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人是怎樣「克服過去」的？

紐倫堡審判中（從左向右）的戈林、赫斯、里賓特洛甫、凱特爾，後排：鄧尼茨、雷德爾、席拉赫、紹克爾（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

當我開始查閱二戰後的德國歷史，了解了當時的德國社會情況，才認識到讓德國人達到今天這種正視歷史的態度是多麼不易。練就勇於承認歷史錯誤的態度絕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很多波折，甚至經過了一代人的努力。

2017年5月30日，前納粹黨衛軍成員、95歲的德國人雷茵霍爾德·漢寧(Reinhold Hanning)離世。漢寧曾在奧斯維辛集中營擔任黨衛軍小隊長，戰後從戰俘營被釋放後，居住在北威州的一個小城市，當過廚師、卡車司機、推銷員，然後經營一家奶製品商店，直至退休。2016年6月，漢寧被德國德特莫爾德(Detmolder)州立法院判處5年有期徒刑，罪名是協助謀殺了17萬名集中營囚犯。他去世時正在向聯邦法院上訴，所以並沒有服刑。

漢寧可能是德國審判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最後一名納粹成員，如果不是這個案子，我不會知道德國有個專門的中央機構負責搜集納粹罪行的訴訟材料，我也不會知道，這麼多年過去，德國還在抓捕隱藏的納粹罪犯。

歷史疤痕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為德國總理，1945年5月8日德國二戰戰敗無條件投降，在此期間，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試圖在德國建立一個由「優等」的雅利安人組成的德意志人民共同體，系統化清除「劣等」的猶太人、斯拉夫人和吉普賽人。在國內政治上，納粹黨利用國會縱火案製造恐怖氣氛，將人民大眾的仇恨引向當時納粹黨的最大競爭對手共產黨；通過《授權法》，廢除民主制度，希特勒政府得以無需國會直接頒布法律；廢除聯邦制，實行一體化，並將媒體掌控在國家手裡。德國一步步地從一個法治國家淪為一個個人權力至上的領袖國家。

在納粹德國實施的一系列政策中，最令人髮指的是對歐洲猶太人的種族迫害和滅絕政策。希特勒政府先是於1933年4月頒布法律禁止猶太人擔任公職，並在城市裡划出猶太區，通過飢餓和強迫勞動虐待他們。1939年9月閃擊波蘭後，更是將反猶政策擴展到所有德國佔領地，並在1941年蘇德戰爭爆發後通過集中營系統化屠殺猶太人。在納粹統治期間，歐洲有六百多萬猶太人被殺，僅在位於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就死去一百多萬。

如果說每個民族在歷史上都有一處極容易被撕裂的疤痕的話，納粹歷史和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政策絕對是德國最大、最醜陋的一道疤痕。在德國生活，你會覺察到，德國人沒有什麼民族自豪感，在表達國家榮譽感時也極為謹慎。在20年前的德國，私人家裡是不掛德國國旗的。德國國旗在普通市民中得到普及，更多地是隨著足球賽事的推廣才開始的。在德國人面前，千萬不要說希特勒是個偉人。第一，他確實不是什麼偉人；第二，這樣說不但會讓德國人感到很尷尬，也暴露了我們在歷史判斷和言論表達上實在是太不敏感。

「克服過去」

納粹歷史給今天的德國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歷史問題上，德國就像個過敏症患者，生怕再犯一場大病，所以小心翼翼地採取防範措施，以避免這場大病再次發作。如何面對還不太久遠的歷史，德語里有個很特殊但用其他語言並不太好直接翻譯的詞叫做Vergangenheitsbew?ltigung，直譯就是「克服過去」。但凡需要克服的過去，也就是不太光榮、讓人感到可恥的過去，在德國，這個「過去」通常不需要過多解釋，就會和納粹德國的罪行直接聯繫在一起。

