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水滸傳》

在中國古代名著中，毛澤東對《水滸傳》的閱讀和思考，可以說是一個特例。他喜歡讀這部書，從中汲取智慧，運用書中許多故事啟發乾部，說明道理。而在他的晚年，他也在讀和評這部書中反映自己的心跡。

「學梁山泊好漢」

毛澤東在少年時代就喜歡讀《水滸傳》。那是在他讀私塾的學業暫時中斷，在家裡幫助父親幹活的日子裡。那個時候，只要是幹完父親交代必須干好的活，少年毛澤東就或坐在樹陰下，或坐在水田邊石頭上，埋頭讀他從韶山沖和四鄉八鄰親戚朋友家裡借來的書。因為沉湎於讀書，他的父親還和他鬧出很尖銳的衝突。但是父親的管束絲毫也沒有改變少年毛澤東對讀這些在當時人們看來屬於「閑書」的興趣。

毛澤東回憶自己少年時代時說過，《水滸傳》是對他影響最大的一部書之一。他也一直希望這部書能夠影響和他一樣追求救國救民道路的青年。20世紀20—30年代，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所發售的100餘種中外哲學和人文科學書籍里，《水滸傳》是惟一的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小說。毛澤東在主持新民學會期間，建議同儕讀些《水滸傳》。直到毛澤東成為共產黨人，主辦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時，他仍然在講課中經常介紹宋江和《水滸傳》，用這部書中包含的道理和智慧啟發講習所的學員。

但從少年起就善於思索的毛澤東有其不同於常人之處，這就是他總是在思考。讀了《水滸傳》，他就經常思索書中的問題，從中悟出一些當年他所能理解的道理。及至青年時代，毛澤東就把《水滸傳》當作政治書來看。因此，到老仍然興趣不減。他曾對薄一波說：「《水滸》要當作一部政治書看。」這句話也可視為他閱讀《水滸傳》的自我定位，他從少年到青年這段時間，是把讀這部書轉向作為政治讀物看的一個過程。進入青年時期，他就完全從政治角度來解讀這部古典小說了。

毛澤東從少年進入青年時期的中國，正是清朝末年和民國初年，內憂外患累加，階級矛盾尖銳，社會和人心都處在動蕩之中。從少年步入青年的毛澤東目睹這一切，萌生了改造中國之志，也在思考改造的途徑問題。反抗腐朽統治，與反動派鬥爭，對反動勢力造反，是青少年時代毛澤東的思想基調之一。1917年中秋，湖南一師同學聚會，討論救國之道。有人主張從政，有人提出從教，毛澤東認為，前者需要金錢與關係，後者耗時太久。別人問他的辦法，他徑直回答：「學梁山泊好漢。」這是毛澤東第一次用他所讀《水滸傳》回答他個人之志，也是他對自己今後人生追求的一種反映。這就是，在強大反動勢力壓迫下，革命者只有通過武裝鬥爭才能爭取勝利。要學梁山泊好漢，要造反，通過起義造反，來救國救民。

對於這一觀點，毛澤東一生堅持，而且把這個道理越講越深刻。他多次說過「造反有理」。毛澤東講的是對反動派、反動勢力，造反有理。他從內心是贊同宋江領導的梁山起義的。認為《水滸傳》中記述的宋江等人造反，是被逼上梁山的。毛澤東後來多次和人談過這一點。他讚揚宋江等梁山好漢，實質是藉此讚揚中國人民和革命者的反抗精神。毛澤東在陝北保安時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說：「我愛讀的是中國古典小說，特別是關於造反的故事。」所謂「造反的故事」，就是指《水滸傳》里宋江等人的「造反的故事」。在延安，毛澤東在一次演講中說：「梁山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回顧中國現代革命與歷史上梁山義軍的某種關係，仍然這樣說：「我們這些人好造反，跟宋江差不多。」在一些外交場合，毛澤東不止一次宣傳他的「逼上梁山」論。他對越南戰友胡志明現身說法：「我這個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沒有準備打仗，是教小學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毛澤東說這些話，是借《水滸傳》中的故事，肯定被壓迫階級革命造反的正義性和合理性，論述無產階級革命發生的原因及其正當性。

