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理性衰微史（一）

圖片來源：《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這是選·美的第833篇文章

編者按：

本文英文原文How America Lost Its Mind原載於《大西洋月刊》2017年九月刊。

作者庫爾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國小說家，也是公共電台國際公司和WNYC共同製作的、獲「皮博迪獎」 的廣播節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選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書。全書將於9月份由蘭登書屋發行。

本文為《大西洋月刊》官方授權翻譯版本，譯者楊刁刁、張拓木、張海雲、華思睿、Xujun Eberlein，校對李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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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9/how-america-lost-its-mind/534231/

譯者導讀

美國從二戰以來一直保持著世界經濟龍頭與政治引領地位。然而在表面的繁榮下隱藏著什麼樣的暗流呢? 動蕩的大選以後,許多人哀嘆美國從上到下已經徹底失去對事實的敬畏，落入了「後真相時代」。

然而，歷史從來都不是真相的獨角戲。社會中的每一個個體所跟從的往往不是真相，而是情感本身。恐懼、慾望、迷信、貪婪、短視、賭性，一次次戰勝邏輯塑造著人們的思想；無論科學的推理，還是荒誕不經之談， 都成為認知判斷的有機組成部分， 從而推動著一個人， 一群人和一國人的路程。

恥辱常常阻礙我們直面自己的愚昧和偏見。這篇文章里，作者庫爾特?安德森以坦誠的態度， 詳實的史料， 豐富的知識一步步梳理美國社會自肯尼迪總統遇刺以來宗教、玄學、奇談、陰謀論等非理性的的力量如何此消彼張，理性光芒如日食一樣暫時黯淡。扯開別人的遮羞布比扯開自己的容易；扯開整個社會的遮羞布的人往往面對的是憤怒而非感恩。作為個人，我們是否有能力意識到自己擁有的偏見與短視？作為社會，我們是否有勇氣細剖口號式的衝動對現實的影響？

作者在這裡對美國社會的批判既包括左派也包括右派。此文可能會引起很多爭議，然而理性的爭論和思辨是我們所知唯一逼近真理的方式，那麼就以此文為活水， 或許有助於打開一條清澈的渠道。

譯文

「你有權發表自己的觀點，但無權發明自己的事實。」

——丹尼爾·帕特里克·莫伊尼漢（Daniel Patrick Moynihan）

「我們這個民族有可能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波人，把幻象構建得如此栩栩如生，如此有誘惑力，如同真的可以生活在其中一樣。」

——丹尼爾·J·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圖像：美國偽事件指南（1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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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是從何時起與現實脫節的？

我最初意識到我們國家開始陷入奇談怪論的泥潭是在2004年。那年，總統喬治·W·布希的政治操盤手卡爾·羅夫（Karl Rove）創造了一個驚人的辭彙：「基於現實的社會」。他對記者說，在這些「基於現實的社會」里，人們「相信嚴謹地研究可觀測的客觀現實，就能 找到問題的解決方案...但世界已經不是這樣運轉的了」。一年之後，「科爾伯特報告」（The Colbert Report）開播。扮成右翼民粹主義者的史蒂芬·科爾伯特在節目第一期最開始的幾分鐘裡帶來了一個固定欄目：「今日熱門辭彙」。他選擇的第一個詞是「似實」（「truthiness」）: 「這樣說吧，我敢肯定教條的『辭彙警察』，或者韋氏詞典出版公司的的那些『辭彙達人『會跟我說，『打住！這根本不是一個詞！』其實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從不拘泥於什麼字典和參考書。那都是精英主義的玩意兒。只知道吹毛求疵，告訴我們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或者什麼事情真的發生了什麼事情其實沒有發生。大英百科全書是哪根蔥？他憑什麼告訴我巴拿馬運河是1914年完工的？我就樂意讓這個運河在1941年建成，那是我的權利。我從來不信書里說的；書里都是事實，沒有真心...弟兄們，醒醒吧，我們的國家是分裂的... 那些用心思考的人和用腦子思考的人之間有不可逾越的鴻溝。女士們，先生們，你發自肺腑的直覺，那才是真相的源泉。」

我暗想，哇，沒錯，這太對了。美國已經不是我年輕時候的美國；那時「似實」跟「基於現實的社會」這兩個詞就算有人當笑話說出來，也沒人聽得懂。我的童年屬於六十年代。拋開那個年代的喧囂與進步意義，在我看來六十年代也是 「似實」思潮的起始，如同宇宙大爆炸一樣一發不可收拾。如果六十年代可以算作一場全國精神大崩潰，我們極可能還沒有跨過這個坎。