Vergangenheitsbew?ltigung代表的是一種正視歷史的態度，我們的鄰國日本就沒有這種態度，很多國家在對待自己民族不光榮的歷史時也沒有這種態度。相反，對待自己丑陋的納粹歷史，當今的德國採取了一種積極面對不迴避的態度。1945年1月27日是蘇聯紅軍解放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日子，從1996年開始，這一天被德國法定為受納粹迫害人士紀念日。在德國，否認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是犯罪。1994年12月1日，德國聯邦議會通過刑法第130條第3款加強了《煽動民眾條款》，如果公開贊同、否認或淡化納粹所犯的種族大屠殺罪行（這一罪行在刑法第220條第1款中有詳細界定），破壞公共和平，將被判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罰款。

納粹史是德國歷史研究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不管是宏觀角度上對納粹體系和其運作機構的剖析，還是微觀角度上對裹挾在這個體系下的個人命運的探討，都為青少年歷史教育提供了大量參考資料。納粹歷史是全德十六個州教學大綱的必修內容，在歷史課、德語課、倫理課以及宗教課上都有涉及。除了教科書外，大眾傳媒也通過網上學習平台為中學教學提供歷史素材。例如德國知名報紙《時代周報》網路版為中學生提供的讀物、鏈接和影像資料裡面可以找到非常詳細的歷史材料，如希姆萊(Himmler，納粹內政部長，黨衛隊首領)1937年的日曆本，前線士兵的家書，一本記錄了納粹宣傳語和納粹時期人們日常生活用語的猶太人日記本等。

對歷史真相深入細緻的發掘，引起普通大眾對歷史的關注，也引發了很多爭議。如1995年在漢堡、柏林、波茨坦等地舉辦的德意志國防軍展覽，打破了一直以來對國防軍是一支幹凈的、遠離納粹罪行的軍隊的認定。藉助1989年柏林牆倒塌後從原東德挖掘出來的資料，該展覽不但證明了國防軍的一些部隊確實參與了對猶太人的謀殺，而且還大規模屠殺蘇聯戰俘並在東歐、巴爾幹地區和義大利發動了對平民的毀滅性打擊。這個展覽不但從史料上對歷史真相進行了再度挖掘和闡述，更是在心理層面上對德國民眾，特別是當年40到65歲之間的人產生了巨大震動。因為在那個大部分適齡男人必須參軍的年代，很多人的父輩和祖父輩都在國防軍里服役，也就是說，自己的至親突然之間可能是殺害猶太人、戰俘和平民的罪犯。

來之不易

隨著對歷史資料的不斷挖掘，對學校課程的系統規劃，大量的紀念活動和電影里對納粹素材的不斷加工，德國國內也不時爭論：對待歷史錯誤的態度是否太過嚴苛了，會不會讓國民，特別是學生產生逆反心理呢，是不是應該給這不堪的歷史畫上句號，著眼於未來呢？作為一個在德國生活了十多年的外國人，當又一部以二戰、以納粹為背景的德國電影上映時，連我都會想，怎麼又一部這樣題材的電影，德國人到底有完沒完。

在我決定寫這個題目，尋找採訪人的時候，我擔心這個題目會不會太老套了，會不會大家一聽就煩呢。然而，當我開始查閱二戰後的德國歷史，了解了當時的德國社會情況，才認識到讓德國人達到今天這種正視歷史的態度是多麼不易。練就勇於承認歷史錯誤的態度絕非一蹴而就，而是經歷了很多波折，甚至經過了一代人的努力。既然這麼辛苦才達成了今天的共識，那當然不能輕易將其摒棄，將歷史淡忘。

二戰結束，冷戰開始，德國被一分為二。當初的民主德國即東德領導人更多地把東德看成是反法西斯的勝利者。作為共產主義者，很多東德領導人在納粹德國受到政治迫害。戰後，他們或從避難地歸來，或在集中營倖存下來，同為受害者，他們並不認為戰後的民主德國需要為納粹德國所犯的罪行埋單。

