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降紅磚後：一起高空墜物引發的命案和「連坐賠償」之問

最新 08-30

這天一切如常，直到卜英貴被一塊紅磚砸死。

當時他剛從伊頓公館28棟一單元樓下的手機店走出來，騎上電瓶車正準備起步離開，沒有一點預兆，高空墜落的紅磚砸中他的後腦，人車倒地，血流汩汩。

事發當時，劉小蘭正躺在11樓的床上玩手機，她懷孕6個月了，幾乎天天在家養胎，懶得出門。

9樓住戶鄧國才正在離家800米的鏡湖體育館裡健身，這是他五個月前開始每天必做的事情，已養成習慣，還辦了會員卡。妻子、女兒和孫子都在家等他回來吃飯。

6樓的李鳳香在附近的鏡湖新城中心菜市場買菜，老伴一大早騎著電瓶車去到8公里外的汽車修理廠收廢品，家中還有兒子、兒媳、孫子。

兒子兒媳帶小孩去杭州旅遊，24樓的季燁便和老伴回了弋江區的老房子打掃衛生，跟鄰居打麻將、鬥地主。

父母平日在老家住，這次趁國慶假期過來，31樓的業主祝玉清就帶他們和兒子三人去了7公里外的鳩茲古鎮遊玩。

5樓的倪萍正在開往涇縣的大巴上，假期快過去一半，丈夫還在工地忙活，她只好自己帶五年級的兒子去桃花潭鎮的查濟村，想看看那裡有名的徽派建築。路上，她收到同學微信發來的現場事故圖片，還在想，到底是誰這麼缺德？

這天安徽蕪湖多雲微風，一切如常。誰也沒有想到，有個人會突然死在自家樓下，更沒有想到，半年後他們會成為這個事故的被告。

案發當天，卜英貴從圖中左側的手機店出來後，在中國郵政儲蓄銀行門前被紅磚砸中。圖中右側的飯店及以上樓層就是二單元。澎湃新聞記者張小蓮圖

天降紅磚

2016年10月4日，卜英貴一早起來和面，等妻子烙好餅，他就送去給附近讀初中的小孫子，臨出門前，他囑咐妻子中午給小孫子送飯，「我把你手機搞好就回來吃飯。」

這是丈夫對王德和說的最後一句話。她回憶這一幕，莫名湧出懊悔，「那天要是知道會出事，說什麼也不讓他出門啊！」

卜英貴是早上8點出的門，他想給妻子換個「有微信」的智能手機，方便平時聯繫老年大學的朋友。2012年，他們報名參加了小區隔壁的鏡湖區老年大學，每周去那兒唱唱歌、跳跳舞。卜英貴喜歡唱歌，在老年大學舉辦的歌唱比賽中拿過二等獎。

伊頓公館僅與自家小區隔著一條馬路，卜英貴在手機店挑了一個多小時，終於下決心買了一款。

他拿著新手機從店裡出來，跨上電瓶車，還沒把手機放好，一大塊紅磚砸下來，砸成兩部分，一半還是完整的，另一半已碎成小塊。手機包裝盒掉在碎磚旁，此時距離回家吃飯只有300米，再走300米他就可以把新手機交到妻子手裡。

2016年10月4日上午10點多，卜英貴被一塊高空墜落的紅磚砸死。安徽網資料圖

卜英貴的後腦被砸開了，「砸出一個窟窿。」當天去殯儀館看過姐夫遺體的王德美說，那麼大個窟窿，「120」來了，也無用了。

手機店員第一時間報了警，大概在10點50分。距離700米的東門派出所接到報案後趕到現場，等「120」過來確認卜英貴已死亡，便將其直接送到了殯儀館。

卜英貴家庭觀念很強，「一到吃飯時間就會回來」。眼看到了飯點人還沒回來，王德和打他電話，沒人接。她急了，通知子女。家人們在接下來一個小時里，打了數十個電話，均無人接聽。

將近下午1點，王德和給小孫子送完飯，回來時繞到伊頓公館找人，看見好多人圍著，地上一大攤血，「血已經幹了」。路人告訴她，有個五十齣頭的男子被砸死了。

其實卜英貴已66歲，因年輕時練過武，為人也開朗，身體和精神面貌一直很好，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小。

王德和進一步向路人確認，問死者穿什麼顏色的衣服，一聽是湖藍色，她就暈倒了。路人將她背到了附近的診所。

與此同時，讀高三的大孫子去東門派出所報案，想用手機定位找人。派出所把卜英貴的身份證和手機拿出來，他才曉得外公出事了。

在家人的描述中，卜英貴是個能幹、活躍、有凝聚力的人，幾人圍坐聊天，他三句話就能把大家逗笑了。這麼多年，他一直是家裡的頂樑柱。

他的意外死亡給這個幸福之家蒙上了一層陰影。大孫子受了打擊，成績下跌，高考只考了650分，失去保送清華北大的機會。王德和白天吃不下飯，夜裡睡不著覺，130多斤的身體，現在瘦到104斤。

「砸下來」的官司

侵權責任法第87條（以下簡稱第87條）規定：從建築物中拋擲物品或者從建築物上墜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損害，難以確定具體侵權人的，除能夠證明自己不是侵權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人給予補償。

丈夫去世後，王德和寢食難安，瘦了30斤。澎湃新聞記者張小蓮圖

蕪湖市公安局和鏡湖公安分局相關人士對澎湃新聞稱，本案屬於民事範疇，不是公安機關管轄刑事案件，警方並未立案，此前只是配合社區調查。目前，法院已受理本案，業主有無責任由法院來斷定。