我們每個人都處於理性和非理性的兩極之間。我們都有自己無法證明的直覺，和有悖常理的迷信。我的一些朋友是非常虔誠的教徒，還有一些朋友相信某些荒唐的陰謀論。然而，如果我們放任不管，任由主觀踐踏客觀，思考行事時把個人觀點和感受當作與事實一樣可靠的依據，才是真正的問題。美國的建國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實驗，基於啟蒙時代的思想自由主張。在這裡，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相信他們想要相信的任何觀點；而如今這場實驗已經徹底失控。從一開始，這種美國的極端個人主義是建築在宏大的夢想上，甚至是史詩般的幻想上的；我們相信每個美國人都是神選之子，秉承上天的旨意來共同構建這個定製版烏托邦；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依照想像和意志重新打造自己。在如今的美國，啟蒙運動中更煽動人心的一面已經吞噬了那些清醒、理性、實證的部分。幾個世紀以來，我們美國人逐漸迷醉於魔法玄學、毫無約束的相對主義、花哨的論證，以及其他各種大大小小讓我們寬心，刺激，甚至是令我們恐懼的無稽之談。這種趨勢在過去五十年中愈演愈烈。並且，大部分人都沒有意識到我們這種奇怪的「新常態」本質上有多麼出格。

與生活在其他發達社會的幾億人相比，我們美國人發自內心的相信超自然事件和奇蹟，相信地球上有撒旦，相信有人最近往返於天堂和地球之間，還相信一個關於幾千年前生命被瞬間創造出來的故事（註：指神創論）。

我們相信政府和其它勢力合謀對我們隱藏了各種可怖驚人的真相，比如暗殺、外星人、艾滋病的起源、9·11恐襲、疫苗的危險等等，不勝枚舉。

這些早已存在；在我們熟悉「後事實」和「後真相」等詞語之前就已經存在，在我們選出一個對陰謀論來者不拒，搞不清孰真孰假，連現實的本質都糊裡糊塗的總統之前，都早已存在。

我們早就穿過魔鏡，跳進了愛麗絲奇幻世界裡的兔子洞。美國已經變異成一個幻想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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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對非真實的恣意放任的崇拜有多普遍？有多少美國人活在自己的另類現實中？雖說民調只能寥寥幾筆大致反映民意，但過去二十年的大量民調研究已經基本有效地展示出美國國民輕信假象跟妄想症的嚴重程度。依我看來，實打實相信真相的人在美國佔少數，大約三分之一，但無論如何不會超過一半。比如說，我們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相信聖經中的創世紀並不是上帝親口講述的故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完全不相信心靈感應術和鬼魂。三分之二的美國人相信現世間行走著天使和魔鬼。超過一半的人深信天堂是真實存在的，還有差不多的數量的人相信神有人形——不是什麼模糊的非特定力，宇宙神靈，超常魔力，而是某個人。三分之一的人不只認為全球變暖不是什麼大事，甚至還相信這是科學家、政府和記者集體編造的陰謀。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我們人類最早的祖先就是與我們同樣的人類；三分之一的人相信政府和大製藥公司合夥掩藏了癌症自然療法的證據；三分之一的人相信外星生命曾造訪地球，說不定此刻還在。將近四分之一的人相信疫苗會導致自閉症，還有將近四分之一的人相信特朗普在2016年大選贏了普選票。四分之一的人相信我們上一任總統有可能或者肯定曾是（一直是）撒旦本人。根據公共政策民調，百分之十五的人肯定「媒體或政府在電視信號里秘密加上了控制意念的技術」，還有百分之十五的人覺得有這個可能。四分之一的美國人相信女巫的存在。有趣的是，差不多同樣四分之一，或者稍少一些的人相信聖經里大部分都是神話故事和寓言——正好相當於相信美國政府官員合謀參與了9·11襲擊的民眾比例。

當我說三分之一的人相信這個、四分之一的人相信那個的時候，我並不是說這些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是同一群人。當然，各種無稽之談的信徒群體們會有重合，並且謠言會在這些信徒群體里交互傳播。譬如說，相信外星人訪問地球和綁架地球人的那些人往往會相信政府對醜聞的大規模隱瞞，然後會進一步相信各種各樣其他的陰謀論，最終這些都為相信世界末世即將到來奠定基礎。

我們為何活成這個樣子？

簡單來說，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正因為我們是美國人，我們可以想相信什麼就相信什麼；我們的觀點和其他所有人的觀點都是同等靠譜，甚至更靠譜，專家去死吧！一旦人們相信了這一點，就可以隨便把世界搞個天翻地覆，孰因孰果全然可以不顧。正所謂「假作真時真亦假, 實作虛時虛亦實」。

「主流」這個詞最近已經被徹底污名化，成為偏見、謊言和精英壓迫的簡稱。諷刺的是，媒體、學界、政府、大公司、行業聯盟，以及其他負責任的公共觀點的來源，曾經一度是防止明目張胆的謊言與不加掩飾的荒謬任意妄行的社會力量和機構，卻在過去幾十年里開始縱容甚至助力各種無稽之談。

美國某最著名大學附屬醫院之一的一位資深醫師每天在他的電視節目上推廣「神葯」。有線電視台播出的「紀錄片」煞有介事地把美人魚、怪獸、鬼魂和天使當真事介紹。當某個政治學教授攻擊諸如「社會上存在一個界定真實性，理性標準的『公共核心』，並且還有一套衡量邏輯與理性的標準」的觀點時，他的同事們只會點頭稱是，然後拱手送他終身教職。曾經社會邊邊角角的觀點被摺疊進去佔據了中心位置。非理性搖身一變，不但開始備受尊敬，甚至往往無法阻擋。

