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解读：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谜

1934年6月26日，胡适给孟森一信。“《太后下嫁考实》大稿送还，承赐先读为快，感谢感谢。今早别后，车中读此文，至佩先生不轻置信之精神。惟读后终不免一个感想，即是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随后，孟森回胡适一信。“惟因摄政王既未婚于太后，设有暧昧，必不称‘皇父’以暴其恶。故知公然称‘皇父’，既未下嫁，即亦并无暧昧也。复请再鉴，并示当否？”

以上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北京城里两位学者的通信，现在读来，其彬彬有礼，其翩翩风度，让我们感受到上一代知识分子于“学”和“养”两方面的高度。不过，胡适之的质疑，孟心史的反诘，对于清初三大疑案之一，清世祖之太后孝庄下嫁摄政王的说法，究竟是有是无，读者还是不得要领。

其实，太后下嫁之谜，只能有两个答案，非此即彼，非彼即此。持正方观点者，认为多尔衮极其好色，孝庄为巩固其子福临大位，而以孤孀身份下嫁这位强人，通过婚姻手段，实现政治结盟；持反方观点者，认为异族统治的高压政策，造成满汉民族之间的抗争，那些持不合作态度的文人，那些持抵触情绪的民众，便努力抹黑新兴政权。恶意丑化多尔衮与孝庄过从甚密的关系，无中生有，制造谣诼。

孟森是否定论者，否定的理由就是“求其明文则无有也”。学者重史料，轻传闻；重文字记载，轻口头文学，遂撰文析驳。对这种“不轻置信”的治学态度，胡适表示“至佩”。“至佩”是一回事，不因“至佩”而认可孟森的观点，这就是胡适的风格了。

从顺治四年起，年刚十岁的幼帝福临，对多尔衮的称呼，忽然由“皇叔父摄政王”改为“皇父摄政王”，这是孟森最难自圆其说的。胡适并非肯定论者，但也不是否定论者，因为在胡看来，孟“终未能完全解释‘皇父’之称之理由”。

一字之改，兹事体大。一、顺治早不改，晚不改，半路上想起来改，莫名其妙。二、孝庄早不嫁，晚不嫁，几年过去了想起来嫁，悖于常理。三、汉民族，当然也包括满族，对于血缘、血亲、嫡系的父子关系，看得绝对的重，非常的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承认另外一个男性，为继父，为养父，或为干爹。一为父死母嫁，二为同宗继祧，三为结拜干亲。

对福临来讲：其父皇太极为努尔哈赤第八子，其叔多尔衮为努尔哈赤第十四子，称为叔父摄政王，是顺理成章之事。孝庄嫁皇太极，孝庄之妹嫁多尔衮，即使改称姨父摄政王，也是说得过去的。突然间改称为皇父摄政王，明摆着授人以柄，抗清志士张煌言抓住这个伦理上的把柄，有诗损之：“上寿称为合卺樽，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官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老百姓口中的太后下嫁，绝非空穴来风，而是见诸诏书，相当于那时政府的红头文件，这才沸沸扬扬，成为历史疑案。

（胡适之）

这份公布天下的《顺治五年冬至郊天恩诏》，让努力辟谣的孟森，颇费口舌。他解释说，因为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由报功而来，非由渎伦而来。”这个“父”，孟森认为“实符古人‘尚父’、‘仲父’之意”。这种牵强之至的狡辩，休想说服胡适。父，就是爹，这是国人使用了五千年的惯称，尚父和仲父，顶多也就春秋战国时代不到百年的用语，孟森有大学问，但有大学问的人，未必不乱搅糨糊，未必不强词夺理。

一个正常思维的人，倘因多尔衮“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会跪下来叫他一声爹吗？回报大勋，报答大劳，对偌大王朝而言，诸如封侯拜爵，世袭罔替；诸如裂土分茅，莫与之京。只要想做，只要能做，无论精神上的最高褒奖，无论物质上的最重酬谢，无不说到做到，立刻兑现，足以报答摄政王的不世之功。只是尊之为“尚父”之“父”，恭之曰“仲父”之“父”，除非多尔衮一时脑残，才不会接受这一份空头人情呢！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顺治的母亲与多尔衮的“叔嫂”关系，改变为“夫妻”关系，由“叔”而成继“父”，“皇父摄政王”才站得住脚。

据章开沅氏《清通鉴》，顺治四年七月乙巳（初六日）：“摄政王多尔衮谕示，前令辅政德豫亲王（其同母弟多铎）、和硕郑亲王（其堂兄济尔哈朗）共听政务，今和硕郑亲王已经停罢，止令辅政德豫亲王与闻。”顺治十二月丙申（三十日）：“辅政德豫亲王多铎及和硕亲王济尔哈朗率大臣请摄政王多尔衮在皇帝（即时年十一岁的顺治）前率众臣行礼毕，不必跪拜。谕曰：‘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行停止。’”顺治五年二月戊辰（初三日）：“定远大将军肃亲王豪格自四川班师回朝。三月初六日，诸王、贝勒、贝子、大臣会议，以其出征无功，且将希尔艮冒功事隐瞒，显系旧念未除；又将为其而死之罪人杨善之弟吉赛升为护军统领，实乃乱念不忘。虽三次戒饬，犹不引咎，应拟死。得旨：‘免肃亲王死，幽系之，夺其所属人员。’豪格后瘐死狱中。”

