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到了總結一段歷史的時候了。

我們的大多數讀者只是經歷了這段歷史的尾聲，大部分故事是由上一代寫就。

我們希望傳達的是它最有價值並應該傳承的那一部分：篤信進步、發展；社會會持續不斷為個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間；努力，並且獲得相應回報；自由是可爭取的，堅信我們最終會到達。

其實這就是普世價值。

當「歷史」這樣的詞擺在我們面前的時候，往往為宏大敘事所覆蓋，我們希望用更多微觀層面的採訪，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我們從個人生活中關注度最高的「房子」入手，開始這個記錄。

搬離了上海鞍山四村 30 年，毛時安仍能清晰描繪出這片他曾居住過 30 年，又離開了 30 年的區域，幾棟分屬不同工廠的家屬樓串起了他的空間記憶。上海工具廠、新滬鋼鐵廠、新中動力機廠……這些工廠早已遠去，留下的是大片面貌相似的行列式多層居民樓。

很難計算清楚上海究竟有多少個「新村」，人們不過多討論不同新村建造年代和背景的差異，模糊地統稱其為「老公房」，一個流傳度更廣的稱呼是三個形容詞的疊加——老破小。

攝影師宋濤、季煒煜組成的「鳥頭」曾在十多年前出版過一本名為《新村》的攝影集。如今翻看，大部分的新村還長一樣，五至六層的房子被綠化環繞、牆頭的貓、小區里的健身設施，似乎每個樓道都會停放一輛歸屬不明的廢舊自行車……《新村》的封套上是一連串的驚嘆號——「我們當然要拍你們！我們的六層樓房！我們的散發著新鮮水泥氣息的六層樓房！！我們的被飛快建造起來又被飛快推倒的六層樓房！！！因為我們就是你們！」

上世紀五十年代，這座城市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是被敲鑼打鼓送進工人新村的。毛時安還記得搬進鞍山四村的那天，「現在的人沒有辦法理解的，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六十多年，榮光變庸常。

「9 歲前，我已經搬過了四次家」

1957 年，9 歲的毛時安搬進了鞍山四村，這是上海工具廠分給父親的房子，也是他人生前九年的第五個「家」。

第一個家在上海打浦橋，毛時安在這裡出生。1949 年，父親在上海丟了鉗工的工作，在遙遠的黑龍江省牡丹江市找到了一份差事，舉家遷往。「我對東北沒有什麼記憶，除了冷，就是一次母親帶我去哈爾濱辦事，坐了一趟沒完沒了的火車。」

建國後上海迅速恢復生產，大量需要工人，全家又搬回了上海，租住在老北站附近，「我還記得巷弄口有個鐵匠鋪，私人的，那時候還沒公私合營，夜裡太安靜，只能聽到叮叮噹噹的敲擊聲」。

沒等到鞍山四村的公房建好，毛時安先行轉學到了四平路第二小學（今同濟小學），和父親工廠的幾個學徒一起租住在附近。四平路二小在同濟新村內，不同於當時為工人興建的住宅，同濟新村是同濟大學教職工的家屬院，這所家屬大院里的小學也成為同濟的子弟小學。

「當時有很明顯的一條界限，『村內人』和『村外人』，『村內人』還會進一步細分，看父母是老師還是校工。踢球比賽也會按照這條界限來分隊。但大體上，村內的同學比我們這些村外的要教養好、功課好，當然我是個例外。」

入住鞍山四村前，他們還在附近農戶家的柴房住過一陣，毛時安的「村外」同學有的居住條件更差。「有一個同學住的是草棚，他們家是舂米的，當時沒有糯米飯，過年過節的湯糰都是這樣舂出來的。

曠野中仍有戰時留下的「碉堡」，毛時安有同學曾以此為家

「還有一個男同學和他爸爸住在碉堡里，國共戰爭之後留下了很多碉堡，大部分現在都拆了，也有的還留著。當時那個附近就是鄉村，有田地、曠野，圓圓的碉堡看起來像個墳頭。他們就找了一塊布簾作遮擋，住在裡頭。」

