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民粹高漲，不過是「快餐」而已

【本文是政治學家米歇爾·弗里敦（Michael Freeden）接受斯洛維尼亞季刊《十字路口》（Razpotja）的採訪，談及右翼附屬意識形態幻想、反自由主義和政治教條主義，解釋了民主不可能沒有缺陷。翻譯：武漢科技大學 吳萬偉】

米歇爾·弗里敦

您的職業生涯幾乎一直都在研究政治意識形態。如果我請你開門見山地回答我「什麼是意識形態？」你怎麼回答？

對公共政治語言的控制權的爭奪。標準的定義是「意識形態是一套觀點和想法，旨在批評、改造或者保護現有的或想像中的社會安排。」但是，在我看來，沒完沒了地爭奪對公共政治語言的控制權是意識形態的最根本特徵。

你說作為學者，你的目標之一是讓政治思想研究盡量減少精英主義色彩：將其範圍擴大，以包括更多的世俗表達。

不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途徑一直將焦點集中在偉大思想家的經典著作上。但是，這並非政治思想的全部。我們每個人都有政治思想。這是很多人都參與的很正常活動，雖然在思想深度和表達方式上有不同層次。當然，對於像我這樣受過政治文獻閱讀訓練的人來說可能更容易些，但是，我們必須聆聽民眾表達的政治思想，因為他們對社會如何思考自身和概念化其政治安排產生更大的影響。

自從柏林牆倒塌，我們經常聽到「意識形態死亡」的說法。但是，在西方大部分國家，政黨仍然按照傳統意識形態路線組織起來：社會黨、社會民主黨、基督教民主黨、自由黨、保守黨等。但是，去年我們經歷了某種悖論。一方面，在很多國家，就拿法國和義大利來說，傳統的政黨結構瓦解。另一方面，我們看到你說的世俗層次上的極端意識形態重生：極右翼在復興反動傳統，極左派則回歸更加咄咄逼人的馬克思主義形式。你怎麼理解當今的歷史時刻？

首先，意識形態不僅是發生在政黨內的東西。政黨未必是意識形態的良好代表。默認的情況是它們在結構和功能上傾向於更加保守一些：通常它們最不願意接受創新，也最不願意適應變化。其次，意識形態從來沒有死亡。意識形態會以更微妙的形式繼續存在。人們相信意識形態不再具有相關性的部分原因是20世紀的特定結構開始改變，但它們並沒有消失而是通過不同方式重新組合起來了。

無論你什麼時候思考政治，從根本上說（ipso facto），你是從意識形態角度思考的。我們對自己想生活或不想生活其中的世界都有自己的偏愛，我們繼續擁有自己對什麼是正義，什麼是不公，以及人民代表應該如何選出等問題的論證，這些都是意識形態辯論。很多記者及學者暗示的意識形態已死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它們不過是改變了形式而已。

我甚至不願意說它們的「傳統」形式有任何簡化：在診斷『意識形態死亡』時，我們心中想的是20世紀上半葉的典型情況：龐大的、包括一切的體系。人們似乎把兩次戰爭期間的階段作為所有意識形態的評價標準。這就是為什麼「意識形態終結」的辭彙首先由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創造出來，當時，前幾十年典型的政治鬥爭緊張關係似乎已經結束。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到後斯大林主義「解凍」之間的40年是意識形態展現的高度非典型特徵。那是規則的例外情況。

那麼，規則是什麼？意識形態的典型形式是什麼？

更加鬆散的、更加靈活的、更少清晰表達的形式，不是由上面創造出來然後坐降落傘降落到社會，而是在臨時聯合起來的以各種不同形式組成的社會群體內部的對話中逐漸形成的。

有了網際網路，我們又返回到意識形態的自下而上途徑，即在像電台和電視等中央集權化的大眾媒體出現之前的典型情況。我們能夠這樣說嗎？

部分如此，但是，認為網際網路創造公共對話是一種幻覺。它創造出數十萬半私人對話，可能僅僅因為數量問題，大部分是難以進入的。更重要的是，它們並不真正競爭對公共政治話語的控制權。這些對話擁有意識形態政治因素，但是它們過於偶然性和缺乏系統性。當然，你會看到表達細膩的小島，但在整體上，我們面對的是高度混亂的場景，它還沒有證明有創造某些東西顛覆公共話語或為其做貢獻的能力。公共話語仍然源自別處。

