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為戲台上的悲情感動，卻對身邊的悲劇漠不關心

國人為戲台上的悲情感動，卻對身邊的悲劇漠不關心(黑白先生）

民國才女張愛玲曾經說過一句話：「國人對於戲台上的悲情極其敏感，動不動就感動得流淚，但對於自己身邊發生的真切的悲劇，又往往是充耳不聞漠不關心。」時間雖然過去幾十年了，但時至今天，張愛玲所描述人事實可謂一點都沒改變。國人大都是「看戲的不怕台高。」圍觀者的心態總希望台上驚心動魄，為劇情的事迹唏噓，甚至涕淚橫流。才覺得過癮。而世上真實發生的許多事，不論事好事壞，好像與自已沒有多大關係，自已只管袖手旁觀，也像看戲一樣。因此，在中國，看熱鬧的多，真正能站出來仗義執言的少。就算有人出來仗義執言，也往往得不到幫助。正如米蘭·昆德拉說的，只有在安全的時候他們才最勇敢，免費的時候最慷慨，淺薄的時候最動情。

很多人雖然對身邊的人和事冷漠。甚至連舉手之勞的幫助都不願給人。但有時候卻能拿出巨大的愛心和熱情去幫助一些素未謀面的人。這又怎麼解釋呢？魯迅給出答案，這與我們的傳統儒家文化有很深的淵源，很多人都是暗地裡較勁，甚至兄弟姐妹，親朋好友之間也會相互較勁。巴不得身邊的人倒霉。這樣顯示自己就有優越。這種建立在面子上的劣根，改不掉，也是客觀存在。所以周圍有事情發生的時候，都喜歡去看，看什麼呢？其實是看有沒有人倒霉了。如果有，它心裡其實是暗喜的，然而表現出來的呢，卻是同情和悲憫。

我發現，我們的戲劇總是圍繞帝王將相的視角展開，造成很多人一個個都「心懷天下」，聊天內容都是大國崛起之類的。單視角的局限，其實這些人只是井底之蛙而已。他們總是幻想著自己是長坂坡殺的七進七出的趙子龍，幻想著長大以後白馬長槍闖天涯，舉酒煮杯，呼喝群豪。卻往往對身邊的苦難麻木不仁，毫無感知能力，所以找不到自己真實的切身利益，不會為自己爭也不懂得爭。我們的文化培育了這麼些偉大的集體人格，卻忽視了個體人格。史鐵生在《病隙碎筆》里這樣寫道，見趙子龍在長坂坡前威風八面，於重重圍困中殺進殺出，斬上將首級如探囊取物，不禁為之喝彩。現在卻常想，那些被取了首級的人是誰?多數連姓名也沒有，有姓名的也不過是趙子龍槍下的一個活靶。戰爭當然就是這麼殘酷，但小說里也不曾對此多有思索，便看出文學傳統中的問題。

我常設想，趙子龍槍下的某一無名死者，曾有著怎樣的生活，怎樣的期待，曾有著怎樣的家，其家人是在怎樣的時刻得知了他的死訊，或者連他的死訊也從未接到，只知道他去打仗了，再沒回來，好像這人生下來就是為了在某一天消失，就是為了給他的親人留下一個永遠的牽掛，就是為了在一部中國名著中留下一行字: 只一回合便被斬於馬下。這個人，倘其心流也有表達，世間也許就多有一個多才多藝的魯班，一個勤勞忠厚的董永，抑或一個風流倜儻的賈寶玉(雖然他不可能那麼富貴，但他完全可能那麼多情)。

常常活在帝王將相戲劇故事裡的人們。總是把現實主義將民間故事、歷史傳說融為一體，國人這一點確實神奇，這種戲劇性格總結兩個字就是「偽裝」，其特點都以聖賢為榜樣，以權勢為偶像。他們從眼裡看世界，不是仰視就是俯視圍人，沒有自然的平視。正如魯迅所說，民族嚴重缺乏一個「真」字。戲劇故事把一些人塑造成的集體人格，還一個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對於「大家族抱團」的情結超級熱忱，還體現在日常人際交往中對「合群」的強調。大多數人視「分家走單」罪大惡極，正如一群人當中的社交圈總是看不慣那些人格獨立、行動自由、不刻意迎合的「異類」一樣。

張愛玲在 《流言》有一段話， 生活的戲劇化是不健康的。像我們這樣生長在都市文化中的人，總是先看見海的圖案，後看見海；先讀到愛情小說，後知道愛；我們對於生活的體驗往往是第二輪的，藉助於人為的戲劇，因此在生活與生活的戲劇化之間很難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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