「現在看上海到處都是房子，當年什麼都沒有，我記得曠野里還有一棵被雷劈過的枯樹，鞍山中學附近還有一座破廟（蕭王廟，今新華醫院附近）。遇到有人過世，就能看到道士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在那棵枯樹下面做法事。那時候人也不講究，夏天老太太不穿上衣，垂墜著乳房，用蒲扇扇風。小孩子哪像今天，冬天我們就用樹的節墊在鞋底，在河面上滑冰。那時候的冬天很冷，到一月底河面上的冰就已經很厚了。」

「那時，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的羅崗教授曾研究上海的工人新村，建國前，除了極少數工廠曾迫於早年工人運動的壓力建造職工宿舍，大部分的工人和平民都和毛時安的同學一樣，住在棚戶區，解決住房困難是這個社會主義新政權成立初期的挑戰。同一時期的前蘇聯也面臨過同樣的挑戰，他們給出的方案是一個被稱為「赫魯曉夫樓」的社會住宅計劃，這種五層高的小戶型簡易居民樓在前蘇聯的各個城市複製推廣。而上海則特別面向工人，通過為工人造住宅實現居者有其屋。

1951 年，上海市政府成立了「上海工人住宅建設委員會」，時任副市長潘漢年籌建了工人新村，以解決上海三百萬產業工人的住房困難。曹楊新村（一村）最早建成，1002 戶來自各個工廠的勞動模範、先進工作者家庭被敲鑼打鼓送進了這裡。整個五十年代是工人新村的建設高峰期。

毛家是鞍山四村的第一批居民，當時一家五口人被分到了一個套間。父母帶著妹妹住在朝南的主卧，約 17 平方米，毛時安和三個弟弟擠在朝北的次卧，約 14 平方米。不同於曹楊新村，這裡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但建設之初還沒有通煤氣。

「那個房子有 33.8 平方米，實用面積，當時不講什麼建築面積，而且只計算『住人的部分』，也就是卧室，廚房、衛生間什麼的都不算面積。當時的租金一個月只有八九塊錢，到了七八十年代漲到了二三十塊。」

鞍山四村房屋平面圖

最初的鞍山四村只有三層，每層住著四戶人家，左右對稱，兩邊是如毛家一樣的套間，南北兩間卧室，有獨立的廚房衛生間。中間是兩個單獨的房間，供新婚的年輕工人居住，共用衛生間和廚房。「我父親是七級鉗工，很年輕，後來升到了八級。工具廠的車間主任也住在這裡，八室，我家當時五口人，後來有了妹妹，他們家四口人，我們住的房子是一樣的，並不因為他職位高一點有什麼不同。不能說絕對平等吧，那個時候都是相對平等的。」

「剛搬進來的那天，我覺得像是進了天堂，真的毫不誇張。紅色的木頭樓梯、木質的窗戶外面能看到藍天和曠野。我和父親、弟弟一起刷了牆。現在的人沒有辦法理解的，那時，我覺得房子是透亮的，每個人都是透亮的。」

去舊貨攤淘傢具是一件樂事，毛時安回憶父親帶著他們淘回來一個斑竹的書架、吃飯的方桌、寫字檯，慢慢拼湊，從無到有。「那個時候在舟山路、大名路有一些舊貨店，現在提起來人們想到的就是淮海路的舊貨商店，那個當然比較高檔，我們那個時候沒那麼高檔，就在這些地方買買。」

「那個時候物質上是比較窮的，但大家都有憧憬，真的有種主人翁的感覺在裡面。」物質匱乏年代，人們總有建造的熱情。煤球爐是當時的必需品，需要打開窗戶防止煤氣中毒，「最開始大家都很窮，沒錢做管道，後來開始慢慢用鐵皮做一根管子通出去。」這種煤球爐沿用了很多年，直到六十年代開始通煤氣，這在當時很「隆重」，毛時安還和弟弟自製了一個煤氣爐，用舊傢具改的，比正常的尺寸稍大一些，下面放碗碟，上面是灶台，一旁還有拓寬的面積可以放菜。

新村裡的「互通有無」

「三室里爺叔」、「四室里阿姨」，這是工人新村的常見稱呼，比王阿姨、趙奶奶的流通性更廣，當時鞍山四村一個單元共有 12 戶家庭，毛時安一家住在五室，他是家中長子，代號「五室里老大」。

五室里老大還記得，七室和八室里住著相對「體面」的兩戶人家，七室是父親在上海工具廠的徒弟，娶了個條件不錯的太太。和動輒去舊貨攤淘二手傢具的毛家不同，七室結婚，整套傢具都是新置辦的，還有自己的收音機。

