航線的暢通與否與時局有關，時斷時續。

在80歲的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中國史研究專家史景遷（JonathanD. Spence）看來，中國是富於魅力的存在。

他在他的《大汗之國》中就提到，明朝永樂年間（1402年至1424年），海上探險熱潮興起，觸角遠及於印度洋及東非海岸，也為重啟貿易往來種下了希望，「但這條意義重大的航線，卻在1440年代因為經濟因素而宣告中斷。」

文筆優美的史景遷也提到，不過，到了十六世紀初期，麥哲倫和達伽馬這兩位航海家卻將葡萄牙人帶到了中國邊界的澳門，「這麼一來，就發生了一個意想不到的結果：新一波關於中國社會及政府的信息開始流向歐洲，並持續了兩百年之久。」

也是在永樂年間，在位64年的明成祖朱棣更令宦官鄭和前後下南洋七次。鄭和的第一次航行發動於1405年，計有大船62隻，小船225艘，上載軍民27800人。

鄭和的最後一次航行在1432年間，已在朱棣之身後，在後面主持此次派遣的是朱棣之孫，即明朝的第五個皇帝朱瞻基。

「平均計算起來，這七次航行中每次費時二十個月……鄭和之後再未有派遣艦隊之事，船員被遣散，船隻任之擱置廢爛，航海圖被兵部尚書（軍政部長）劉大夏焚毀。中國現代學者，對於鄭和之下一輩在上述燦爛光輝的創舉之後不事繼續，既感驚訝也覺得憤恨。」曾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的歷史學者黃仁宇在他的《中國大歷史》中提及此處時，下筆不是不傷感的。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每個人或許都是歷史長河中的卒子，只能盡量在其中選擇隨勢而動，選擇盡量有意義地去承擔，卻是過了河，就回不了頭的。

這些有趣的人，織就了歷史的淡墨

而在史景遷的筆下，中國的歷史還有著一些幽微溫潤、打動人心的小細節。

比如，他提到，多明我修會的修士克路士（Gaspar da Cruz）在柬埔寨做了一年傳教士後，於1556年7月在廣州呆了幾周，這位克路士修士就決定以文字記錄自己的個人印象和經驗。

克路士形容，在當時的中國，「舞動鉗子般使用筷子的方式」，他描述鸕鶿捕魚時脖子上鈴響的細節，以及隨後被迫吐出魚貨的情形。

克路士也注意到，在廣東水面上，強壯而獨立的擺渡婦女，她們的衣著與生活方式。

這裡補充一句，提及海上絲綢之路，繞不過廣州，在明清兩代，由於彼時當權者實行海禁政策，這個時期，廣州成為中國海上絲綢之路唯一對外開放的貿易大港；而在此前，從3世紀30年代開始，廣州早已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主港，唐宋時期，廣州更是成為中國第一大港與世界聞名的東方港市。

這位在中國呆得時間不長的、最後死在家鄉葡萄牙里斯本的傳教士克路士，在中國停留的時間雖短，觀察卻相當精準。

他還描寫了當時中國上流社會流行的飲茶文化，「不論是誰，只要進了比較有品位的人家裡，定就以托盤奉上瓷杯（杯數視人數而定），裡面裝著稱作『茶』的溫水，顏色淡紅，有一股藥味。」

更有趣的是，克路士也認為，當時對中國女性的纏足具有美學上的功能，他寫道，「除非生活在海邊或山上，女人一般都非常白皙、溫柔，雙眼和鼻子比例勻稱。從小她們的雙足就以長布綁住，以維持其小巧，她們這麼做，無非因為中國人一向視具有小巧鼻子和雙足的婦女教養良好。這種習俗普遍鑒於上流社會，而非下層階級。」

他不知這「美」之下，還有受虐的痛苦、暗夜的啼哭以及無法大步流星行走的踉蹌？

可見同一件事物，可以有N種觀察視角。就好比，他人看到的都是我們的光鮮，而背後通常都是我們不足為外人道也的酸楚。

史景遷也提及另一位同樣來自多明我修會的、生於1618年的西班牙籍教士閔明我（Domingo Navarret），他在他41歲那年抵達中國，期間他一直在中國工作與學習中文，在廣東被關過3年，直至1672年，閔明我54歲那年，才離開中國返回家鄉。

在里斯本上岸時，閔明我身上穿的依然是中國服裝。

閔明我讚美中國，用了許多高大上的字眼。

他是這麼說的，他說，那是「世界上最高貴的地方，宇宙的中心點，在所有陽光得以照射、萬物得以存活之處，那是最榮耀的帝國。」異鄉早已成為故鄉，中國成為他精神上的第二故鄉。

這位脾氣暴躁的教士甚至注意到，彼時的中國學童「全年無休」。這在今天看來，也沒有多少改變不是嗎？

而且，閔君說，中國男人從不在女人面前「嬉皮笑臉」（really？）。並且，中國豆腐的滋味也很不錯，「特別是用麻油薄煎之後。」

閔明我還留意到，中國人極有複製天分，他因此擔心，中國人會運用這種能力打垮西方的出口貿易。

「中國人善於模仿，」他寫道，「所有的歐洲貨物，他們只要見過，都可以仿製得惟妙惟肖。」

這些有血有肉、微妙靈動的個人記錄乃至省思，堪為大歷史這部厚重史籍的補充，它們也讓歷史擁有了複雜而動人的溫度。

就像17世紀來到中國的閔明我教士注意到這裡的麻油薄煎豆腐是何其美味，我一直以為，再龐大的家國敘事，再曲折的歷史恩怨，再遙遠的萬水千山，再久遠的歲月阻斷，那滋味攤下來，不過是隔了跟家人吃頓晚飯、跟愛人牽手漫步的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