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接受基督信仰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功課

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朱熹注，「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一個人在家孝順父兄，在外就不會犯上作亂。這不是人性真相：有人殺人如麻，回家卻是大孝子。中國人的愛的秩序，出不了家門，出不了鄉村，出門了國門。所以中國人群流行老鄉文化和民族主義文化。說到底是儒家文化傳統延伸出來的一種情感習慣。真正的愛，是愛鄰舍，愛陌生人；家族熟人社會，其實是關係網，是利益集團。我們能夠看到太多的基督徒萬里迢迢去陌生的地方傳遞愛的信息，但似乎很難找到一個儒生會去到某個蠻荒之地展開愛的行為。問題出在孔子缺乏對人性的深度辨析，把愛這種人類普遍性的情感局部化了。

「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語出《左傳·昭公二十八年》。當這樣的格言用作公共批評的時候，就顯出巨大的人性論謬誤。公共語境下，誰是君子，誰是小人，不能單方面宣告，否則會帶來兩大錯誤：一、誅心之論，以道德審判為方法，破壞人性層面的平等秩序，二、精神勝利法，以假想的君子風範為前提，單方面宣布自己勝利。這的確是魯迅所譏諷的傳統思維方式。但這句話從另外一個角度理解，有一些價值，即我們不提倡用自己的心靈動機去推測他人的心靈動機，並認為這樣的認知方式是無效的，可笑的。由此，一個新的問題意識就產生了：一個人應該怎麼辨析自己的內心生活呢？儒家思想史發展到王陽明時代，出現了「心學」，基於孔子人心向善的前提條件，王陽明認為人心可以「致良知」。西方思想史也同樣存在關於人的心靈動機的討論，康德認為一個人必須在他的心靈範圍之內基於上帝的「絕對命令」展開對自己的心靈動機的追問，這才是一個人的倫理秩序得以成為可能的方法論。通過比較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王陽明和康德的差異所在，主要在於前提條件的不同，王陽明的基準條件是立足於孔子的仁學，而康德的基準條件是立足於上帝的話語。所以我們必須有勇氣就基準問題展開討論，基準如果錯謬，則一切都錯謬。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是一句牢騷之語。孔子腹有詩書，周遊列國，渴望被君王任用，但一生失意，只好勸自己不憤怒。一個人的價值所在，貴在誠實，而不是偽裝。所以聖經話語並不一味反對憤怒，而是勸勉眾人，「不要輕易發怒。」如果真理被強暴，信仰被踐踏，憤怒與反抗是完全必要的。朱熹對孔子這句話的解釋，「學在己，知不知在人」。這延伸出一個關於學與知的關係問題，一個學習的目的性問題。事實上朱熹的解釋比孔子更膚淺，一個人學習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而不是獲得他人理解。事實上如果我的學習目的就是為了讓其他人知道我，我就是為了獲得足夠的影響力才學習，這樣的學習是不可持續的，因而也必然是膚淺的。聖經說，不要得人的榮耀，榮耀歸給上帝，這是給學習預設無限空間，避免淺嘗輒止。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孔子的這句話，提供了兩種思想原型：一是開放精神，二是樂感文化。但這只是孔子的單向度表述，強調「有朋」，則忽略了敵人，忽略了人類衝突和競爭。敵人的存在是事實秩序，所帶來的是人類直面苦難的張力。遮蔽敵人和苦難，則遮蔽悲劇精神，中國人膚淺的大團圓審美情結，或許就出自孔子。為什麼智慧如孔子，其思想慢慢演化為一種單向度的樂感文化，原因還是在於對人性論深刻認知的缺失，在於我們的基準前提是人，而不是上帝。如果僅僅以人為終極基準，則孔子的仁和善的價值訴求就是合理的，因為人性具有與生俱來的向善的主觀偏好，在善與惡、幸福與苦難、自由與奴役之間，我們肯定選擇善，選擇幸福，選擇自由。但正是這樣單向度的選擇，把我們與整全的上帝意志隔絕開來，導致我們雖然心存優美，卻持續不斷地走向悲慘世界。但我們如果順服上帝的意志，選擇以上帝作為我們的基準前提，則我們立刻意識到我們作為人的有限性，如此我們終於知道我們的理性的邊界，通過一種對人性無力無知秩序的接受，找到了我們的知識的力量。