「八室里爺叔」是工具廠的車間主任，學歷較高，以前在杭州讀過高中，他的太太是個護士。「用現在的觀念看，他們算當時很洋派的了。以前新村裡的一般爺叔、阿姨覺得他們好像很另類。當時女性一般穿短褲、汗衫，『八室里阿姨』已經穿胸罩、三角內褲了。怎麼知道的呢？她洗乾淨晾在內陽台，就是連在卧室裡面的那種。雖不是直接掛在窗外，但人們總還是能從樓下的不同角度看到，就會指指點點。」

「那時還沒有『隱私』這個詞，聽都沒聽過」，毛時安和新村裡的孩子時常串來串去，經常光顧的一個地方是附近新中動力機廠的一棟單人宿舍，特別用籬笆牆圍起來。「六十年代他們廠還特別為單身職工配了一台公共電視機，前面時常圍坐著附近幾個新村裡的孩子們。」

毛時安的母親患有心臟病，不工作，補貼家用的方式是幫工人洗工作服，很厚的帆布需要泡在鹼水裡，洗掉機油。擰乾又是另一番功夫。

新村裡有一種「互通有無」，除了餛飩、餃子等家常菜，「八室里阿姨」頗有神通，「她在醫院有渠道能弄到孕婦生產後留下的胎盤，這在現在講當然不合法。但在當時「八室里阿姨」就把胎盤帶回來給我媽媽補身體。雖然最後也沒能補成，她還是很年輕就過世了。」作為交換，毛時安的母親幫助八室的雙職工夫妻，在他們加班的日子裡照顧八室的一對雙胞胎兒子。

1952 年 7 月 3 日，兩名兒童在新建成的曹楊新村散步。（圖片 / 解放日報，攝影 / 汪剛）

收集糖紙是新村裡孩子的一項遊戲，「但新村裡不會有糖紙，糖果對工人而言太奢侈了。」毛時安還記得帶著弟弟走出新村，一路沿著打虎山路、控江路、大連路、周家嘴路、商丘路，走到鴨綠江路橋（今海寧路橋），直到外灘。

「那裡遊客多，那時也不講究，吃了糖就隨意仍在路邊」，毛還記得糖紙收藏的詳細步驟，先用溫水把髒東西洗乾淨，特別是玻璃紙，再一一貼在廚房和陽台之間的玻璃窗上，吸干水分，從玻璃上小心揭出，「得慢慢來，很容易破掉」，得到簇新的一張糖紙，夾在書里。

「三年自然災害時，有一種『綠葉奶糖』，定價昂貴，兩角四分，斜條的葉子，印在波浪一樣的藍色玻璃紙上。還有米老鼠的糖紙，很多也很受歡迎，其實都是本地產的，和迪士尼沒有關係，盜用米老鼠的形象而已。」

新村裡成年人的「遊戲」則是樓道里一度秘密進行著的「標會」，雖然這種小規模的民間信貸被明令禁止。「每家出 15 元，抽籤決定順序，每個月集中在一戶人家手裡，可以用來買點平日里負擔不起的物品。」毛時安記不清當時標會的具體規則，通過標會有的家庭給孩子們買到二手的冬衣，毛家則是一張寫字檯，還是舊貨攤淘來的。「窮歸窮，我們家還是有一張寫字檯的！」

毛時安和弟弟從舊貨攤淘來的斑竹書架舊照（圖片 / 毛時安）

坐在今天的書房裡，毛時安還是能清楚地記得他對當時鄰居家書架的羨慕，連借過哪些書都能記得清楚。（圖片 / 毛時安）「要讀書！」

「上海工具廠是一個三千多人的大廠，我的父親很年輕就做到了七級鉗工，三十多歲就升到了八級，最高級別。和一般工人不一樣，他就喜歡鑽研技術，鑽研文化，本身只有小學畢業，後來他自己鑽研讀到了高中。我從父親那裡學到的，就是要讀書！」

三年級時，家庭狀況還可以，爸媽甚至在國際飯店為毛時安辦了一次生日會，禮物是一本《兒童時代》，書里有 1956 年剛剛獲得國際和平獎的齊白石，還有班超出使西域的連環畫。「我自己花錢買的第一本書是《黑旗宋景詩》，三角錢，在四平路二小的地攤上買到的，講山東濰坊的農民起義。」