中央黨校俱樂部新編京劇《逼上梁山》。

毛澤東「學梁山泊好漢」一語，說自青年時，卻終生實踐，在實踐中，悟出的道理越來越深，包含的含義也有所拓展，其中就有學習梁山泊聚義時的平等精神在內。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與外國記者談話時指出：「中國農民富有民主傳統。千百次大大小小的農民戰爭有著民主的含義，歷史上的一個例子，在著名的小說《水滸傳》中就有所描繪。在接受和評價中國歷史和外國條件時，採用適當形式極為重要，不可盲從。政府代表制的三三制適合中國目前的實際條件。」毛澤東認為《水滸傳》是有「民主性精華」 的古典文學作品，它的故事情節「有著民主含義」，體現了中國古代農民階級的民主要求。毛澤東這種評價，實際上把《水滸傳》思想內容價值提升到了一個新高度。

對於《水滸傳》里的「劫富濟貧」，毛澤東在實踐中將其升華轉換成發動人民參加革命鬥爭的另一種形式——「打土豪，分田地」。毛澤東率領革命隊伍上井岡山後，實行的一項基本政策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它與「劫富濟貧」這種水滸英雄行為相比有共同性：都是追求平等，都是對付超經濟剝削，對付「不義之財」，對付封建地主階級。但在更深層次上，二者有本質的不同。毛澤東自己解說過這種不同：「劫富濟貧」只重視分配關係的改變；「打土豪，分田地」，則重視生產關係的變革。他說：「那時的豪傑打劫，是對付超經濟剝削，對付封建地主階級的。他們的口號是『不義之財，取之無礙。』七星聚義，劫取生辰綱，他們有充足理由。給蔡太師祝壽的財禮，就是不義之財，聚義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塊吃肉，酒肉哪裡來？我們也搞過，叫打土豪，那叫消費物資，我們罰款，你得拿來……過去打土豪，我們對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確的，跟宋江一樣。」「劫富濟貧」與「打土豪，分田地」，所以是「完全正確」的。平等精神有助於革命力量的號召和凝聚，有助於革命形勢的深入發展，是十分顯然的。但我們有一個「分田地」跟在後面，就與宋江等人不同了，我們有團結大多數農民，發展生產，以作持久之計在內。我們從根本上代表並且實現了廣大農民的利益，也為根據地的存在打下了經濟基礎。這一點，宋江等人是做不到的。

「逼上梁山」

「逼上梁山」，是毛澤東對《水滸傳》中包含道理的解說，也是他促成中國共產黨轉變革命鬥爭路線方針很有說服力的材料。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人已經認識到，繼續執行在國際代表左右下的陳獨秀推行的右傾方針，肯定不行了，因此，中共中央才開會解除陳獨秀的職務。但今後共產黨該怎麼辦？這個問題，大多數共產黨人還是心中無數。在這種情況下，善於從《水滸傳》中汲取智慧的毛澤東卻有了主張，他在黨的八七會議上提出了「上山」的主張。

1953年，上海美術讀物出版社出版了陳丹旭的《水泊梁山》。

「上山」就是學《水滸傳》中的好漢們，跑到有險可據的山上去建立根據地。從形勢上看，大革命失敗後的共產黨人面臨的形勢，有點兒類似《水滸傳》中好漢們的處境。水滸好漢們也是要反抗、造反的，但他們相對於統治者來說，就處於極端弱勢。在多次挫折中，好漢們找到了好辦法，這就是上梁山。梁山泊是塊好去處，有險可據，在這裡，好漢們進可攻，退可守，可以休整隊伍，因此他們在那裡建立了好漢們的「快活去處」。大革命失敗後，武裝反抗國民黨，是多數共產黨人的共識。可是，幾個地方發生的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反抗都失利了，今後怎麼辦？很少有人提出好主張。毛澤東此時提出要學梁山好漢們——「上山」。這無疑是個好主意。儘管當時毛澤東還沒有確定要上哪個山，但「上山」已經是他心中的一個方向。這一主張被當時許多共產黨人所接受，成為後來中國革命力量得以生存發展的重要原因。

後來，毛澤東果然率領一部分革命隊伍上了井岡山，據險粉碎敵人多次「圍剿」，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並由此出發，使革命根據地不斷擴大，革命力量不僅得以保存，而且不斷發展起來。如果不是毛澤東從《水滸傳》中汲取智慧，在關鍵時期結合革命實情提出正確主張，中國革命的歷史可能要走更多彎路，這一點是肯定的。毛澤東由衷激賞：「梁山好漢都是些不甘受壓榨，敢於反抗的英雄。」更讚賞梁山好漢佔據梁山。建國後，他在同薄一波的一次談話中說：「當時農民聚義，群雄割據，佔據了好多山頭，如清風山、桃花山、二龍山等，最後彙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裝，抵抗官軍。這支隊伍，來自各個山頭，統帥得很好。」從這段話中，可以看出《水滸傳》好漢上梁山對於他率領部分革命軍上井岡山的影響。