你對過去幾年勢力不斷增長的右翼民粹主義怎麼看？我們能將其當作獨特的意識形態對待嗎？或者不過是對連貫政治思想的集中拒絕？

它有最低限度的連貫性。但缺乏意識形態應該具有的某些最基本特徵，如內在連貫性的目標追求或者前後一致的實現社會正義的計劃。在很多情況下，右翼民粹主義反映了媒體推動公共話語前進的方向。它的形成和反應都非常迅速。我稱之為快餐意識形態。歐洲和北美的右翼民粹主義可以歸結為若干非常簡單的原則，所有這些原則都可以在其他意識形態中找到。其新鮮之處或吸引人之處是這些原則的不尋常結合。它們可以隨意組合起來，因為不受竭力保持一致的努力的任何限制。

但是，它們成功地探討了真實的或者想像中的自由主義危機。應該說它不是自由主義的危機而是現有機構設置和權力結構的危機，這些至少部分滲透著自由主義的基本概念。在多數歐洲國家，自由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並沒有發揮主要作用：各種社會主義和保守主義形式佔了上風。

霍布森（J. A. Hobson）寫過一本名為《自由主義的危機》（1909）的書。那是對自由主義沒有能走向進步左翼自由立場的批評：那是直接針對自由傳統本身的批評。今天，我認為，自由主義和社會民主的危機在於它們沒有能力抗衡尖刻和極具破壞性的民粹主義話語，這些話語訴助於人的原始情感。

在任何一種意識形態中，想像力都很重要，但是在右翼民粹主義中，我們面對的不是想像力而是並不美好的幻想。這些幻想大部分是對未來的恐懼、對內在衰落和敗亡的胡亂預測以及對迫在眉睫的危險的設想。如果你讓這些幻想充斥在世界上，它們可能會失去控制。新的民粹主義者就依靠這些發展壯大，他們喜歡這些，宣揚這些，為的是讓人們越來越感到迷茫焦慮，這就能讓他們將自己塑造為混亂世界的定海神針。

還有一種因素是反對現有秩序，對其冒犯和不敬。

是的，但是那很虛偽。民粹主義領袖本人都是建制派的一部分。瑪麗·勒龐（Marine Le Pen）、特朗普、英國獨立黨領袖奈傑爾·法拉奇（Nigel Farage）都是富人。他們不是宣稱要代表的普通人中的成員。民粹主義並不體現反對精英的民眾，那是精英內部的鬥爭，其中更加無所顧忌的成員試圖通過宣稱代表民眾說話而分割部分權力。但是，在這些運動中，民眾並不被允許積极參与。民粹主義者並不詢問民眾在想什麼，他們告訴民眾要想什麼。

民粹主義究竟是合適的辭彙嗎？是否如已故政治學家喬萬尼·薩托利（Giovanni Sartori）建議的那樣，稱其「煽動群眾散布謠言」不是更合適嗎？

當然不是我們從20世紀的美國或者19世紀東歐歷史上所了解的那種民粹主義。它也不是拉美的那種民粹主義，查韋斯的民粹主義有某種草根形式的社會良心，而在我們用民粹主義描述的右翼運動中是完全缺乏這個內容的。

這些運動的共同敵人是「自由派精英」和「自由秩序」。而「自由主義」這個詞幾乎成為「現有秩序」的同義詞。事實上，在國家社會主義垮台和馬克思主義崩潰之後，自由主義被視為勝利的和默許的意識形態。在過去幾十年，西方和其他地方的大部分政黨在其政綱和政策中已經容納了自由主義因素，以至於現有做法和機構中已經與為其提供合法性的意識形態聯繫在一起。你會說自由主義是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嗎？

這就是我反對使用「自由世界秩序」的原因。只是在極其狹隘的意義上，它是自由的，如果它承認自由主義共享的某些基本原則如法治、人權；當然這裡的人權範圍非常窄。但是，就連這個狹隘的自由共識現在也受到攻擊，我認為那是某種更深層次問題的癥狀。主要問題是重新創造某種過去的嘗試：控制國家的時間軸，即有關國家的過去屬於誰和誰有權定義我們的歷史是什麼的競爭。我們面對各種非自由勢力竭力要壟斷對國家歷史的解釋權。