搬進鞍山四村不久，毛時安就從有著「村內」、「村外」之分的四平路二小轉學，轉到了打虎山路小學（今打虎山路第一小學），他家的陽台正對著這間小學的操場。後來毛時安成了作家、文藝評論家，年近七十歲的他仍能記得小學五年級的一次作文比賽，他拿到了第三名，作文在整個學區的不同學校展覽，傳到了四平路二小，令「村內」的那些同濟子弟刮目相看。「我就是不服輸，我哪裡就比別人差了。」

「五室里老大」是個讀書人，「當時的四村人都知道，走到哪裡我都要捧著本書看」。「八室」最讓他羨慕的是書架，「今天我自己的書不要太多，書房不知道要大上多少倍，但我永遠記得當初孩子時的那種羨慕。最開始不好意思開口直接問大人借，有一天看到八室爺叔和阿姨都不在，偷偷問雙胞胎，這才順利借到。」

普希金的《致大海》插圖

借到的書包括《牛虻》和《普希金文集》，很多年後毛時安曾參與過一次文藝評論回憶，比較《普希金文集》的不同譯本，他還是覺得八室里借到的那個版本最好，「它包括了普希金的作品、詩歌、小說、評論和年譜，六十多年過去了，我總還能記起裡面的插圖，普希金在皇村的一顆樹下坐著，另一張是《致大海》，他穿著風衣站在礁石上，海浪拍打著礁石。」

高中畢業，「文革」開始，毛時安被分配到了上海紅旗電磁線廠工作，他還記得每天往返於鞍山四村和位於軍工路的工廠之間的步行距離。「每天五點半起床，（五點）三刻吃好早飯出發。冬天的路還是一片漆黑，沿著撫順路，走過上海銅材廠的鳳城新村，穿過去是寧國路，再穿過去又是一片田野……到了 6:20，我身上開始出汗了，五角場有部隊，軍號從很遠的地方傳過來，接著是氣象預報，再後面是樣板戲。那個時候到處借書，偷偷地借回家，夜裡回家看書、抄書，找同學借，找廠里的年輕工人借，相互傳。大部分書都不知道經過多少人的手，破破爛爛的，夏天汗流浹背地抄，冬天哆哆嗦嗦地抄。」直到今天毛時安還保留了十幾本當年的手抄書，為了節約紙，字型大小非常小。

「那時候青春期，也很壓抑，一個人在陽台上唱歌吹口琴，《紅河谷》啊、西班牙還是古巴的《鴿子》，也是偷偷摸摸借來的曲譜。口琴是八室爺叔的侄子送的，他早年從杭州來上海讀書準備考大學，考完了回杭州之前，送了我這把口琴，還有甘肅甘肅師大附中的一套複習資料，那是當年教育質量很好的高中。」

「後來這把口琴丟了，我還記得是 1967 年 8 月 4 日，上海發生了一次大的武鬥，從早上打到了黃昏，我帶著口琴去學校看，混亂中就丟了。」

「後來高考恢復，我考了兩次大學，成績都很好，但政審不合格，兩次都不合格，有個招生辦的老師肯幫我，一直幫我推薦，一趟一趟地跑（各個部門）。後來我比新生晚一個入學，別人 10 月，我是 11 月。」 毛時安進入了華東師範大學，後來的路走得順遂，做文藝評論，加入了作協，後來成了政協常委。

不服輸的毛時安覺得自己幸運：「可以說從新村到今天，我從未懈怠過，每一次都付出了十二萬分的努力。但我也清楚，並不是每一個付出過十二萬分努力的人都能成功。」

他曾為《文匯報》寫過自己的高中同學昌龍，昌龍沒有讀大學，在寶山區為機關做攝影師，「去年，很不幸他查出來患了癌症，但他還不錯，大部分新村人逐漸到了社會的底層，誰能聽得到他們的聲音？」

「有能力有條件的人早就從新村裡搬出來了」

毛時安留在了上海，兩個弟弟去了東北和安徽插隊，等到他結婚時母親已經過世，父親再婚搬出，妹妹也結了婚搬去了四川北路。南北兩個套間只剩下毛時安和小弟弟兩對夫妻居住。「後來有了點矛盾，就找了相鄰一棟同樣戶型的人申請『對調』房子。」