多尔衮的快速膨胀，令整个大清王朝望而生畏。发生在这两年间的政治事件，其实是多尔衮全面“谋篡”的系统工程：第一、本是双摄政王之一的济尔哈朗被免；第二、其弟多铎登上权位高峰；第三、不再行跪拜礼，凌驾于顺治之上；第四、处置肃亲王豪格，“幽系”，然后让其“瘐死狱中”。豪格为皇太极的长子，从理论上讲，为王位的第一继承人，也是他唯一的障碍，说灭就灭了。那么，顺治之母孝庄皇太后，还看不出来路人皆知的司马昭之心吗？很显然，下一步，明朝建文帝朱允炆被其叔父永乐帝朱棣“革命”的结果，就可能落到福临头上。时年36岁的孝庄，下嫁时年37岁的多尔衮，以此化解她儿子可能面临的危机，绝不是没有可能。

其实，孝庄与多尔衮的互动，至少在公元1643年，崇德八年的九月，皇太极暴死时就有踪迹可寻了。因为死得突然，既未留下书面遗嘱，也不及口头交待后事。这样，谁来继承王位，必须在最短期限内作出决定。因为，大家明白，第一、皇太极的儿子，尤其是长子豪格（时年34岁），是理所当然的接班人。第二、努尔哈赤的儿子，也就是皇太极的亲兄弟们，如代善（时年60岁）、如多尔衮（时年31岁），是有权参与的竞争者。第三、努尔哈赤的侄子，也就是皇太极的堂兄弟们，如济尔哈朗（时年54岁），同样具有继承王位的资格。虽然从公元1616年大清建国，但并无一套明文规定，厘定其继位传承制度，仍沿续部族强者为王的风俗，因此，每一个有血缘关系的子弟，都怀着觊觎之心。

时年六岁的福临，怕是连这场赛事的入场券都拿不到。但是他的生母，也就是后来的孝庄太后，却硬是将他扶上了王位。大凡帝国宫廷发生最高领导人更迭的时期，在这个黑暗渊薮里，无不带有刀光剑影的血腥气息，无不带有罪恶交易的肮脏味道。至于福临的母亲，在这场讨价还价的折冲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所使用的手段，所想到的办法，所玩过的伎俩，现在已经无法知悉。只有那些似可信又似不可信的桃色谣诼，成为野史的话题。

尽管有许多竞争者，而且每个人都是冲锋陷阵，立功建勋的强者，但在这位女人眼中，其实只有60岁的代善，54岁的济尔哈朗，34岁的豪格，31岁的多尔衮，这四位都是强中之强。但孝庄掌握住这四位张着大嘴等天上掉馅儿饼的男人，其实都有其软肋所在。第一、他们都不肯接受其他三者中的任何一人为王；第二、他们没有一个敢挑头要其他三者接受自己为王；第三、若因而出现三比一的弱势地位，决定了强出头的结果，肯定是凶多吉少。所以，在秘密的多轮会商讨论后，这些人才接受一个对谁都不构成威胁的6岁福临为主子，而将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权且后延。到底是如何达成这个协议的，谁也不知道，但看得出来这个安排，极具孝庄色彩。因为她必须除掉豪格，为她儿子排除障碍。不仅仅是豪格不安于位的勃勃野心，还在于他的长子继承权，而这也是那三个男人相当顾忌的一点，于是，三男一女达成协议。

孝庄既然摘下最大的桃子，儿子为皇太极继承人，其他人得不到甜头，分不到一杯羹的话，必然出现内乱。于是，在皇太极死后的一周或一旬中，“三驾马车”联合执政，终于定局。代善成为家族会议的主持人，实际上行使家长的职责，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精神教父，得到虚荣的大满足。济尔哈朗和多尔衮由于雄厚的实力，强大的支持，卓著的战绩，虽然合作起来很勉强，但不得不联手共同摄政，而实际上得到掌控八旗的领导权。这三个人摆平以后，豪格出局，即使胆敢作乱，也翻不起大浪。

孝庄虽为皇太极的宠妃，但并非唯一的妻室，不过，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在众多觊觎帝位的竞争者之中，她又与皇太极之弟、努尔哈赤第十四子多尔衮更为紧密地结盟。宫廷，从来都是充塞着污秽的渊薮，即使撇开野史所说的叔嫂秽闻，从《清通鉴》顺治七年正月己卯（二十五日）：“摄政王纳已故肃亲王豪格妃福晋博尔济锦氏为妃”的记载看，多尔衮对这场政治婚姻，才不会介意别人怎么说，怎么看呢。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文化落后地区，兄死弟继，叔嫂通婚，并不认为是伤风败俗之举，这不是可以用汉族的礼教伦理观来判断是非的。再而言之，满清入关，经三百年的逐渐汉化，对其祖辈失德的记录，肯定删改得了无痕迹，绝不能因为孟森认为“求其明文则无有也”而断言其无。

研究历史的人知道，不研究历史的人也明白，这种从帝王起居注起，到正式国史动辄修正的恶习，也并不是满清政权的首创，历朝历代都这样干的。所以，我对于正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都持半信半疑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历史。鲁迅先生曾经说过一句极其睿智的话：“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欺和瞒这两个字。”细细想去，真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先生此话说得有点绝对，但有助于我们自省，如何避免去做别人思想的奴隶。

本文作者：李国文

原题：太后下嫁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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