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衊江青的「紅都女皇事件」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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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衊江青的「紅都女皇事件」是怎麼回事？

劉武洲根據材料彙編

1975年在社會上流傳甚廣一個關於江青的段子：說毛澤東在看完關於江青傳記《紅都女皇》後批示：「孤陋寡聞，愚昧無知，立即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

與這個段子配套蔓延的還有一個手抄本，叫《紅都女皇是如何出籠的》。手抄本基本上是持挖苦、諷刺和批判的態度來進一步解析《紅都女皇》中具體事件的。我記得，涉及到毛澤東和江青兩人私密事情有：江青暢談其在延安如何接近毛澤東，如何在會場引起毛澤東注意等等。

為此，黃永勝在1980年庭審時罵江青是「大流氓」。1976年12月，華國鋒在一次會議上提到此書，說「貶低主席，內容下流」。可見這書影響之大。

但是，特別法庭當年審判江青時，檢察院的起訴書和法院的最終判決書並沒有提到江青這些「流氓下流」的事實。就連當年《王張江姚「四人幫」罪行錄（影印件）》也僅僅是公布了她接見維特克夫人的照片，敘述了她如何編造所謂「協助毛澤東指揮西北戰場和三大戰役」等問題，也沒有涉及到她「無恥下流」的內容。

那麼，這樣的「緋聞」和這個手抄本是誰炮製的？1972年的談話為何在1975年泛起波瀾？這恐怕是我們現在需要關注的關鍵所在。

一、江青會見維特克夫人的談話內容哪些人知道？

1972年7月19日至9月1日，美國紐約州立賓翰頓大學教授中國現代史的副教授維特克夫人隨美國婦女代表團訪問中國。她一再要求訪問江青。

外交部請示總理後，總理於8月10日批示：「江青同志，如你這兩天精神好，可以見見此人，談上一兩個鐘頭就可以了。如不願見，也可不見。」

見到總理的批示，8月12日下午3點在人民大會堂江蘇廳，江青接見了維特克夫人。據張穎回憶這次談話中，江青流露出要讓對方為自己寫傳的願望。她說「30年代有個斯諾寫過毛澤東，在西方一舉成名。你寫我，寫現代的中國，那就是第二個斯諾，你將舉世聞名」。「我可以和你談軍事。談政治、談經濟、藝術，還有文化大革命。」等等，包括她自己「羅曼蒂克」的故事。

這次接見後，江青和維特克夫人還在廣州進行了談話，累計談話時間60多小時。

所有談話，都有第三者在旁。維特克夫人漢語聽寫水平不高，江青的講話主要靠中方工作人員同步譯出。維特克夫人英文記錄下來的只是大概，她為此要求將全部談話記錄整理出英文稿，交給她，以便整理寫書。

由於這些談話涉及到領袖的生活隱私，所以談話一結束，工作人員馬上就報告了周恩來。

很快，談話的中文列印稿被封存。

這就是說，知曉談話內容的只有周總理和外交部的部分工作人員（包括王海容。唐聞生、張穎等）。

二、到底有無《紅都女皇》這本書？

洛克珊·維特克

維特克夫人回到美國以後，曾多次發表了有關江青或中國問題的談話，但因等待中方交給自己談話的英譯稿，所以並沒有立即動筆寫書。

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後，維特克夫人估計這份英譯稿不會再給她了，於是找出當年自己的速記稿，整理成一本書。1977年，維特克出版了《江青同志》英文版，在書中她說，中國政府正通過駐聯合國大使黃華與維特克談判，希望她不要為江青寫傳：「1974年1月，何理良（黃華夫人——筆者注）再次強烈要求我不要出版完整的傳記內容，問我是否記得『五月通知』（1973年5月她和黃華警告我不要寫傳記），並提出給我錢換取我照他們指令辦的承諾。我自然拒絕了。」

洛克珊·維特克1977年在美國出版的《江青同志》

「某些中國高級官員想要禁止的，」維特克繼續寫道，「正是他們的美國對手渴望知道的。國務卿基辛格辦公室秘書，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都派了代表，通過朋友和合作夥伴直接或間接地向我索取那些會談記錄和我個人筆記複印件。」維特克沒有同意合作。

而中文版是在香港2006年才出版，書名《紅都女皇-江青同志》。（下圖）

其實，《紅都女皇》與《江青同志》或《紅都女皇——江青同志》是兩本根本不同的書，很多人錯把兩本書誤認為是一本書。張穎說：「維特克的這本書與『《紅都女皇》事件』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回事，但直至如今關於這件事仍然是非顛倒，有些人甚至造謠生事，這令我始料未及。」

那麼，在1975年到底有沒有《紅都女皇》這本書呢？

1973年，風傳有人在香港出了一本《紅都女皇》，書進入大陸，在黨內高層引起地震，成為打擊江青集團的政治武器。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這本書就是維特克江青傳的中文版。