「八十年代後期，我們把鞍山四村的房子買下來了，原本說是『分』給你的房子其實是租的，之前每個月要交租金的，之後住了兩年，我太太的單位分房，我們就賣掉了鞍山四村，搬去了涼城四村。當時女兒在鞍山中學讀書，我們每天接送並不方便，要換公交車的，後來就搬到了曲陽新村。」

曲陽新村的「躍層式」住宅

曲陽新村的房子並不大，只有 26.8 平方米，但房型很是時髦。「那是上海第一次有躍層，我們住在八樓，我們家是『向上躍』的，樓上是卧室，樓下是客廳。同一層樓對門的鄰居則是相反，他們是『向下躍』的，這樣可以交錯開來。那時候第一次看到這樣的住房，新鮮極了。」

毛時安的女兒後來考上了復興中學的高中，毛時安特意請王安憶、趙長天、陸星兒、葉辛等作家朋友在這個躍層的新鮮房子里吃蟹喝酒。「每次『變房子』我都叫作協的朋友一起買，有的人不大肯，我們就借錢買。」

「我太太一輩子就有一個念想，就是住得好一點。」 1997 年，毛時安到了文化局工作，「當時已經開始賣商品房，國家補貼了我一點錢，我們東拼西湊買了龍華西路的一套公寓。再之後又換到了瑞金南路。」一路買房換房，2009 年，毛時安一家搬進了古北的一間新房，157 平方米，他也終於有了自己獨立的書房。上世紀八十年代，古北開始興建，它緊靠虹橋商務區。第一個成片開發的高檔住宅區就在古北，最初這裡的「外銷房」吸引了跨國公司的外籍員工。這裡也被認為是「富人區」。

「不得不說，有能力有條件的人早就從新村裡搬出來了，還住在鞍山（四村）的人，有的可能都不知道上海有古北吧。」

如今毛時安在古北的住房

近幾年，毛時安每隔一陣都要回鞍山四村看看，當初艷羨的八室里爺叔和阿姨一度搬離，但最後又回到了鞍山四村居住。毛時安曾居住過的那間房也被重新改造，原本南北的兩個房間被分割成了兩套獨立的房子。曾經「不講隱私」的新村，在南北兩個房間中間砌起了一堵牆，一分為二，各有獨立的衛生間和廚房。

最初的鞍山四村只有三層樓，在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為了增加住房供應，又在原本三層樓的基礎之上向上加蓋了兩層。1-3 層還保留了原來的木頭樓梯，再往上是水泥樓梯，鞍山附近的工人新村大多保留了這樣的改造痕迹。同濟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的楊辰副教授曾研究過這種「加蓋」，不像今天大多打著「舊城改造」名義的項目將原居民遷往郊區，這種改造保留了原有的居民，又增加了住房的數量，「這在經濟上看可能並不『划算』，在那個年代之後幾乎再也見不到這種『加蓋』式的改造了。」

今天的鞍山四村（圖片 / 毛時安）

但改造的頻率不斷放緩。如今這些新村的 1～3 層，木頭樓梯年久失修，人走過會發出吱吱呀呀的聲響。這裡靠近同濟大學，同濟大學創意學院曾為附近街區的公共空間進行設計和改造。鞍山四村旁的蘇家屯路，一棵樹上出現了一顆碩大的玻璃球，這是一個感應燈，聚攏的人越多，燈就會越亮，設計者希望能通過這個作品帶來社區的凝聚力。

「但這些小修小補沒什麼力度」，在古北住久了，每次回鞍山四村他都有些不能習慣。「管線設施很老化，外露的電線捆起來像亂稻草，蜘蛛網還有章可循一點。停車也是亂糟糟，樓外面看吧，油漆塗得嶄新，裡面就黑乎乎一片，物業管理跟不上，電錶箱一塌糊塗，扶梯地板都顫顫巍巍，一腳踩上去都要擔心會不會塌掉。」

儘管如此，鞍山四村的房價並不低，除了那些搬不走的原居民，外地有條件的年輕人也在此買房，「老破小」的價位相對可以負擔，這是他們落腳這座城市的第一塊跳板。毛時安曾經就讀的打虎山路小學如今成了楊浦區重點，「學區房」是這處「老破小」的新價值。

作圖：林玉堯

題圖：stocksnap、Maxime AmoudruzonUnspl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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