我們的整個社會環境和它各個相互重疊的部分——文化，宗教，政治，思想，心理——成為了讓人大跌眼鏡的謬論，半真半假的「似實」，以及騙人的玩意兒的溫床。人們很容易就會滑下邏輯與理性的滑坡，被帶到各種各樣的煽動人心的的胡言亂語那裡。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這些原本是社會中自然形成的邏輯理性滑坡好像變成了一個規模龐大、永久性，結構繁雜交錯的雪橇滑道，然後特朗普就坐著高速雪橇在這個滑道上一路衝進了白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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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美國的「精神」總是分兩種。我們有激情放縱，自由馳騁的的一面：美國人像是一群愛激動的賭徒，尤其容易輕信天花亂墜的好事。不過我們同時也保有清教徒與其世俗化後代世代相傳的傳統美德：穩妥，勤勞，節儉，不酗酒，尊重常識。誰都愛做不靠譜的黃粱大夢，這跟人其它強有力的天性一樣，適可而止就沒問題。在美國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裡，幻境與現實，瘋狂與剋制，輕信與懷疑的衝動之間，一直能夠保持一種動態平衡。

兩場歷史性的轉變導致了天平徹底傾向虛幻之境。第一個是六十年代前後崛起的思維方式的深刻轉變；從那時開始，美國人腦內中樞操作系統增加了一條規則：愛幹嘛幹嘛，去找你自己的現實吧，反正一切都是相對的。

第二個轉變是新信息時代的到來。數字科技使披著真相外皮的虛構如虎添翼，不管是所謂意識形態上的、宗教性的，還是與科學有關的。在互聯網上十億個網站中，任何奇談怪論的信徒都能找到同道，分享各種歪曲拼湊的事實與帶引號的「事實」來給彼此支持。在互聯網出現之前，瘋子們都互相隔離，這樣想要一直保持對自己的那套另類現實的相信也並不容易。現在他們虔誠信仰的觀點在整個網路世界鋪天蓋地，像真的新聞一樣煞有介事。如今這些瘋話看起來如真如實！

現在，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套量身定製版本的現實，可以相信我們想相信的任何東西，假裝成我們想做的任何人。這樣，現實和謊言之間的的邊界可以更容易地被模糊和抹去。真相越來越機動靈活，越來越個人化，越來越主觀。誰不喜歡這種超級加強版的「自由」呢？就算我們恐懼也厭惡許多搭錯神經的同胞使用這種自由的方式，我們也堅定地支持它。

這種真幻不辨，把荒謬當真理並非美國獨有的現象。但是我們畢竟是世界的熔爐和老大。我們一手發明了「魔幻-工業產業」；除了因貧窮或種種原因人民生活悲慘的國家之外，沒有一個國家有如此多的民眾高調地以超自然信仰為自己身份認同的核心。這就是二十一世紀美國例外論的反映。美國這個國家從來都非常獨特；但是我們的唯一性已經大不相同。我們依舊富有而自由，依舊比任何國家都有影響力和強大，基本上是發達國家的代名詞。但是我們一步步走向輕信謊言，罔顧事實，我行我素，甚至對現實本身無法確實地把握，我們其它卓越的國家特質已經被徹底淹沒，把美國變成一個不那麼發達的國家了。

人們會把特朗普現象——這種「後真相」、「另類事實」的時刻——看成某種令人費解的瘋狂的美式新鮮事物。但現在發生的一切只是這種貫穿美國歷史的美國例外論思維方式的一個終極引申和表現而已。

創建美國的，有真正的信仰者和充滿激情的夢想家，也有坑蒙拐騙之徒和被他們騙的人，這是美國成功的原因；與此同時，這也是一群極易被奇談怪論影響的人，從塞勒姆女巫案到約瑟夫·史密斯（Joseph Smith）開創摩門教，從P·T·巴納姆（P.T. Barnum）到說囈語，從好萊塢到山達基教派再到陰謀論，從沃爾特·迪士尼（Walt Disney）到比利·格雷厄姆（Billy Graham）到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到奧普拉·溫弗里（Oprah Winfrey）到特朗普。換言之：把極度個人主義和極端宗教信仰摻在一起；把娛樂產業跟別的一切摻在一起；讓這混合物發酵幾個世紀，然後任其通過毫無約束的六十年代和網路時代。得到的結果就是我們現在生活的美國，現實和幻象在這裡詭異而危險地界限模糊，融合交匯。

六十年代與理性之死的開始

對於六十年代對美國社會和文化的許多重構，我並不後悔，也並不反對。但在我們早已熟悉的許多好處之外，這些重構也附有許多我們沒有認識到的代價。

1962年，人們開始談論「嬉皮士」；披頭士剛剛發布第一首成名曲；肯·凱西（Ken Kesey）剛剛發表《飛躍瘋人院》；哈佛心理學講師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正在把迷幻蘑菇和LSD 致幻劑發給他的研究生們。舊金山向南開三個小時，在風景如畫的大蘇爾（Big Sur）沿海峭壁邊，一對年輕的斯坦福心理學畢業生創建了一所高校與智庫結合的機構，並以曾經生活在這裡的印第安小部落命名。四十年之後，創始人之一如此回憶這家機構：