據朱和平回憶，朱德讀過《紅都女皇》後，感到事態嚴重，將書呈送毛澤東。有親歷者告訴筆者，葉劍英也拿到此書，並讓她抄錄。另一說法是，有關部門從香港得到《紅都女皇》，審讀比對後得出結論，此書就是維特克寫的江青傳的中文版，隨即呈報中央。

可是我們剛才證實了，維特克的《江青同志》至少是在1977年才出版的，而香港是2006年出的中文版，所以以上兩段所指的《紅都女皇》一書皆是子虛烏有。

從任何意義上說，維特克的《江青同志》都是一部嚴肅的史學著作，絕非地攤文學可比。雖然其中觀點未必使人都贊同。然而國人感興趣的，似乎不是歷史的真實，而是坊間的謠言。自維特克訪華以來，各種版本的「紅都女皇」故事在民間流傳，正式出版的《江青同志》卻無人問津。

按照張穎說的，《紅都女皇》和《江青同志》是兩本書，那麼《紅都女皇》是哪家出版社，什麼時間出的，作者是誰。人們甚至不知道，《紅都女皇》這本書是否存在。迄今為止，儘管有許多關於《紅都女皇》的文章，卻沒有人——除張穎外——讀過這部影響深遠的書（據她自己說還是1976年以後讀到的，並非是1975年「紅都女皇事件」時，是什麼樣的書，多大開本，封面是什麼，哪家出版社的，是自己的書還是借別人的書？）。非常可能，流傳了四十多年的這本書，其實並不存在。

為考證《紅都女皇》謠言的來龍去脈，筆者查閱了普林斯頓、哈佛、哥大、美國國會圖書館目錄，皆未發現此書，因而懷疑整個事件是條烏龍；在得知嚴家祺、丁凱文、余汝信等文革史專家也沒找到此書後，懷疑進一步加深；最後，筆者向文革資料權威宋永毅求證，得知他曾專門查閱過香港圖書總目錄，根本就沒有《紅都女皇》這本書。

把黨內矛盾捅到海外，再以「出口轉內銷」的方式反饋，影響國內政治，《紅都女皇》開了先例。這一手法文革後逐漸普及，如今已至爐火純青。可以說，利用境外媒體放風，影響操縱國內政局，已成為黨內高層鬥爭的一種定勢。

與其說中國人關心政治，不如說中國人喜歡謠言。在中國，謠言是遙遙領先的預言；它不僅可以殺人，還可以滅國。從山中狐狸傳話，到河裡石頭顯靈；從張角的「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到張三一言的「在專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謠的權利」，皆是改朝換代的先聲。古人云，欲滅其國，先滅其史。毛澤東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回顧文革，如果說「約法三章」之說是對江青集團的前哨戰，《紅都女皇》事件則是對她的致命一擊。

既然當時不存在《紅都女皇》這本書，《紅都女皇是如何出籠的》手抄本又是怎麼回事？

二、封存於外交部的談話內容是如何被公諸於世的？

就在江青與維特克談話結束後的歲末，周總理召集參與接待的有關人員開會。他在會上宣布：「已經請示毛主席，記錄不必送給維特克女士，一切工作停止，所有記錄稿封存。」第二天，張穎將記錄草稿、鉛印整理稿等全部歸總在一起，交給外交部檔案室歸檔……。

在如此嚴密的控制和處置之下，1972年江青的談話內容還是先於維特克出版英文版《江青同志》前被泄密了；談話內容還被進行了「解讀」，編寫出《紅都女皇是如何出籠的》手抄本，以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大眾化娛樂化的形式為世人所傳抄所議論。手抄本極大地敗壞了江青的聲譽。

很明顯，泄露談話內容者不在外部，就在內部。談話內容被泄露被肆意解讀，深受其害的是江青、毛澤東。到底是誰泄露了這樣的機密，我們只能從歷史背景上做一下分析。

三、「《紅都女皇》事件」的產生背景

1972年的談話，為何在1975年掀起了軒然大波？

我們知道，1972年-1975年前後，正是兩種政治勢力角逐的關鍵時刻。周恩來在一系列事情當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毛澤東對涉及軍隊老幹部的「二月逆流」重新評判；

毛澤東出席陳毅追悼會，認為鄧小平的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

1973年7月，毛澤東對由周總理主管的外交部進行了嚴厲批評。

同年11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傳達了毛澤東對周恩來與基辛格會談中所犯錯誤的意見。周恩來被扣上「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受到江青等人的猛烈批判。

同年年底，黨內軍內進行了重要的組織調整（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鄧小平參加軍委領導工作。

1974年四屆人大閉幕後，鄧小平全面主持國務院工作。

1975年3月，根據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開會揭露「四人幫」特別是江青存在的問題。

1975年7月，鄧小平接替王洪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林彪事件後，在毛澤東默許下，江青在全國開展「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在外交部批「投降派」，在文藝界批宋江，在黨史界重提「伍豪啟事」，目標是誰，大家都明白。誰都不願坐以待斃。有意泄漏江青-維特克談話內容和毛的「反應」，給江青製造「新聞」，上點「眼藥」，當在情理之中。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全國展開了追查「紅都女皇」謠言運動。