而在聯邦德國，對納粹歷史的反思工作也絕非一開始就這麼自覺。我們中學歷史課本上所提到的紐倫堡大審判，是在英美等戰勝國的推動下進行的，只象徵性地審判了有代表性的二十幾名納粹頭目。之後針對經濟界、軍事界、司法界、醫生和外交人員的紐倫堡後續審判，在1940年代末就已經得不到公眾的強烈關注了。很多被判了終身監禁或有期徒刑的罪犯，很快就被減刑甚至提前釋放。德國大多數民眾對紐倫堡審判的態度也從剛開始的認可、支持，在四年後轉變成了只有三分之一的人還覺得公平，而大部人認為量刑過重。在申訴過程中，大部分罪犯將責任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把自己描述成一個魔鬼的盲從者。「而這個魔鬼是如何被造就，什麼人把他選上台，什麼人和他共謀，還有多少人沒被推上審判庭，這些問題人們在戰後的德國並不想再討論，」德國政治和歷史學者彼得·賴歇兒（Peter Reichel）在其著作《「克服過去」在德國——與納粹獨裁的政治司法較量》中寫道。

接下來的時間，德國沉浸在戰後恢復和創造經濟奇蹟的巨大工程里；戰爭中的一代人飽受創傷，不願在晚輩面前提及自己的經歷；原納粹分子被新聯邦政府繼續錄用，在1966-1969年間擔任第三屆聯邦總理的庫爾特·格奧爾格·基辛格 (Kurt Georg Kiesinger)就曾是納粹黨員。20世紀50年代，德國反猶事件頻發。其中影響最大的是1959年聖誕夜科隆猶太教堂被塗抹納粹萬字事件。該事件由右翼政黨「德意志帝國黨」的兩名成員挑起，隨後遭到瘋狂模仿。在短短一個月內，原西德境內竟然發生了近500起類似事件。1963年奧斯維辛審判開審，卻對集中營里參與屠殺的黨衛隊成員、醫生等做了從輕判決。同時，對謀殺和種族屠殺不設起訴時效限制的決定一延再延，經歷了30年的爭論(從1949年到1979年)後才被聯邦議院通過立法。

當政者和主流社會對歷史罪行的迴避態度，是引發德國20世紀60年代學生運動的因素之一。學生們走上街道，通過示威遊行要求正視歷史，驅除在政界、司法界佔據重要位置的原納粹分子。雖然關於學生運動對德國社會重新審視和正視歷史罪行起了多大作用有些爭議，但不可否認的是，戰後一直被主流社會忽視的對歷史罪行的反思，從此被當作重要話題，進入大眾視野。德國社會開始認真嚴肅地反思歷史。

漢寧可能是德國審判的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最後一名納粹成員。（資料圖/圖）

右化危機

反思歷史，更是因為同一錯誤不能再犯。納粹統治德國是極右政黨當政的一場浩劫，控制極右勢力擴張，是當今德國乃至西方社會的一個重要課題。極右事件特別容易發生在經濟危機和外來移民增加的情況下，比如說1993年5月29日發生在北威州索林根市(Solingen)的針對土耳其勞工移民的縱火事件。該事件由新納粹分子策劃實行，致使5人死亡，17人受傷。當下的難民危機更是對歐洲政治格局的巨大考驗。難民危機致使歐洲多國右翼政黨崛起，德國也不例外。2013年才成立的德國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目前已經在德國16州中的13個州取得州議院席位，並很有可能在今年的大選中進駐聯邦議院。

2017年4月，德國公眾被聯邦國防軍的一件醜聞震撼：一名國防軍士兵將自己註冊為難民，計劃用難民身份刺殺政治高層和公眾人物，想以此引發公眾對難民的仇恨。目前的極右事件還被控制在少數群體的範圍內，但最令人擔憂的是，很多民眾已經自然而然地將難民和恐怖襲擊頻發聯繫在一起。如果歐洲安全繼續惡化，很難預測，大部分群眾會不會集體向右，尋求強大國家機器的監控並選舉極端力量上台，將外來移民、特定少數族裔和其他宗教信徒當作威脅來排斥。如果這樣發展下去，似乎歷史重演也不是沒有可能。

德國人怎麼說

對歷史反思這個話題，除了閱讀資料外，我還想聽聽普通德國人的聲音。於是，我採訪了6位20世紀40年代到90年代出生的德國人，每個年代一個採訪人。他們是1941年出生的多蘿西婭，1954年出生的安德利亞斯，1966年出生的約翰內斯，1974年出生的凱倫，1983年出生的麗莎和1992出生的格利塔。採訪中我發現，幾乎每個家庭都是歷史的俘虜，在歷史的車輪下，沒有哪個家庭可以完全逃脫。