「在1968年，伊莎蘭（Esalen）曾是青年反叛旋風的中心。它曾經的地位如同聖城麥加於伊斯蘭文化。成百上千的年輕朝聖者來到伊莎蘭，追尋超脫、超意識、致幻劑、性革命、邂逅、內心敏感、認識自己的身體、瑜伽——這些事情都是通過伊莎蘭被篩進美國文化。到1966, 67乃至68年，伊莎蘭已經產生世界範圍內的影響了。」

這種說法並不是誇大其辭。歸根結底，伊莎蘭基本上創造、發展，推廣了一切可以被歸類為新時代的現象。對不喜歡教堂或傳統宗教卻依舊相信超自然現象的人們來說，伊莎蘭就是美國新宗教的梵蒂岡。出於對科學和理性的懷疑和對玄學的崇拜（以及按摩、熱湯浴、做愛、以及在熱湯浴里做愛，等等），這家機構重新定義了心理學，醫藥學和哲學。這是反宗教的宗教和無一滴科學的「科學」的大本營。伊莎蘭的核心思想是對各種，尤其是對來自亞洲、美洲印第安人和薩滿教傳統的另類治療手段和現實的另類解讀極度寬容。不管什麼無形能量、輪迴轉世、星盤，越異域越玄越無法證偽，越好。

伊莎蘭成立前不久，它的創始人之一迪克·普賴斯（Dick Price）經歷了一場精神崩潰，並被強行送進一家私人精神科醫院呆了一年。他的新機構抱有一種偏激的觀點：人格分裂或者其他心理疾病都是正常世界給奇人和空想家們帶上的枷鎖，是強迫與控制的工具。這自然就是《飛躍瘋人院》的主題思想。在精神病學領域，這個觀點有兩個非常有影響力的倡導者，各自在六十年代初發表了自己離經叛道的宣言——R·D·萊恩（R.D.Laing）（《分裂的自我》）和托馬斯·薩斯（Thomas Szasz）（《精神疾病的神話》）。「瘋狂」，萊恩在伊莎蘭剛剛成立時說，「充滿了解放和新生的可能性」。伊莎蘭的創始人都是萊恩的忠實擁躉；這家機構也孕育了一系列把精神錯亂等同為另一種看待現實方式的觀點。

這些影響深遠的評論，讓「大部分科學理論不過是專制下壓迫芸芸眾生的邪惡陰謀」這種觀點廣為流傳並受到尊重。精神疾病對薩斯和萊恩來說，都是「理論而非事實。」現在，這種觀點成了任何用主觀信條代替科學的人——無論是神創論者還是氣候變化否定者還是狂熱的反疫苗者——萬能的標準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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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人總是認為宇宙圍繞著他們旋轉，就好像只有他們明白這世界。在他們大腦中主管理性和邏輯的前額葉發育完整之前，他們非常容易被幻想所支配。而在六十年代，整個宇宙都很合作：世界好像就是圍著年輕人轉的，它強化他們青春期的自我意識，讓他們把自己個人重要性的幻覺當真，讓他們對於瞬間轉型和革命的幻想貌似有理。幾乎一夜間，美國把它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年輕人身上，以及他們所相信的，所想像的和所期盼的。

如果說1962年是六十年代真正展開的年份，那麼1969年則是這種新教義及其重要性被成年人認可的年份。邏輯和理性到頭了。反文化運動釋放的氣息把老一代衛道士們，包括那些虔誠的教徒，嚇壞了。他們還沒太意識到另一場「大覺醒」（Great Awakening）正在美國進行，一種新的宗教正在矗立起來，其信徒們「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沿著技術治國體制以外的道路朝覲聖城... 一個新的耶路撒冷」。這句話出自1969年夏天，伍德斯托克（Woodstock）音樂藝術節之後三個星期出版的書《反文化運動的發端：反思技術治國體制及其對年輕一代的壓迫》（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Reflections on theTechnocratic Society and Its Youthful Opposition）。作者是時年35歲的灣區教授西奧多·羅斯扎克（Theodore Roszak），他在這本書里首創了「反文化運動」這個詞。羅斯扎克用了270頁的篇幅誇獎年輕一代「勇敢地」拋棄專業知識和「我們文化中所有作為『理性』和『現實』而被看重的東西」（請注意這些嚇人的引號）。在他看來，那些所謂的專家，說到底，不過是被「國家和/或企業體系收買了」。在「客觀意識的神話」這一章里，作者爭辯說科學其實不過是一個國教。他寫道，為了創造「一個以非智力來判斷真和善的新文化」，「必須要顛覆科學世界觀及其對自我中心和大腦意識的根深蒂固的依賴」。他歡迎「對科學技術價值的徹底拋棄」。