《紅都女皇》事件發生後，隨之開始的「政治謠言」追查也沒有取得切實效果。人們曾問《紅都女皇是如何出籠的》手抄本的資料從何而來。張穎否定了接待人員泄密的可能性。聯想到當時全國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背景，不排除它是江青的政敵所為：他們以此向江青發難，借毛澤東之威打壓江青集團。就這件事情而言，江青只是在釣魚台將「談話記錄稿」銷毀。直到現在，也未見江青對此有過表態的話。

據文革理論研究者分析，文革中有兩大集團，走資派集團和官僚集團。毛主席發動文革的初衷也是因為這兩個集團，雖然在文革中經常提到的是走資派，其實在實際的群眾運動中，群眾往往把官僚主義分子也當作走資派來打擊。以上分析，不過是從歷史背景角度來看的，至於說借「紅都女皇事件」打擊江青的幕後黑手具體是誰，最終還要依靠真憑實據。

自己造謠，又自己查謠，是《紅都女皇》事件的蹊蹺之處，也是謠言製造者的高明之處。查謠從外交部系統開始，參加接待維特克的工作人員首當其衝。通過全國性查謠，江青見維特克被毛澤東訓斥的故事變得家喻戶曉。此種手段，有些類似當今演藝界明星自編自導的緋聞。不同的是，明星只是利用媒體造謠，並沒有能力動用國家機器查謠。

江青不是「《紅都女皇》事件」謠言的製作者，但無疑客觀上充當了最積極的傳播者。在全國範圍內查謠，無異於在全國範圍內造謠。

回頭看看那個時候的政治形勢，借用一些基本事實，炮製出如此新聞和輿論，加害江青，貶低主席，這樣的行為非一般人所能為……

四、晚年毛澤東對江青的態度

「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的話是不是毛澤東晚年對江青的態度和口氣？

這裡主要談1973年之後毛澤東和對江青信件的批示（1973年之後，江青很多時候只能通過信件或通過能見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見反映給主席），從中我們看出他們的夫妻感情並不是人們想像中的分裂，毛澤東對江青關懷、教誨之情溢於言表。毛主席為什麼不多見江青呢？我個人的理解是，毛主席自己感到身體不行了，希望江青能夠較好地獨立處理事務，不要依賴毛主席「罩著」她，從而主席百年之後，江青能夠繼續發揮她的特長，為無產階級事業多做貢獻。江青雖然政治敏銳性很強，政治、文藝方面的理論和認識無人能及，但是也有致命的弱點，就是鬥爭策略還不夠，容易被人利用或因此遭受打擊。這在那個疾風暴雨的年代裡確實是致命的，事後也證明了這一點。

1973年2月9日，毛澤東在江青2月6日的一個信件上作了批示。毛澤東批示道：「除少數外大都未看。近日體溫升高兩度，是一場大病！一切人不見，現在恢復中，你有事應找政治局。」從這個批示中可知，毛澤東不願意見任何人，不只是江青。

但在3月20日，毛澤東寫給江青一封信：「江青：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我在，）你有特權（來見我），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

3月27日，毛澤東又給江青寫了一封信：「江青：鄧小平出國是我的意見，你不要反對為好。小心謹慎，不要反對我的提議。」

可以看出，毛澤東對江青是有微詞，但關懷之情也是明顯的。

就在後來政治局批評江青的會議召開之後，面對江青的失落之情，毛澤東教誨她「風物長宜放眼量」「無限風光在險峰」。

由此看來，即使「攆出政治局，分道揚鑣」這句話是真實的，不過是毛主席一時的氣話，而且這個氣話也是誤信了謠言所致。毛主席對江青總體來說是關心和愛護的。所謂批評是同志式的批評，不是對敵人式的批判打倒。這卻被某些人利用來說「毛主席反對江青」，以至於為後來的打倒江青做輿論準備。用心何其歹毒！

葉永烈在《江青畫傳》一書中寫道：9月8日子夜，毛澤東氣息微弱。當9月9日零時剛過，才10分鐘，毛澤東停止了呼吸。張玉鳳奔出主席卧室，疾步走向毛主席書房，向守候在那裡的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汪東興報告噩耗。不過一箭之遙的江青，得到報告，馬上奔了過來。後來，姚文元曾經這樣描述他在現場的所見：「她頭髮散亂，神情慌張，進門便撲在主席遺體上，一面痛哭，一面呼喊：『醫生啊！你們快救救主席呵！你們為什麼不救救他呀！』她嗓子都啞了，仍不肯離去。其悲痛之狀，催人淚下。姚文元所述應該是真實的。不管怎麼說，江青跟毛澤東從1938年結合，到1976年畢竟有著38年的夫妻感情。」

江青被捕後，在身體日趨虛弱的時候常常想起主席。她身邊放著主席的手跡，衣服上別著主席的像章，床頭上放著一張與毛主席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當新的一天開始時，她都背誦主席的詩詞，或閱讀《毛澤東選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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