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讓所有大牌明星脫下衣服的，只有她

在蟬主的印象中，藝術家都要窮困潦倒，或是執著於自己小眾的藝術創作中，才是能算是一名藝術家。

畢竟，像蟬主這樣搞藝術的，都不怎麼賺錢。

但今天吃泡麵的我，突然想起有這樣的一位攝影界大師。日薪能最高到10萬美元，而且人家賺的也不虧心。

她就是安妮·萊伯維茨，讓明星怎麼脫都行的王牌攝影師。

Annie Leibovitz

安妮到底為啥能靠拍照就混跡在名流圈裡，只要看作品就知道了。

她拍的這組約翰列儂和小野洋子的照片，是蟬主印象最深的一組照片。

這張照片也是約翰列儂和洋子之間愛情的最好證詞，列儂評價這張照片說：你精準的抓住了我和洋子的關係。

可誰也沒想到，這組照片卻成為了這對愛人最後的一張合照，拍完照片後的四個小時，約翰列儂被刺殺，最後死在了醫院裡。

就在約翰列儂去世後的幾周，小野洋子又再次找到安妮，讓她拍下了失去愛人的樣子。

一切像是水到渠成般的自然。

而悲傷的表情就算少了眼神，一樣也能讓人透過照片感受到失去愛人的痛苦和寂寥。

十年滾石客

在安妮·萊伯維茨小時候家裡就有這樣的一個習慣，不論去什麼地方，幹什麼，都會有照相機的參與。

從小安妮就對相機的存在習以為常，由於父親是美國空軍中校，所以經常會因為父親職務的原因，舉家遷徙，在旅途中，安妮就已經開啟了她攝影的道路。

直到大學到了舊金山藝術學院就讀，才開始學習專業攝影技巧。

1970年安妮回到了紐約，在朋友的介紹下來到了《滾石》雜誌，成為雜誌社的攝影師。

那年的安妮，才21歲。

在這個期間，她跟拍了許多的搖滾樂手和明星，像是Patti Smith ，John Lennon，Bob Dylan，Madonna，滾石樂隊等等。

有人說，安妮的拍攝，是悄咪咪的融入你的生活中，你只要表現自己平時的狀態就好了，安妮總是能讓被拍攝者，格外的放鬆和信任她。

也就因為她這樣獨特的拍攝方式和角度，讓人覺得她拍出了這些人物的靈魂。

在朋克教母Patti Smith丈夫去世之後，她還曾找過安妮，開始只是去想找她聊聊天，也就穿著丈夫的外套去了，可安妮卻給她拍了兩張照片，

一張被用作Patti的專輯封面，紀念自己的丈夫。

而另一張則讓Patti自己明白，就算是再怎麼悲傷，自己身上還有著當年一炮而紅時堅強，自信的眼神。

她被安妮的照片治癒了。

也許對於安妮來說，這些只不過是抓拍到的景象，但對於被拍攝者來說，這卻也給了他們力量。

在滾石的十年里，安妮創造了奇蹟，也為滾石的封面基調定下了基礎，當時的安妮，成了攝影師間最牛逼的那個，沒有哪個攝影師不研究《滾石》每一期的雜誌封面。

雖然在滾石的10年，讓她名利雙收，但也讓她染上了毒癮，在進過戒毒療養院後，她總算戒掉了毒癮開始走上了另一條道路。

1983年，她離開了《滾石》，加入了《名利場》。

商業也沒什麼不好

讓當時藝術家最不恥的，就是賺商業的錢，艾倫沃霍爾除外。

安妮拍過許多的政客，從柯林頓，到小布希，從奧巴馬到特朗普，安妮幾乎都拍過，連特朗普的每一任老婆，她都拍了。

她不光拍美國的政客，連英女皇都找她拍照，而且一天的時薪就是10萬美刀。

昂山素季

覆蓋面相當的廣泛。

在《名利場》的安妮，拍遍了當時紅極一時的明星。而《名利場》的封面，也被安妮的天馬行空的想法，附有極大的戲劇性。

而在《名利場》里，讓安妮又一次登上巔峰的，是這一張Demi Moore在1991年的一張封面。

當時Demi Moore是想拍一張自己懷孕的照片，從穿著衣服，到穿著內衣拍了一輪後，Demi Moore說想要一張裸照給自己留作紀念。

但就這一張裸體的照片，卻被當選做成封面。

有不少女性讀者給雜誌社致電說，謝謝你們讓我發現懷孕的女人也能那麼美。

這張照片不單單是屬於《名利場》的，而是屬於所有女性的。那一期的雜誌銷量突破8000萬冊，從此《名利場》的銷量就再也沒有下降過。

就算是商業，安妮也是非常的徹底。

迪斯尼在百年周年後計劃做一期「百萬夢想年」的照片展，安妮也親自迪斯尼拍了一系列的照片，請了無數的明星入鏡。

可以說，在這個時候的她賺翻了。

但對於商業來說，安妮也有自己的顧慮，她得靠拍名人過日子，但又想拍一張好的屬於自己的照片，

但面對著現實，她也只能選擇妥協，她說：我覺得他們贏了。

Ok，就讓他們出名算了。

GIF/838K

「我也說不清楚我的性取向」

除了安妮拍攝的照片備受關注之外，她和蘇珊·桑塔格的故事。

在1988年，安妮39歲認識了55歲的蘇珊·桑塔格，一個是喜歡鏡頭說事的，和一個專於文字敘述的兩個人，就這樣在一起了。

一個是身價千萬的，一個是最受爭議的知識分子，在當時浮躁的社會年代中，桑塔格被稱為「美國公眾的良心」。

安妮和蘇珊的關係一直被外界炒作和八卦，但她只用一句話就解釋了一切：

「叫我們情人好了，我愛蘇珊」。

蘇珊對安妮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她也儘可能想著讓安妮從商業圈裡轉悠出來，所以她建議安妮去趟戰後的科索沃，和動亂的薩拉熱窩。

在戰場上的一系列照片，讓安妮又一次找到了自己攝影師的初心。

「在現場一切發生的太快了，你所做的只是需要回應。」

安妮攝於薩拉熱窩

在安妮認識蘇珊的時候，蘇珊就已經備受癌症折磨很久了，在一次去西雅圖接受手術但失敗後，蘇珊身體明顯的不行了，安妮這才意識到，她要為蘇珊留下些照片。

在安妮跟拍蘇珊的三天後，蘇珊去世了。

而她為蘇珊留下的照片，成了蘇珊最後的註解。

在蘇珊離開後，安妮說：「蘇珊來了，進入了我生命，又走了，我只剩下我的工作。工作成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關係，拍照成了一種慰藉。」

直到蘇珊·桑塔格去世後的好幾年，安妮提起她，還是會難過的落淚。

Keep moving

如今的安妮，在經歷過大筆的揮霍和尷尬的破產之後，安妮還是在尋找著自己的慰藉。

她有了孩子，也算是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唯一還是沒有停止的，還是自己不論是商業上，還是在藝術上的攝影創作。

對於安妮來說，攝影這份工作好就好在能一直去各地旅行，不會停下來待在同一個地方。

移動就是我的目標

從未止步，需要最強的勇氣和堅定的目標，完成一件事其實沒什麼了不起的。

安妮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很難解釋她的創作風格有什麼大的變化，她人像拍得很好，靜物拍得也沒有什麼可以挑剔的，她總有自己的主見，唯一變動的，也就是在商業和藝術上的選擇而已。

安妮這輩子就做好了一件事，那就攝影。

而一件事情做了一輩子，一個人去愛了一輩子，這才是真的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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