那年夏天早些時候，芝加哥大學的社會學家（同時也是天主教牧師）安德魯·格里利（Andrew Greeley）警告《紐約時報雜誌》的讀者說，除了人們熟知的體現青年反叛的標誌（蓄長發，性，毒品，音樂，抗議等等）之外，校園裡最令人震驚的變化是反理性主義的興起和神聖「神秘主義和魔法」的回歸，超自然認知，通靈術，基於聖經啟示錄的邪教。有一次他在教室黑板上寫了一個統計表格，他的一個學生驚叫道：「格里利先生，我發覺你是一個經驗主義者！」

在1969-1970年之交，耶魯大學法學院的一位41歲的教授正在完成他的一本關於青年反文化運動的書。查爾斯·賴克（Charles Reich）曾經在最高法院擔任過法官助理，並在美國超理性主義的大本營——耶魯大學獲得了終身教職。然而和年輕人交往後，他在中年頓悟而「叛教」。1966年，他開始給本科生教授一門「美國的個體」的研討課，課上他布置了凱西和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的小說作為讀物。他決定在伯克利度過下一個夏天，也就是「愛之夏」（the Summer of Love）。在返回紐黑文（New Haven）的途中，他經歷了他的聖保羅式改宗，皈依了年青人的價值觀。他在耶魯的課程大受歡迎；最火熱時有600人報名。1970年，《美國的青化》（The Greening of America）成了紐約時報最暢銷書（還有70頁節選登載於《紐約客》雜誌上被廣為閱讀），並在暢銷書榜上待了近一年。

這本書賣了兩百萬冊，我16歲那年也買了一本來讀。現在重讀這本書，回憶起當年我有多麼喜愛它，也強烈地提醒我自己年輕時的愚蠢。賴克是在無恥地不加批判地煽動像我這樣的孩子的情緒。《美國的青化》可能是主流社會對新一代年輕人的虛榮和自以為是的最大的迎合。它內在的理論框架非常簡單，恰到好處地推銷對年輕讀者的吹捧奉承：美國人中存在著三種「意識」，每一種「造就一個個體對現實的感知 ... 他的『頭腦』，他的生活方式」。「第一類意識」是那種老式的，自給自足的個人主義者，新的「公司國家」已經讓這些人完全過時了——這些人基本上就是你的祖父輩。「第二類意識」是那種膽怯的墨守成規的公司男男女女，他們的理性主義是公司國家設下的殘暴的陷阱——這些人是你的父輩。

然後就是「第三類意識」，它「剛剛在美國的年輕一代中首次出現」，「在年輕一代中迅猛傳播，越來越廣，在一定程度上傳播到成年人群中」。如果你反對越戰，隨意著裝，吸大麻，那你基本上肯定是第三類。僅僅只需要年輕，隨意，不守規矩，你就是在開創一個新的烏托邦。

賴克誇獎新的「第三類意識」人群衣著的「樂趣和幽默感」，但他的書絕對是索然無趣的——因為它是在回應「當下最嚴重的不育危機，最黑暗的夜和最極端的危險」。陰謀主義泛濫，而賴克也上了這條船。在他看來，如果在其他各種不公正之上，「公司國家還添加了去人性化和壓制」，那「它就快要摧毀生命中的所有意義和樂趣」了。賴克的魔幻式思維主要關心的是這場革命的結果。「美國的公司國家」造就了新一代的長髮極端個體主義者。他們堅信自己的直覺，尋求自己的真相，「獲得了歷史上所有革命者都無法達到的成就。這台國家機器已經開始摧毀自己。」一旦每個人都開始穿李維斯並吸毒過癮，舊時代的一切都會「直接被洪水捲走」。

當然，這種夢想里的必然和迫在眉睫的幸福激變並沒有發生。國家機器並沒有摧毀自己。但賴克的確說對了一半。美國人的思維方式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而且，「所有人都知道，無法逆轉了 … 再也回不到從前的意識了」。他一廂情願的想法錯在，他以為一旦新一代感性的洪流衝垮堤壩以後，水流會朝同一個方向流動，創造出一個和平，合作，美妙的烏托邦新大陸，人們的心靈和頭腦都如他那樣變得進步，整個美國都變得像伯克利或佛蒙特州一樣。然而，第三類意識僅僅是將美國帶向無約束，後理性，後事實狀態的海嘯過後的第一波。賴克的信念是200年前啟蒙時代理性主義者們願望式思維謬誤的逆向命題。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和他的同道人認為，在思想完全自由的前提下，大多數人都會選擇理性之路。多麼美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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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荒誕式信仰是如何在七十年代變成完全主流的。我那位不信教的母親買了一本《植物的秘密生活》（The Secret Life of Plants）來讀。這部暢銷書聲稱，植物是有感情的，可以是「物理學和形而上學婚禮上的伴娘」；關於植物這些驚人的真相被食品藥品管理局和農業企業壓制了。我母親並不相信這個陰謀論，但她開始和她的榕樹對話，就好象和寵物對話一般。在一篇評論文章中，紐約時報把這本書作為「荒誕之事擺脫卑微地位」的又一個典型例子。的確，主流出版商和媒體競相把玄幻當作寫實作品來推銷出售。1975年出版的書包括一個能讀心並且用意念彎勺的年輕人尤里·蓋勒（Uri Geller）的自傳，也包括哲學博士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的《生命之後的生命》（Life After Life），拿幾十位瀕死者的奇聞來證明來世的存在。這本書賣了幾百萬冊，而此後不久國際瀕死研究協會在耶魯大學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會議。

