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不止深情凝視

導讀:對加害行為的迴避、推卸、厚顏和傲慢,正是惡的培育土壤和助推器。雖然在部分訴訟中,日本法院認定了侵害事實的存在,但所有的案件在終審時都以敗訴或被駁回告終。對加害行為的迴避、推卸、厚顏和傲慢,正是惡的培育土壤和助推器。

對加害行為的迴避、推卸、厚顏和傲慢,正是惡的培育土壤和助推器。承擔,是獲得諒解,進而可能獲得尊重的唯一方式

□ 馮清清

溫柔的記錄

與其說這是一部電影,不如說這是一次溫柔的記錄和陪伴。8月14日上映的《二十二》,目前票房已過億。對於紀錄片而言,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績。90分鐘的影像里,導演郭柯重點講述了4位老人的真實生活,她們有一個我們熟悉甚至刻板化的標籤——慰安婦。

這樣的題材,很容易放大人們的獵奇心和沉重感。不難想到,曾有的記錄,主線多為受害者回顧曾經受辱的經歷和痛苦；提到慰安婦,人們下意識蹦出的詞兒多是苦難、沉重、悲慘、噩夢……《二十二》一反常態,沒有低沉解說,沒有歷史畫面,僅僅如其海報所言——深情凝視,用鏡頭溫柔地記錄著平凡老人的生活。

老人,這是我在影片中看到最直觀的呈現。毛銀梅老人輕聲哼唱著《阿里郎》《桔梗謠》；林愛蘭老人在養老院每天拖著粉色塑料椅挪坐到門口,伴著收音機咿咿呀呀的聲音,看著日頭升起又下去……我甚至想起我的外婆,她也喜歡哼著歌,孤身在家常聽收音機,也是如此般生活。

老人們面對鏡頭時並不像人們想像的,有那麼多精力去訴說、聲討或控訴。與之相反,她們反覆講,「我說了不舒服」「年紀那麼大了,有什麼說頭啊」「不想提了」……

不禁想起,很多人以為戰場上回來的人必定有很多故事要說,然而德國哲學家、文學家瓦爾特·本雅明敏銳地觀察到,剛剛結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士兵總是滿臉疲憊,無話可說。

於是,重點不在於訴說,而在於活著。作為一個詞語,「活著」充滿了力量。如余華所說:它的力量不是來自於喊叫,也不是來自於進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賦予我們的責任,去忍受現實給予我們的幸福和苦難,無聊和平庸。

當影像大幕落下,黑白字幕上出現韋紹蘭老人家說的:「這個世界這麼好,吃野東西也要留出命來看」。有多少人和我一樣,眼中無淚,心卻顫抖。

無果的訴訟

影像到此,思緒綿延。儘管導演表現得安靜且克制,但讓我想到的不止深情凝視。那些已然過去的傷痛,僅僅是以一種忍受而存在嗎?我們看到了受害者——二十二正是此片2014年拍攝時中國內地官方登記的倖存的慰安婦受害者數量,雖然只是冰山一角,並且正在消逝(至影片上映時,只有八位老人在世)。那麼,加害者呢?

數十年來,慰安婦倖存者多次對日本政府提起訴訟。據不完全統計,自1991年到2010年,包括中國、韓國、菲律賓在內的亞洲各國被害者,要求日本政府賠償並在日本作出判決的案件至少有九個。所有訴訟無一例外地周期漫長,不斷上訴直至終審階段,九個訴訟平均判決耗時長達9年。漫長的訴訟期間,年歲已高的受害者也即原告當事人,一位位地離開這個世界。

雖然在部分訴訟中,日本法院認定了侵害事實的存在,但所有的案件在終審時都以敗訴或被駁回告終。敗訴或駁回的主要法律依據,分別是已過訴訟時效、「個人請求權」缺失以及「國家無答責」。已過訴訟時效,是指《日本民法》規定追溯不法行為賠償的時間若超過20年,則權利主體追溯的權利喪失。「個人請求權」缺失,是指日本法院認為「個人無權利起訴國家」。而「國家無答責」,是指國家無義務對國家行為所造成的個人損害,承擔任何責任或索賠。

國家之基礎

戰爭以國家名義發動,繼而給個體造成巨大災難後,又以個人無權起訴國家告終,這個邏輯合乎理性嗎?

按照自然法學派的經典闡釋,在自然狀態下的人民比在規範社會中的人民享受到的自由要少,他們會受到更多的騷擾。因此,才有將某種政府形式引入到人類社會組織形式中的通用做法,這便是國家和政府的起源。通過這種引入,每個社會成員的自由得以增加,他們各自得到比他們通過限制自己失去的要更多。在這個意義上,國家和政府才得其必要,進而具備合法性基礎。

據此,國家權力在個人權利面前並無任何優越性,反而後者是前者的來源。有損害就有追責,這才是位階更高的法律適用原則。

對加害行為的迴避、推卸、厚顏和傲慢,正是惡的培育土壤和助推器。

承擔,是獲得諒解,進而可能獲得尊重的唯一方式。

想起那天觀影中,影廳里安靜得出奇,屏幕上的影像也是安靜平淡的,平淡得就像我們身邊因太過熟悉而熟視無睹的場景。結束後,場燈亮起,所有人都坐在那兒,沒有一個人站起來。保潔阿姨開始收拾垃圾,字幕滾動過32099位為此片公映眾籌的民眾。這是我第一次遇到觀眾觀影結束後不離去,主動看完片尾字幕的電影。

我們在深情凝視,我們不止於深情凝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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