民粹主義不是直接反對自由主義而是反對多元主義。其目的是單一主義：打著獨特性的幌子減少多元化的企圖。沒有地方容忍不同視角的混合：只有一個正確的視角，即民粹主義視角，因為那是人民的視角。誰能與人民做對？

你已經說過，你看到這種現象在後公投的英國悄悄溜進來。

是的，英國脫歐過程是巨大的文化危機。在某種程度上，英國發生的情況比歐洲大陸某些國家的情況更加令人警惕，因為民粹主義思考方式有了更加微妙的形式，它已經滲透到建制派身上。看看法國、義大利或者德國，你還能看到一些群體試圖將自己的觀點通過媒體和機構的製造恐慌和妖魔化強加到主流社會上。但是在英國，保守派主流有時候是意料之外地吞下這些觀點。這部分是源於自我保護的本能，為的是將向心聚爆的英國獨立黨（UKIP）的影響中立化。我在去年10月已經預測到它的崩潰：它是單一議題政黨，在主要議題消失之後，它就顯得無關緊要了。

（圖片來自：搜狐）

英國與歐洲其他地方一直存在一種很特別的關係，這裡的人說起歐洲時似乎英國不是其中一部分似的。那就是為什麼這種土壤更有利於不願意共享歐洲統一工程的情緒。但是，在作為歐洲成員的議題上，英國國民陷入分裂。52%的人投票支持脫歐，48%的人支持留在歐洲，這幾乎是土耳其憲法公投的同樣比例。

但在土耳其案例中，英國報紙寫到埃爾多安的「微弱勝利」，而在英國脫歐問題上，我們聽到的只是「民眾的意志」。保守黨已經同化了這個極端民粹的語言，卻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說出「我們不能挫敗民眾的意志」這樣的話已經變得非常流行：這個說法是尼格爾·拉法奇（Nigel Farage）創造的，被保守派撿起來，如今工黨已經開始使用。

那是極其不尋常的語言，如果停下來稍微思考一下，「挫敗」恰恰就是民主過程所做之事啊。那是緩慢的、令人沮喪的過程，那是好事：你思考、你掂量、你協商，你聽議會的法案一讀，接著是二讀或者6個月後相關報告的公共諮詢、媒體辯論、專家和利益團體的討論等等。所有這些都被民粹主義者深惡痛絕，他們就專註於民眾意志的不可分割性。現在，保守派也對其深惡痛絕了。

英國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兩黨制，我們可以說是兩個半黨，它本身創造出一種激進的分叉認識。否則如何解釋工黨大部分選民去投票支持保守黨呢？是因為他們突然受到保守派社會政策的吸引嗎？不，他們是受到了強大領導力的吸引。他們擁有這個愁容滿面的人傑里米·卡梅倫（Jeremy Corbyn），一個講良心和原則的人，他有很多好觀點，不幸的是都屬於1970年代，所以他們蜂擁撲到特蕾莎·梅（Theresa May）那裡。

你或許認為英國是自由民主國家，在很大程度上它當然是，但是，它一直都對強勢領袖印象深刻。英國財政大臣在下院站立起來發言時，他不說，「我們做這做那，」他說「我做了。」當然，這是規範，但它的確暗示出對等級森嚴的權力概念的痴迷。這種形象與民粹主義的觀點形成共鳴。

你為什麼稱英國脫歐是文化危機？

我認為它將帶來顯著的經濟困難，尤其是那些並不富裕的人，脫歐的大部分支持者。但是，它首先是「爭奪民眾靈魂的鬥爭」，這是沒有任何諷刺味道地求助於俄羅斯流行的政治標語。英國存在一種強烈排外的、狹隘的心態要將自己的觀點強加在社會其他人身上。這將產生破壞性的影響。你看到幾年前簡直覺得不可思議的場景：年輕的、受過教育的都市專業人士迫不及待地找到愛爾蘭的、波蘭的、塞普勒斯的、葡萄牙的遙遠祖先以便申請雙重國籍。你會看在倫敦外國領事館前有人排隊，那裡有數以千計的申請者。