在六十年代，學術界大批人偏離了他們傳統上代表的邏輯和理性主義。很多先行者有很強的思辨能力，他們的工作本是戰後自滿情緒的良好解藥。問題正在於那個特定時期他們影響力的性質和廣度，因為那時理論假說和模式似乎是人人可以參與的。就是說，這些先行者啟發了學術界那些半吊子的偏執的追隨者，他們的一些篩選過的論點在滿世界傳播：所有對真理的接近，無論科學，寓言或宗教，都只不過是編出來為了人的需求和利益服務的故事；現實純粹是一種社會構建，是一系列用於欺騙社會或部落成員的有用或者臆想的神話畫面；虛構和非虛構之間的邊界是互相滲透的，或許並不存在；那些瘋狂的，迷信的，魔幻性思維的妄想，和西方科學和理性構建的事實同樣合理。總之：你愛信什麼就信什麼，因為幾乎所有理論對錯的可能性都差不多。

這種理念滲透到各個學術領域。1965年，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在美國出版了《瘋狂與文明》（Madness and Civilization）一書，和萊恩對精神疾病概念的懷疑相呼應。到了七十年代，他爭辯說，理性本身就是一種強制性的「真理權力結構」（regime of truth）——只不過是用別的方式施壓而已。Foucault對理性的懷疑在美國學術界影響深廣。

與此同時，在社會學領域，彼得·伯傑（Peter Berger）和托馬斯·勒克曼（Thomas Luckmann）兩位教授於1966年發表了《現實的社會構建》（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一書，這是該領域最具影響力的著作之一。兩位作者解釋道，不僅神經正常不正常和科學真理都是精英們調配出來的濁酒，幾乎所有別的理論都是如此。任何部落或社會的統治者不僅僅主宰習俗和法律，他們還主宰所有臣民的感知，真相由他們定義；為了創建這個所有人居住其間的無所不包的舞台布景，統治者最先使用的是粗糙的神話，然後是更縝密的宗教，最終是現代科學這「極端的一步」。「現實」？「知識」？伯傑和勒克曼寫到，「如果要細究起來，我們每次提到這兩個詞的時候都應該加上引號。」「一個藏僧的『真實』，對一個美國的商人來說未必『真實』。」

當我18歲時第一次讀到這些，我熱愛這些引號。如果現實僅僅是威權設置規則而營造的結果，那任何人都可以——不，任何人都有義務——來構建他們自己的現實？這本書機緣巧合地成為了學術界內外奠基性的教科書。

學術界另一個更極端的凡真相皆平等理論的佈道師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哲學教授保羅·費耶拉本德（Paul Feyerabend）。他最有名的書《反方法論：無政府主義的知識理論大綱》（Against Method：Outline of an Anarchistic Theory of Knowledge）出版於1975年。書中宣稱，「理性主義是對上帝話語權力之信仰的世俗化形式」，科學是「一種特定的迷信」。

這本書的一次再版發佈於創世論者通過立法要在公立學校的生物課上教創世紀的時候，書中費耶拉本德表示贊同這種做法。他拿創世論者和伽利略相提並論。他堅持說科學只不過是另一種形式的信仰。他寫道，「只有一個準則在任何情況下和人類發展的任何階段都可以被維護。這個準則就是：什麼都可以。」

在人類學領域，異邦傳統文化中新奇的魔法信仰成為主要研究課題。人類學被這種新的範式完全佔領了——不評判，不懷疑，不要仗著你是教授就指手劃腳。在那個時代這是可以理解的：殖民主義在終結，對印第安人的種族滅絕被供認不諱，美國在發展中國家裡挑起戰火。我們憑什麼瞧不起或拒絕承認這些民族的信仰？在六十年代，人類學認定各種神諭，占卜者，咒語和神器都不僅應該被尊重，而且提升到和理性與科學等同。如果所有關於現實的理解都是社會性的構建，奈及利亞的卡拉巴里（Kalabari）部落人的理解並不比大學教授的理解更隨意或更基於信仰。

1968年，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心理學教授查爾斯·塔特（Charles Tart）做了一個實驗。據他所寫，「一個經常有靈魂脫竅經歷的年輕女性」，並不是「聲稱」而是「確實有」這種經歷。她在實驗室里連著腦電圖機睡了四晚。她需要完成的任務是在睡覺時把意念或者靈魂送出體外，去讀取塔特放置在她床上方架子上一張紙片上的一個五位數字。他報告說她成功了。其他科學家認為這個實驗和結果完全是虛假的，但塔特繼續用了他整個職業生涯來證明對客觀的追求是虛假的，魔法才是真實的。1972年，他在《科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非同尋常的論文，抱怨科學界全然拒絕接受那些在磕葯致幻時「獲得的知識」。他不僅僅要求科學界嚴肅對待「狂喜，通神，其它『維度』，升天，美麗，時空超越」的體驗，還致力於達成那些體驗。他堅稱，「一個完美的科學理論也可以建立在非物質存在的數據之上」。科學方法的規則必須要修改。塔特認為，在新時代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必須在這種他所研究的改變後的意識狀態，意即高潮或者幻覺時進行「採集數據」，「總結數據和理論推導」。塔特承認，他的這種研究的新形式，對於「互相自願驗證」存在問題，因為「只有在那個同樣改變後的意識狀態下的人們才能充分地互相交流」。塔特普及了「共識現實」（consensus reality）這個術語，旁人會簡單稱為現實（reality）。到1970年左右，在學術界這個詞成為了永久性的跨學科的「藝術性術語」。後來，他放棄了中立性的偽裝，開始把它叫做「恍惚共識」（consensus trance）——那些信奉邏輯和理性的人反而成了被蠱惑的受騙者，而不是他和他的信徒們。