所以，研究中國文化，一定要建立明確的問題基準前提條件，否則就是自說自話，沒有意義。我反覆告訴自己，一定要有明確的基準前提條件，「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這句話是真理，我的理解就是，在知識論的意義上，上帝是我們的基準前提條件。很多思想家為了解釋這句話，可謂想盡了辦法，比如斯賓諾莎用幾何學的方法解釋這句話，笛卡兒用解析幾何方法解釋這句話，萊布尼茲用二進位解釋這句話，帕斯卡爾用概率的方法解釋這句話。隨著解釋方法的多樣性，人們發現知識的體系也隨之拓寬了。這其中隱含著巨大的奧秘，但關鍵的前提條件，是一個人必須首先要相信耶和華上帝，相信上帝在《聖經》裡面所說的話語。複雜的道理就不講了，打個比方吧，從學習的意義上看，一個人要學好物理學，首先得認同和熟悉物理學的公式。一個完全不了解公式甚至是否定物理學公式的人，是不可能學好物理學的。聖經就是人生存和思考的公式，所有的生命和所有的知識都從這裡涌流出來。作為一個人，你必須首先相信和接受聖經話語，只有這樣你的生命才有意義，知識才有能力。當然，作為一個人，你具有上帝賦予你的自由選擇權，你可以選擇漠視上帝話語，放棄放棄聖經，這是你的自由，但每一次選擇都意味著一種必然的後果，選擇放棄聖經話語的後果，就是永遠的被奴役，永遠的無力和無知。

認識到這樣的秩序，價值連城。我想我終於明白了一件事，作為中國人，我們到目前為止，依然處在為奴的狀態，我們就是一群被這個世界的情慾所奴役的人，那些獨裁的皇帝，那些肆意妄為的官僚，那些為虎作倀的打手，不過是上帝使用他們的惡，用來懲罰我們這些「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聽」的瞎子。事實上我們不是瞎子，所以我們註定有罪。以色列人在埃及為奴四百年，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為奴3000年，而且還會為奴下去。這是我們應得的報應。以色列人的使命是出埃及，我們的使命是出自己。自己不更新，一切都不會更新，所有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問題，某種意義上都是知識分子為了掩蓋自己的罪惡找到的一個借口。這是基本的現實，在此基礎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吧，比如我無力改變一個國家的走向，但我可以靠著信仰，更新我的生命。

在這個意義上，我真誠地認為，「學而時習之」，這句話在孔子所有語錄里是最有價值的，中國人最正確的姿態，就是開放式學習，開放式糾錯。必須學習，必須研究。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一個中國人接受基督信仰秩序，就是一場最偉大的學習功課，其偉大之處在於，第一，我們找到了最終極的學習對象——上帝；第二，我們找到了最好的老師——基督；第二，我們找到了最好的學習教材——聖經；第三，我們找到了最可靠的學習方法——信心。只要我們認真體察，我相信我們能夠找到孔子思想的問題所在，在學習的命題上，建設我們的方法論。正是在方法論的意義上，我意識到了「學而時習之」這句話的問題所在，是的，這句話放在整部《論語》的開頭，使得我們關於學習的問題意識大打折扣。比學習更重要的問題是學習的對象命題，是人類應該向誰學習的問題意識。思想史作證，牛頓向蘋果學習發現了科學，萊特兄弟向鳥兒學習發明了飛機。一切事物的秩序的背後，都有上帝的意志，所有的知識都來源於更高的上帝啟示，兩個文盲把自己關閉在黑暗之中互相學習，是不太可能找到新知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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