發現其中奧妙

毛澤東讀《水滸傳》，理解很深，很獨特。他雖然曾經把宋江理解為農民造反領袖，但他也同時發現《水滸傳》中沒有寫農民，是一個缺點。他認為，這是這本書中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

很多學者認為，《水滸傳》是農耕社會的百科全書。它保留、存積了我國自宋元和明初中期的許多民間語言和文化、社會風俗和習慣。這些，乃是在官修史書和朝野士大夫的札記、野史里難以尋見的。而《水滸傳》的精髓，卻是以形象思維，抒寫了那個時代各階層、尤其是中下層民眾的社會生活、心態和行為。它記下了當時社會的一百二十行的大多數職業行當。但是，這些學者大多沒有看到，這部書中沒有寫農民。而毛澤東卻看到了。

毛澤東注意到這一點，是在少年時代。當年他讀了包括《水滸傳》在內的若干傳統平話小說後，發現《水滸傳》中所重筆描寫的梁山群英，社會成分較為複雜，宋江本是朝庭的下級官吏，其他好漢，有的是舊軍官，有的是受到排擠的富裕大戶，有的是開店的，有的是賣藝的，有的是遊手好閒的鄉村流浪漢，有的是小偷。五行八作，什麼人都有。連晁蓋也是鄉村富戶，有類似現在村長的角色。漁民出身的阮氏三兄弟以及砍柴出身的李逵，算是例外。但他們在梁山好漢中，是極少數。可以說，《水滸傳》中描寫的絕大多數人，很難說是純潔的農民或者城市僱工。毛澤東在少年時代讀這部書時，雖然注意到了這一點，但還沒有更深入思考。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十分注重階級分析，在讀《水滸傳》時自然看重這一點。

《水滸》

1947年6月中旬，毛澤東率中央縱隊在陝北田次灣宿營時，向周恩來、任弼時等人談到，我小時候讀《水滸傳》中梁山英雄好漢的故事，讀得入神，可是，有一次我忽然想到，這部小說中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裡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我納悶了兩年，種田的為什麼就沒有誰去讚頌呢?後來我想通了，寫書的人都不是種田的人！所以我在想，在封建社會裡，統治階級思想是統治思想，被統治的農民的思想是不能占統治地位的。從毛澤東這些話中，可以看出，他很早就對《水滸傳》有科學的獨立見解。

其實《水滸傳》中描寫的大多數英雄好漢不是純粹勞動人民出身，卻在當時代表了普通勞動者追求平等的意願，起來向皇帝造反，某種程度代表著當時包括普通農民、城市下層貧苦勞動者的意願和利益。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種值得研究的現象，至今中外學者仍然在探討這一問題。可貴的是，毛澤東在青少年時代讀《水滸傳》時就注意了這一問題，此後他也時常思考這一問題，並且在他已經成為中共中央領袖時仍然思考和提出這個問題。

但《水滸傳》畢竟是一部不同反響的書，其中包含許多智慧和道理。毛澤東發現書中上述缺點，並不影響毛澤東經常運用這部書中的故事啟發乾部。毛澤東在講話、報告和文章中經常引用《水滸傳》的故事來說明深刻的革命道理，或者用來印證、闡發他的認識。

要有打虎精神

在《水滸傳》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最為中國人所津津樂道，武松作為打虎英雄的形象，常常印在中國人心中，他的打虎精神也為廣大民眾所讚頌。在中國民間，武松打虎，被以各種藝術形式傳播，幾百年不衰，其原因在於：這個故事，體現了中國人的一種勇敢；武松有一種讓人敬佩的英雄豪氣。

毛澤東也十分佩服《水滸傳》中的打虎英雄武松，讚賞武松大無畏的精神和這個人物的英雄豪舉。但他卻更深入地思考這個故事，把武松打虎，看作一種英雄氣概，一種敢於鬥爭的精神，他經常用這個故事啟示幹部。

《武松打虎》。

毛澤東認為，中國共產黨人，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軍隊，應該有一種武松打虎的英雄氣概。在長征路上，毛澤東誇獎戰將許世友「不愧是名副其實的打虎英雄」，敢打「國民黨這隻虎」！他經常稱讚我們英勇的紅軍戰士，個個都是武松那樣的打虎英雄。