即使是廣受六十年代年輕左派熱愛的社會批評家保羅·古德曼（Paul Goodman），在1969年也被他自己的學生嚇壞了。「沒有純粹的知識」，他寫道，「只有知識的社會學。他們學到的都是... 科學研究是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而贊助進行的，所以他們不認為有簡單真相的存在。」

從那之後，相對主義，即認為不存在更正確或更真實的東西的觀念，一直受到美國右派的公開譴責。保守派人士憎惡相對主義對各種老派而司空見慣的統治理念的侵蝕——某些（基於種族和性別的）特權，審美觀，形而上學和絕對道德的概念。而一旦知識分子主流徹底接受有多種同時成立的現實和真相的可能，一旦從校園到整個文化領域，原有的檢驗和專家把關都被質疑，那麼美國所有的「野蠻人「都能夠爭取自己的訴求被認真對待。保守主義者正確地認識到大學裡的毫無節制的相對主義思潮不可能被隔離於校園內，而當這種思潮散布到整個美國以後，它助長了右翼的極端基督主義和各種瘋狂——持槍權的歇斯底里，黑色直升機的陰謀論，對氣候變化的否認，等等。「有用的笨蛋」（useful idiots）一詞最初是被用來譴責自由派為了更左翼的信徒的利益服務。但在這裡，後現代知識分子——後實證主義者，後結構主義者，社會建構主義者，後經驗主義者，認識相對主義者，認知相對主義者，描述相對主義者——成為了對美國右翼最有成效的「有用的笨蛋」。「誰都知道，現實這個詞帶著自由派的味兒」，斯蒂芬·科爾伯特（Stephen Colbert）有一次進入角色時說道；他在嘲諷今天右翼的信仰-特朗普-真相三級跳衝動。可是兩邊都沒有注意到，極左精英里的一大部分和民粹的右派已經站在一條戰線上了。

七十年代的陰謀論和恐慌

當越戰升級動蕩的時候，反理性主義也興旺起來。諾曼·梅勒在他關於1967年秋季華盛頓特區著名抗議活動的書《黑夜的軍隊》（The Armies of the Night）中描述人們的口號（「魔鬼出去，出去——回到黑暗裡，你這個撒旦的僕人！」），以及數百名示威者圍成一圈，意圖「形成一個驅魔環，足夠強大到把五角大樓提升三百英尺」。他們希望大樓會「變成橙色，不斷震蕩，直到所有的邪惡都逃離這個懸浮的大樓。到那時越南的戰爭就會結束了。」

到六十年代末期，左翼的很多狂熱份子都參與極端的魔幻型思維。他們在六十年代初卻並非如此。1962年，民主社會學生協會（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採納了由22歲的Tom Hayden撰寫的奠基文件。這個宣言是天真，美好而理性的：譴責不平等，貧困，和「美國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種族主義」，它看到了工業自動化帶來的潛在優缺點，宣布這個組織「對共產主義制度的基本抵制」。

然後，平地一聲雷，任何事情和每件事情都變成可信的。理性被隨意拋棄了。反烏托邦和烏托邦的夢幻都似乎有了可能性。1969年，民主社會學生協會裡最相信末日論也最有魅力的自稱為天氣人（weatherman）的支派，分裂出來並獲得了所有的注意力。其成員相信他們和其他的年輕白人，將與黑人起義軍並肩，成為新一場內戰的先鋒。他們發表聲明：「革命的唯一道路是武裝鬥爭」，「毒品是我們的一種武器... 槍支和大麻在青年地下運動里聯合起來」。然後新左派的分支們在七十年代初期製作並引爆了數千枚炸彈。

左翼人士並不是唯一失去理智的。聯邦調查局，中央情報局，軍隊情報部門，以及城市警察局的官員們，認定了和平反戰抗議者和校園左派一般都是危險的武裝份子，於是擴大了那些用來監視、滲透和抹黑這些組織的秘密項目。這些反過來證實了在新左派里原本就存在的恐慌，加劇了其中那些狂人的革命妄想。在七十年代，中央情報局和陸軍情報部建立了臭名昭著的星門計劃（Project Star Gate），來實驗是否可以使用超感知覺來進行間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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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右派在六十年代也有過自己的輝煌時刻，其表現形式為約翰?伯奇協會（John Birch Society）的成立。伯奇協會的創建者認為無論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總統內閣里都有一些「自覺自愿、盡心而忠誠於蘇維埃陰謀的間諜」。該協會的創始人羅伯特·韋爾奇（Robert Welch）在給朋友的一封信中說，這些人是決意要「在世界範圍內建立一個由克里姆林宮絕對統治的、殘暴的警察國家」。