英國的確需要歐洲，但是，反過來也一樣。英國是歐盟重要的文化組成部分。歐盟內部的權力平衡將發生顯著的改變。比如，英國法學家在歐盟立法的發展中發揮了關鍵角色：有些領域如環境保護和社會政策，如果沒有他們的貢獻簡直是不可想像的。英國法學界因為脫歐將遭到嚴重破壞。

現在，我們將英國與更具「新自由主義」色彩的管理途徑聯繫起來，人們似乎忘了英國是福利國家的誕生地。你強調說與很多人的想法相反，發明福利國家的是自由派而不是社會黨人或社會民主黨人。

對的。如果你看看英國在1880年代到1914年代的國內政治辯論，有關福利存在兩個不同的視角。一個是社會主義者，主要是費邊社（Fabian Society）提出，它有很多精英主義和自上而下色彩，對「什麼對民眾好」有一套清晰的觀點。它鑲嵌在社會管理的「科學世界觀」中。福利國家的勝利範式不是那一種而是自由派的替代選擇。它由更加去中心化的模式組成，該模式將福利國家視為政府、僱主和工人之間的三方關係。

這是否受到俾斯麥德國的影響？

不完全是，因為它以民主國家的觀點為中心，自下而上的利益協商。另一方面，社會黨模式有嚴重的國家主義色彩。不同在於社會黨人---這在全歐洲都一樣---相信工人運動的主要目標是贏得對國家的控制，然後萬事大吉。國家而不是多元的社會被視為轉型的代理人。另一方面，在自由派看來，國家從來不是目標本身而是改革工具，即解決個人依靠自己或依靠純粹的自願性協會無法解決的問題。

1906年到1914年，英國自由派政府通過了首批一攬子福利法案。工黨在1945年上台後，在此基礎上修改。這次改革的重要思想力量是霍布森（J A.Hobson），我覺得他和他的朋友列昂納德·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是20世紀英國最被低估的自由派思想家。

英國自由主義熱衷於自由放任的流行認識是錯誤的嗎？

完全錯誤。至少從1880年左右以來，新一代自由派就開始批評流行的自由主義形式了。他們有自己的刊物和辯論協會。我曾經編輯過「彩虹圈」（the Rainbow Circle，19世紀末倫敦的政治小團體---譯註）在1894-1931年的會議記錄，裡面有很精彩的辯論，成員中有社會黨人和費邊社成員。不是社會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衝突，你能看到兩者之間的流動性。到了1900年，所謂的自由放任模式已經被幾乎所有自由派拋棄了。

北歐模式也受到英國自由派觀點的影響，對嗎？

更準確的說法是，這是雙向的仿效競爭過程。我認為英國觀點和建議更古老些，但經過30多年的發展，北歐社會主義者採用和改善了很多內容，他們的創新又迴流到英國。在此期間有很多相互交流：跨越意識形態邊界的知識分子中間有很多熱烈討論。

這種從經濟上說更有自由意志論色彩到更進步的「社會自由主義」的轉變是怎麼發生的呢？

工業革命的社會成本變得越來越明顯。關於這個問題有大量文學作品，還成立了委員會調查工人階級的住房和健康狀況：貧困、低得可憐的工資、失業問題等都變得非常明顯。與此同時，在自由派思想內部，人們越來越多地認識到，無論是從積極方面還是從消極方面說，個人都不能完全對自己的命運負責。存在他們無法控制的因素，因而社會有責任保護其成員免受無法控制的因素的侵襲。顯而易見，智慧的立法能夠矯正社會和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負面影響。勞工運動的崛起也發揮了作用，為自由派思想的改革提供了推動力。但是，這個變化在此之前早就發生了。甚至看看像約翰·斯圖亞特·密爾（John Stuart Mil）等自由派思想家的經典著作，你就會發現對個體和社會力量之間動態關係的深刻反思。

你怎麼看「古典自由主義」的觀念？當今右翼自由派評論家常常求助於這個說法以便將自己和現代的進步自由主義區分開來。

通常理解的「古典自由主義」的含義其實並不真正存在。19世紀中期時，經濟中就有事實上的國家干預，國家主辦的慈善活動、鐵路國有化的嘗試等。19世紀英國自由主義的典型代表格萊斯頓（Gladstone）就已經在自由放任範式之外行動了。自由主義的故事遠比誇張的描述或簡單化的爭論要複雜和細膩得多。