多蘿西婭的父親本是記者，納粹上台後，報社被關閉，為了養家糊口，不得已當上戰地記者。安德利亞斯的父親高中一畢業就去服兵役，那年他才18歲，然後經歷了從1939年到1945年戰爭的全部。約翰內斯的姥爺本來自羅馬尼亞的德語區，是一個小地方的市長。任職期間，他和納粹合作，戰後被蘇聯人俘虜，投到勞改營，兩年後他通過裝病被釋放。凱倫的爺爺是德意志國防軍的坦克兵，姥爺是波西米亞區的德國人，因為是希特勒青年團的成員，避免被招入伍。格利塔的姥爺是部隊中的醫務人員，之後被蘇聯部隊俘虜。爺爺是坦克兵，在戰爭中腦部受傷，他的怪脾氣使整個家庭後來四分五裂。

麗莎是採訪人中唯一對我的採訪不抱積極態度的人，和其他人相比，她明顯不太愛說這個話題。她只是淡淡地談到，她父親的家人們曾經幫助過兩個猶太人度過邊界，逃往丹麥。還回憶到，自己曾經在姥姥家的閣樓上找到一個裝飾有納粹十字的布娃娃，姥姥看到後驚恐地把布娃娃奪過來，扔掉。

採訪人中，即使年齡最長的多蘿西婭也不過是在襁褓中經歷了戰爭，所以可以說，採訪人中沒有人真正經歷過1933年到1945年的這段歷史，但我仍然感覺到他們說起這段歷史的沉重，特別是年長的前三位。安德利亞斯在談到他的父親時，不能自已地哭了起來，不得不一度中斷訪問。直到現在，他也不知道父親在戰爭中到底經歷了什麼。約翰內斯在談到他爺爺通過裝病才得以離開蘇聯勞改營時，眼眶發紅，聲音也開始哽咽起來，彷彿嗓子眼裡突然卡了什麼東西。

戰爭中，沒有勝利者。戰爭末，很多家庭經歷了大逃亡。多蘿西婭的母親在盟軍大轟炸前帶著孩子從萊比錫逃到黑森州，約翰內斯的姥爺一家從羅馬尼亞德語區遷到了德國，不得不面臨冷戰中也許與自家親戚為敵的命運，所以約翰內斯當年沒有選擇服兵役，而是去做了義工。凱倫的姥爺在戰後被強迫要求離開波西米亞區，並只能打包一個箱子的物品，這個箱子至今放在她家的走廊上。

每個家庭都難逃歷史的桎梏，每個人都被帶入歷史。「當年對猶太人所犯的罪行是無可否認的。」多蘿西婭說。她提起了多年前與丈夫來到華沙威利·勃蘭特下跪的廣場，自己淚流滿面；她提到了自己第一次以色列之行的負罪感。年輕些的約翰內斯沒有責怪自己的長輩，「我們這些後人只不過沒有面臨那個選擇罷了。」他說道。凱倫則希望中學歷史課上也可以多學些其他的歷史內容。最年輕的麗莎和格利塔更趨向於推動公眾紀念活動，而不是糾結於贖罪的道德問題。但所有人都強調，歷史不能重演，「克服過去」就是為了歷史不再重演。

我問我的採訪人們，他們對自己作為德國人感到自豪嗎？他們的第一答案通常是自豪，卻又立即補充道，他們更為作為一個歐洲人而感到自豪。採訪時麗莎小心翼翼地問我，我會不會將她匿名，因為她的真名很少見，很容易查到是誰。我對一個80後的年輕人如此小心防備的態度很是驚訝，她說，萬一右翼政黨當權，說不定她會因為她的左派思想受到迫害。我很難將這個想法和當今的德國政治體制聯繫在一起，她聳了聳肩說：「誰知道呢，希特勒當年被選上台，也是誰也沒有預測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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