以這種怒氣沖沖又煞費心思的多疑看待世間萬物的思維方式是在1963年約翰·肯尼迪在達拉斯遇刺之後開始蔓延到政治圈各黨各派中的。在達拉斯發生的這個刺殺總統案怎麼可能只是一個腦子有毛病、一無所成的人提著郵購步槍乾的？ 肯定是共產黨人，或是中央情報局，或是伯奇協會的那些傢伙們（Birchers），或是黑社會，或是幾股勢力聯合陰謀策划了這一切，對吧？ 這種陰謀論思潮的興起並沒有立即引起社會注意。理查德·霍夫施塔德（Richard Hofstadter）在（肯尼迪）總統遇刺兩年後出版了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美國政治中的偏執》（The Paranoid Style in American Politics），書中對這個思潮只用了兩句話加一個腳註，說「對肯尼迪刺殺案的陰謀論解釋」 在美國並不太「流行」。

煞費心思的偏執是極右伯奇派的一個根深蒂固的毛病，而左派還需要些時間才能趕上他們。1964年，一位左翼美國作家出版了第一本關於JFK刺殺陰謀的書，聲稱德州的一名石油大亨是主謀。很快許多接蹱而來的新書就提出各種關於政府的官方調查如何忽視了暗藏陰謀的觀點。其中一本書，左派律師馬克·萊恩（Mark Lane）所著的《草率的判斷》（Rush to Judgment），名列《紐約時報》最暢銷書榜達六個月之久。之後，在1967年，新奧爾良地區檢察官吉姆·加里森（Jim Garrison）指控一名本地商人參與同性戀右翼勢力暗殺肯尼迪的陰謀，說這個陰謀是「一個納粹主義行動，其贊助者包括德克薩斯州的一些石油富翁」，並且中央情報局，聯邦調查局和羅伯特·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都參與共謀了對此案真相的掩蓋。在NBC新聞台播出了一台調查節目反駁並揭露這種陰謀論不可信之後，加里森說那個節目是「思想控制」，明顯是受NBC的母公司RCA指示而作的，而RCA是「十大國防承包商之一」，所以他們會「慌了手腳，因為我們正在揭露他們的騙局」。

這種關於JFK被刺殺是一個巨大而可怕的陰謀的說法於是成了美國社會大眾常識的一部分。其結果是，前所未有的大量美國人對於陰謀論的接受幾乎成了條件反射。托馬斯·品欽（Thomas Pynchon）的小說《萬有引力之虹》（Gravity』s Rainbow）講的就是一個複雜的全球幻想故事，其中軍國主義者、光明教會、還有大麻癮君子都相互聯繫，而且偏執思維是正當的。該書獲得美國1974年國家圖書獎。陰謀成為高端好萊塢情節劇的前提，比如《唐人街》（Chinatown），《竊聽大陰謀》（The Conversation），《暗殺十三招》（The Parallax View）和《禿鷹七十二小時》（ThreeDays of the Condor），這些電影都是在短短兩年里相繼問世的。當然，現實生活賦予了這些故事某種合理性。那時，關於聯邦調查局和其他情報組織對於左翼組織的滲透正在逐漸為人知曉，而水門事件及其事後掩蓋是實實在在發生了的犯罪陰謀。之後的幾十年里，從瘋癲的少數右翼擴展到主流社會，很多人開始相信了世界上有一個邪惡的精英組成的網路，而這個網路旨在暗地建立一個惡勢力世界政權。在左派中，妄想狂的陰謀論傳播得不是那麼廣泛，那麼深入，但左右兩個陣營中越來越多的人都開始相信一個極端強大的陰謀集團——其中包括國際組織，智囊團，大企業和政治家們——在秘密地統治美國。

左右兩個陣營的陰謀論者表面上互相敵對，但開始成為事實上的盟友。信奉相對主義的教授們助了那些否認科學的基督徒一臂之力，而六十年代反精神醫學的狂熱同時吸引了左派和自由意志主義者（還有山達基教信奉者）。在左派人士加入之前，陰謀論主要是現代右翼的一種思維習慣。然而從七十年代起，認為聯邦政府制定了秘密計劃，要把持不同政見者送進拘留營的觀念是先在左派中的偏執狂那裡萌生的，然後才成為右派的標誌性言論。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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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庫爾特·安德森 （Kurt Anderson），美國小說家，也是公共電台國際公司和WNYC共同製作的、獲「皮博迪獎」 的廣播節目＂360工作室＂主持人。本文摘選自作者《Fantasyland：How America Went Haywire—A 500-Year History》一書。全書將於9月份由蘭登書屋發行。

【插圖】R. Kikuo Johnson

【翻譯】楊刁刁，張拓木，張海雲，華思睿，Xujun Eberlein

【校對】李雅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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