毛澤東一方面講我們共產黨人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要像武松一樣敢於打虎，另一方面，他也對武松所打之虎作分析，用來說明：人民與敵人，是水火不容、勢不兩立的，你不消滅敵人，敵人就要消滅你。革命者要放棄幻想，不與反動派妥協。在新中國建立前夕，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革命力量勢如破竹，向全國進軍，堅決、徹底、乾淨地消滅反動派。這時，有一種聲音來指責共產黨了，說共產黨這樣做「太刺激了」。針對於此，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指出：「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毛澤東在這裡把反動派比作吃人的野獸。他告誡人們，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他用《水滸傳》中武松與虎的關係，講明白這樣一個道理：在國內外反動派這個野獸面前，要學習景陽岡上的武松，丟掉怯懦，敢於鬥爭，決心「把老虎打死」，而決不能讓虎來吃人。他啟發共產黨的幹部們，要在革命即將勝利的關頭，發揚武松的「打虎」精神，克服怯懦，也放棄一切妥協的幻想，與人民面前這隻「虎」，作你死我活的搏鬥。

在歷來研究或者討論《水滸傳》的人中，在講述或者讚頌武松打虎這個故事時，還從來沒有一個人把目光投放在被武松打死的老虎身上，從這個野獸身上發現什麼道理。只有毛澤東，以他獨到的眼光，對這隻老虎作了一番分析。他把這個老虎作為與武松的對立面來看，將其分析活了：它先是要吃武松；在吃人的老虎面前，武松只有打，打死要吃人的老虎，武松才能活，也才能成為英雄。在這裡，毛澤東把老虎這個野獸的本性同反動派的反革命本性聯繫起來，把武松與人民聯繫起來，說明白了：老虎是要吃人的，你不打死老虎，自己就要被老虎吃掉；有要吃人的老虎，才有打死老虎的英雄；有反動派的壓迫，才有革命人民的反抗，在反抗中，打倒壓迫人民的反動派，人民革命才能取得勝利。他以此教育幹部、戰士要堅持鬥爭，革命到底。

要學石秀的拚命精神

建國後，毛澤東十分注意引導幹部群眾，在偉大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在鞏固社會主義政權中，在捍衛國家主權時，要有一種拚命精神。當年中國上下都講這樣一句流行的話：「革命加拚命，拚命幹革命。」這句話反映了那個時代的風貌和人們的精神境界。

毛澤東特別讚賞這句話，他多次講過，人總是要有一種精神的。在毛澤東提倡的精神中，就有幹事業的一種拚命精神。毛澤東提倡這種精神，是用他所熟悉《水滸傳》中石秀的例子向幹部們講這個道理的。1957年3月毛澤東在南京黨員幹部會議上說：「我們要保持過去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股勁，那麼一股革命熱情，那麼一種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麼叫拚命？《水滸傳》上有那麼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拚命』。我們從前幹革命，就是有一種拚命精神。」毛澤東用《水滸傳》中石秀的例子，生動形象地向幹部們講這樣的道理：我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然要有革命戰爭時期的那麼一種幹勁，那樣一種熱情，那樣一種拚命精神。

《石秀探庄》。

本來，《水滸傳》中的石秀，並不是梁山好漢中特別突出者，但書中在記述石秀時，重筆描繪了其在關鍵時刻死也不怕，敢於捨得性命去鬥爭的形象。石秀這個《水滸傳》中並不顯赫的人物形象，被毛澤東抓住了特點：拚命精神。毛澤東撥開這部書中較為原始、粗糙、雜亂的描寫，看到本質的東西，並將這種本質的東西，幻化成一種精神材料，進行提煉、上升，熔鑄成共產黨人和時代先行群體的革命魂魄。直到今天，我們也不能不佩服毛澤東這種敏銳目光和大手筆。

不學洪教頭

毛澤東讀《水滸傳》，不是泛泛而讀。他每次閱讀這部書，都善於對書中故事進行深刻分析。他對林沖棒打洪教頭一節的分析，就十分深刻而獨到，並且用他悟出的這個故事中的道理，教育黨和軍隊的幹部，在鬥爭中，要講究策略。特別是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先進行戰略退卻，從退卻中發現敵人的弱點，進而打敗敵人。

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繪聲繪色地講了《水滸傳》中林沖與洪教頭「兩個拳師放對」的情形。他說：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部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水滸傳》上的洪教頭，在柴進家中要打林沖，連喚幾個「來」「來」「來」，結果是退讓的林沖看出洪教頭的破綻，一腳踢翻了洪教頭。