你一直對有些人所說的「新自由主義」，即20世紀末期集中在經濟自由上的自由意識形態重建持嚴肅批判的態度。

它甚至不是意識形態重建的嚴肅嘗試：新自由主義似乎保留的古老自由主義的元素之一是特別尊重市場，但是，它錯過了早期自由主義的整個文化和道德背景。19世紀的市場自由主義支持者擁有強烈的國際主義情懷，他們強調商業在克服領土邊界和過時的封建機構等障礙方面的作用，認為它有助於給全世界帶來繁榮。現在，我們可能正確地譴責或者嘲笑「白人責任」之類話語。雖然有很多虛偽的因素，但19世紀大部分自由派的確保留對文明、文化改良和社會進步等啟蒙理想的真誠信念，而這些在當今粗俗的、逐利的新自由主義議程中很難發現。

讓我們看看哈耶克在著名的《自由秩序原理》中重建的「古典自由主義」：你能在自己研究的19世紀作家中辨認出這個意識形態大廈嗎？

如果哈耶克和我都在1850年死掉，我或許辨認出在我們當代人中看到他的自由主義，是的。

但是，他沒有考慮後來的發展？

他拋棄了它們。他在1973年為義大利百科全書寫的詞條---自由主義中，他批評約翰·斯圖亞特·密爾後期成為社會主義者。至於20世紀初期的自由派政府，那就完全偏離了哈耶克的軌道。他是非常教條主義的、老派的自由意志論者，沒有時間觀念，不承認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意識形態，不承認它們的發展變化。

考慮到他強調適應和演化理論，這是高度自相矛盾的。但是，在你自己的途徑中難道沒有矛盾嗎？一方面，你說我們不能從規範的視角看待意識形態，我們應該觀察它們在時間推進過程中的變化。另一方面，你似乎特別偏愛某種左翼自由主義，你將其放在自由思想分析的核心。

當我作為社會的「正常」成員談論時，我的確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偏愛。但是，規範偏愛和方法中的價值偏愛之間存在差別。我批判種種自由主義沒有意識到自身意識形態的歷史：這不僅適用於哈耶克，而且適用於德國和美國的秩序自由主義派米塞斯（von Mises）。這種人總是存在，他們擁有自認為的自由主義正確理解。我的要點是，你在從更自由主義的更廣泛領域為自己的立場辯護時，不能不知道自己的歷史，不能不意識到自由主義包含了多種完全合理的立場，它們在特定的時間裡可能是分道揚鑣的。

我對左翼自由主義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偏愛，但這是米歇爾·弗里敦個人。作為分析者，我在說的是，我們面對不同版本的自由主義，有時候甲佔上風，有時候乙佔上風。自由思想存在更簡單、更粗糙的變體，接著是更複雜、更細膩的變體。作為知識分子，我更喜歡後者，雖然未必成為政治過程中的參與者。我的方法論價值觀是支持複雜性。至於我的意識形態價值觀，無論它們是什麼，都不會成為我的研究的組成部分。我當然也不推薦它們。我不是說，我們都應該竭力成為自由派：在我的任何著作中都看不到這種內容。

但是，你的確經常堅持我們在人文學科中的認識論價值觀與自由主義推廣的價值觀的契合性。

是的，人文學科的研究給你更廣闊的材料讓你成為自由派。你從認識論角度堅持視角的多元性，你對自己的研究發現持試驗性態度，這是研究者的最重要素質之一。果真如此，我們就不會確認「我的觀點是正確的」，而是說「我的觀點是有道理的」---如果在你思考的其他方面納入這些專業性價值觀---並不總是如此，我們都知道，不是所有學者都很謙虛---這或許讓你同情自由派人生觀（Weltanschauung），雖然兩者不是一回事。

你認為這是人文學科領域或者在整體學術界有這麼多自由主義者的原因嗎？

我的確這樣認為。認識論偏愛和意識形態偏愛有一種籠統的融合。如果看看大學裡的某些保守派同事，我會注意到他們的研究興趣往往更有限制性，傾向於更快地確認自己發現的合理性。我在他們的研究途徑中更少看到試驗性，更少心甘情願接受不同視角和可能性。

你認為整個政治光譜中的自由主義態度的失敗---寬容、開放、迫切願意參與和相反觀點的討論---與人文學科持續受到打著「適用性」、「社會相關性」、「用途」、「效率」等類似功利性幌子進行的攻擊有關嗎？過去多年的教條主義崛起與文科教育內在的氣質的喪失有關嗎？

我認為更多是教育體制在鼓勵我上文提到的美德上的整體失敗，沒有認識到某種不確定性是常態，總是試圖交換確定性。這個途徑的對立面是我說的確認去爭議性觀念（de-contested notion）：「這是正義的含義。那是自由的含義。」從眾多可能性中選擇單一含義有些過於自信了。

在這個重要的意義上，福利國家是失敗的，雖然有在物質意義上它沒有那麼失敗，它改善了窮人的生活水平，提供了社會保障網等。在某些過分單一性形式上，在鼓勵不同公共利益版本以及實現這些公共利益的方式的對話方面，它是失敗的。在討論有關微妙的社會兩難問題時，我們看到類似情況。看看美國在支持墮胎和反對墮胎群體之間的衝突：就好像兩個立場之間根本就沒有交集點和妥協空間似的。面對社會議題也出現零和遊戲觀點和根本不妥協的途徑。這種將政治理解為完全對立的衝突其實受到政黨的鼓勵。這當然總是如此，但是，我們看到這種現象在歐洲變得愈發嚴重。

你認為社會議題和價值觀上的這種兩極化——有些人稱之為文化戰爭——是政黨試圖維持其相關性，並在經濟不確定時期和意識形態變化的時刻確認其權威地位的一種方法嗎？

我的確認為，這與從前的等級體系垮台有很大關係。是的。權威的削弱非常緩慢，留下操作和代表層級的真空。與此同時，人們對民主過程的期待得不到滿足。現在發生的情況是，普通人堅持要求當局聆聽他們的聲音。但問題是，他們並不總是知道自己的聲音到底是什麼。所以你看到民粹主義領袖告訴民眾他們的聲音是什麼。從佔領華爾街運動到西班牙的「憤怒者」（indignado），所有這些運動都是民眾表達觀點的嘗試。但是，他們遭遇到鐵板，不僅是獨裁的半獨裁的政權。這是因為大部分歐洲民主國家的代表結構非常淺薄和過時，根本並沒有足夠的運作工具來自下而上地協商討論民眾的訴求。

我們必須認識到，對此問題，我們並沒有單一的和持久性的解決辦法。我們常常聽到民主赤字，但民主就是在赤字上運行的。民主制度不可能沒有赤字----問題是你喜歡什麼赤字。比如在英國，我們有 『得票最多者當選的選舉體制」的道德赤字：從代表性角度看，這是非常不公平的制度，常常導致一個地區一半以上的選民沒有自己的代表，造成投給政黨的選票和投給議會席次的選票之間的巨大差異。另一方面，在比例制方面，每個人的選票都計算，你遭遇對選舉後經過幕後交易組成的聯盟政府的問責赤字，常常導致政府不穩定。你必須選擇自己的赤字，但是，這也意味著你能選擇自己的赤字，或許找到辦法在制度的其他地方彌補。但是，你一定不能在簡單的、一邊倒的民粹主義解決辦法壓力下放棄複雜性。

過去幾年，我們見證了將民主與自由主義區分開來的企圖：匈牙利總理奧班（Orbán）談到建立「不自由的國家」作為走向真正民主的道路，而在美國，影響力很大的右翼自由意志論者在用個人自由的名義批判民主。在光譜的另一端，你看到左派痴迷於直接民主，以及為了被剝奪公民權的民眾的利益抗爭的魅力型強人領袖。民主和自由的關係通常是非常複雜的和緊張的：但是你認為它們能夠被分開嗎？或者兩者緊密聯繫在一起成長起來，誰也離不開誰？