毛澤東的話，生動而又深刻，讓幹部們一聽就懂，並且永遠記得住，在戰爭實踐中加以運用。本來，林沖與洪教頭「放對」，屬於單個人的對打，在現代戰場上可以稱之為「單兵動作」，但毛澤東卻從中發現了大兵團作戰的戰略思想，即如何對待強大敵人進攻的戰略問題，用《水滸傳》中的小故事，來說明我們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先退一步，以爭取主動的大道理。這是毛澤東在《水滸傳》中通常人們只是作為熱鬧來看的故事中發掘出深刻道理的又一個例子。

學宋江善於調查研究

毛澤東在一生實踐中，特彆強調共產黨人要注重調查研究，他是把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作為共產黨員的一個基本功課來看待的。但是，毛澤東講述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這一深刻道理時，用的卻是《水滸傳》中宋江三打祝家莊的例子，生動而深刻。

1937年8月，毛澤東在他所寫的《矛盾論》中寫上了這樣一段話：《水滸傳》上宋江三打祝家莊，兩次都因情況不明，方法不對，打了敗仗。後來改變方法，從調查情形入手，於是熟悉了盤陀路，拆散了李家莊、扈家莊和祝家莊的聯盟，並且布置了藏在敵人營盤裡的伏兵，用了和外國故事中所說木馬計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勝仗。《水滸傳》上有很多唯物辯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毛澤東用《水滸傳》中這個故事，告訴共產黨員，要從調查研究入手，調查研究，才能解決問題。

《三打祝家莊》。

此後，毛澤東多次用《水滸傳》中宋江三打祝家莊的故事啟發乾部。1943年底，京劇《逼上梁山》在延安演出成功後，毛澤東於1944年春又指示延安平劇院創演《三打祝家莊》。他的目的，是通過這個戲對幹部、戰士進行「謹慎」教育。劇排完公演，毛澤東看後講了這樣的話：「三打祝家莊，為什麼要三次？我看宋江這個人有頭腦，辦事謹慎，前兩次是試探，後一次才是真打。我們幹革命，就要學宋江，要謹慎。」在當年，毛澤東讓幹部了解這個故事，也有啟發乾部們要運用「裡應外合」戰術解放城市的意思在裡邊。

不當李逵式的官長

《水滸傳》中的李逵，是個性鮮明的一個人物。他樸實，豪爽，但性情過於魯莽，不分情況亂殺人。《水滸傳》中李逵在江州劫法場時亂殺人，晁蓋就挺朴刀對他叫道：不幹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魯迅讀《水滸傳》，也不贊成李逵的這種行為，他說：李逵劫法場時，掄起板斧來排頭砍去，而所砍的是看客。

毛澤東是贊同魯迅的看法的。雖然毛澤東並未對李逵有更多的貶低，但對於他不分青紅皂白亂殺人，是持批評態度的。但毛澤東的用意之處在於：由《水滸傳》中的這個故事說起，講明白一種道理，用以啟發共產黨的幹部。

《人民日報》刊登的關於《水滸》的評論。

毛澤東早在江西革命根據地的時候就發現，紅軍游擊隊里有些幹部不注意了解當時的社會狀況，往往離開實際情況去估量政治形勢，指導工作，對於犯錯誤的同志則一律狠整，因而出現了許多問題和錯誤。毛澤東批評這種人是「李逵式的官長」。毛澤東批評說：那些李逵式的官長，看見弟兄們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頓。結果，犯事人不服，鬧出許多糾紛，領導者的威信也喪失乾淨，這不是紅軍里常見的嗎?毛澤東在這裡講述這樣的道理：我們共產黨人，對於形勢要冷靜分析，要有頭腦，不能亂闖亂撞。要從實際情況出發去辦事、指導工作。對於犯錯誤的同志，也要調查研究，分清情況，區別處理，不能見自己的同志犯了錯誤，就亂打一氣。那樣做，只能傷害同志，拋棄政策，放棄原則，對革命是不利的。

毛澤東晚年讀《水滸傳》，出於對自己身後事的擔憂，對這部書說了另外一些話。1975年8月14日關於《水滸傳》的談話：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袖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毛澤東這種在擔憂後事心理下評價《水滸傳》的話，並不代表他對這部書寶貴价值的一貫評價。但毛澤東的話卻被姚文元利用，搞了一場「評《水滸》運動」。但毛澤東及時發現了這一問題。他當年9月在先後同鄧小平、華國鋒的談話中，批評了江青等人搞評《水滸》，制止了這場評《水滸》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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