我即刻的答案是，存在不同種類的民主和不同種類的自由。不可能有單數的自由和民主。當我們聽到「不自由的民主」這個說法時，我們的最初反應應該是拆解這個術語的含義：我們討論的是什麼民主？它與什麼自由對立？術語的真正含義是什麼？二分法是模糊更重要、更複雜的區分的很有用方法。一分為二的傾向是很容易的、也很有吸引力的看待世界的方法。知識分子的真正戰鬥是在我們遭遇簡單的兩分法時引入複雜性和細膩性。但是，很多人掉進同樣的陷阱中。畢竟，在給本科生上課時，我們傾向於將概念放在清晰的二元對立盒子里：民主與獨裁；自由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保守派與自由派等。真相不是這樣的。如果你看看當今匈牙利，政府是有強烈專制傾向，但我敢肯定有自由因素。總是臨界點的問題。在處理政治和意識形態現實時，我們總是需要放大鏡。

在提到自由主義的時候，你挑釁性地使用了「狹隘的意識形態」。你想表達什麼意思？

自由主義源於特定的歐洲對話，後來被出口到美國和少數其他國家的。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狹隘的。我強調這一點是對自由主義有普遍原則的哲學視角的一種反應。當然，兩者之間沒有矛盾：你可以推廣一套你認為具有或者應該具有普遍合理性的原則，你能根據你認為的具有普遍合理性考慮的方式試圖詳細闡述和呈現它們。但與此同時，你必須明白，像其他任何意識形態一樣，這些原則來自特定社會和文化背景和歷史階段。這些偶然性通常都逐漸融合在一起構成現在所說的自由主義。如果忘記了這一點，我們就會給自由主義添加上它難以承受的期待重擔。

這讓我們來到與多元文化主義和西方觀念在世界其他地區的通用性的關鍵議題。這是在穆斯林世界經常被提起的議題：人們常常引用阿拉伯之春在引進看得見的改善時的失敗作為證據證明「自由主義和伊斯蘭」的不可通約性。自由主義的狹隘性意味著它不大可能在歐洲文化遺產之外的世界其他地方繁榮發展嗎？

根本不是。我認為你能在全世界擁有地方性自由主義。我們認為這類似於古代後期在法國、義大利、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地逐漸出現的「地方性拉丁語」。自由主義很可能出現類似的情況：印度有一種自由主義，泰國有不同的自由主義，中國也是。每種意識形態都在特定社會經過文化過濾的，在同一社會還會經過多樣的文化過濾。畢竟，在一個社會內部往往存在很多種自由主義。如果我們說存在一種人人皆知的西方自由主義模式，並以此作為標準來衡量其他國家的自由主義，看看什麼地方吻合什麼地方出了毛病，那我們就一開始就把事情搞糟了。根本沒有西方自由主義這回事。現在，我們稱為西方的自由主義有很多變體，它們處於不斷變化中，有時候相互競爭，有時候融合在一起，有時候相互衝突。類似的情況發生在世界其他地方，這並非沒有道理。

人類生活中有某種社會心理傾向可能引發廣泛談論的自由主義回應：未必遵循任何特定的教科書，但我們能辨認出這是自由思想。對自由、尊重和權利的渴望。。這些或許差別很大：在某個社會中被認為是權利的東西或許不同於在另外一個社會中被認為是權利的東西，但是，民眾、族群應該有權得到平等對待的觀點，我認為是有普遍合理性的。這些權利或許應該成為一整套有關正確行為和適當政治安排的觀點的基礎，其中有些應該被同化為我們所說的「自由思想的大家庭」。

這麼說，你對自己研究的意識形態的前景是樂觀的？

我認為，自由主義的前景與它一直以來的情況相比，不好也不壞。此刻，我們處於低潮期。歐洲經歷糟糕的階段，東歐過去一個世紀以來都一直在經歷糟糕的階段。但是，我生活在從1950年到2000年的「西方泡沫」時期，情況似乎非常美好。接著出現了雙子塔遭襲擊、反恐戰爭、經濟危機，情況開始變得動蕩不定。我這一代生活在某種確定性中，我的孩子一代不可能有這樣的幸運了。我的社會化過程有清晰的思想歷程：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找工作、結婚、生孩子、買房子和汽車。我可能有些誇張了，但這是個模式：一輩子的工作。我可能是擁有終身工作的最後一代人。這些深刻的變化對人們的心理產生很大影響，這完全可以理解。現在的不滿和喧鬧在很大程度上與不確定性升高有很大關係：人們看不到自己的未來和孩子的未來究竟會如何。但是，從根本上說，我是樂觀的。即使我們遭遇現在擁有的低潮時期，隨後會有復興的階段。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