卜英貴家屬在援助律師李長志的建議下，將伊頓公館28棟一單元1樓以上的96戶176名業主，以及小區物業、開發商全部告上法庭，訴求判處各被告共同賠償原告各項損失共計526671元。

「我們在外面玩得好好的，回來就成被告了！」季燁兒子晚上下班回來，說起這事憤憤不平，「我又沒有過錯，為什麼要賠償？」

案發時懷孕在家的劉小蘭很難自證清白：「難道說我在自己家裡待著也有錯嗎？」2012年一交房她家就開始裝潢，2013年入住至今，「這麼長時間，別說一塊磚頭了，半塊磚頭也沒有啊！誰沒事兒在家裡放磚頭啊？」

「我們怎麼會去做這種事？高空拋物是我們最恨的！」鄧國才曾是高空拋物的受害者，他說自己家原來住單位房一樓，樓上住戶「什麼都往下扔」，一共三層樓，誰扔的一清二楚，礙於熟人臉面不好吵罵，只能忍受。

這套房是女兒鄧慧芳買的，一直是他和老伴兩人住。案發時正值假期，女兒帶寶寶回來玩，他在外鍛煉，老伴和女兒在家帶孩子，「我們在家待得好好的，怎麼就成了被告？」

有些業主一直住在外地，接到法院傳票才知曉發生了此事。看到40多頁的起訴狀上，印著所有業主的姓名、地址、身份證號和手機號，鄧慧芳心裡不是滋味。

她和大部分業主的想法一致，如果出於人道主義去捐款，作為對死者家屬的同情和慰問，她可以接受，「讓我捐款，我好歹是做善事了。」但現在以「可能侵權人」之名讓她成為被告，承擔補償責任，她接受不了。

「我們業主最少有99%是冤枉的，甚至可能是100%。」倪萍不解，為什麼找不出肇事者，就要整棟樓所有人來買單？

中國法學會民法學研究會會長、侵權責任法主要起草人王利明向澎湃新聞解釋，第87條的立法初衷是為了保護受害者的權益，因2009年立法前，出現過幾個高空墜物砸死人案例，找不到具體的肇事者，受害方將所有有嫌疑的人告上法庭，結果被法院駁回起訴，「什麼賠償救濟都沒有」。

「我們沒有過錯，你讓我們賠錢，那我們也是受害者，誰來保障我們的權益?」季燁兒子反問道。

在冤屈不平的共情里，各種抱怨、猜疑、揣測，從人心深處，逐漸在業主之間蔓延開來。

「有人說，家屬到底是想查出來好，還是不查出來好？你叫他（肇事者）一個人賠五十萬賠得起嗎？」祝玉清的眼神透過鏡片流露出疑惑。

而王德和的雙眼始終紅腫，哽咽說：「我怎麼不想（找到）啊？我恨啊！公安都沒找到，我有什麼辦法？」出事後，她每天對著卜英貴的遺照說幾句話，說他死得冤，無緣無故被砸死了，連誰砸的都不知道，太冤了。

自證清白

法院傳票下達後的一個星期里，業主們每天晚上都聚在樓下商討，如何舉證，如何請律師，討論結果是每戶先出100元，多退少補。

倪萍等幾個比較積極的業主跑了所有樓層，希望大家共同請律師維權，但有些房子要麼沒人住，要麼出租了，也有些人拒絕請律師，沒說兩句就把門關上了。最後只有40戶交了100元。

找來律師看過現場後說，二單元可以追加，但不能保證不賠償，也不能保證一定把二單元拉進來，且要求每戶收費不低於500元，有些業主就不願意出錢了。

季燁算了筆賬，兩個單元加起來200多戶，共同攤52萬賠償，每戶也頂多攤兩千。最起碼，與一單元相連的二單元01戶也有嫌疑。

「對方律師在辯詞中也稱，最大可能是一單元，意思是不排除二單元，那為什麼只起訴一單元？」祝玉清說。

7月25日-26日，該案在蕪湖市鏡湖區人民法院1號法庭審理。帶著證據來出庭的被告業主不到一半。安徽網資料圖

2017年7月25日，該案在鏡湖區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因被告人數眾多，原定計劃庭審三天，但近一半人未出庭參加，26號提前結束。

有些人自始至終不管不問；有些人覺得維權無用，最終還是要賠錢；有些人當天就在家，交不出什麼證據；50多歲的李鳳香和老伴不識字，看不懂法院傳票，也不知道舉證成功就可以免責，因此沒有出庭。

祝玉清妻子在旅遊公司上班，有人事部出具的考勤證明，原告律師說必須要有公司的出具人簽字才有效，他在外遊玩，拍的照片也不能作為證據，因為可以PS作假。

連派出所都沒去過的倪萍，在法庭上緊張得「話都不會說了」。她出示了一張25元的短途汽車票，因沒有身份信息，不能證明是本人。她旅遊時發了朋友圈，法院說電子產品不能作為證據，日期可以改，「還有人家裡有攝像頭證明那天不在家，他說攝像頭的時間也能改。」

季燁一家有堪稱「完美」的不在場證明，也被原告律師一一反駁——2016年10月2日，即案發前兩天，季燁和老伴回了弋江區老家，幾十個鄰居知情，兩個人到法庭上幫忙作證。兒子兒媳則是3號帶孩子去杭州旅遊，6號晚上才回來，有高鐵票、住宿發票為證。

原告律師李長志表示，這隻能證明你不在家，不能證明家裡沒人。就算證明家裡沒人，也不能證明拋墜物與你無關。有些房子水電度數不變，也只能證明平時沒人住，不能證明案發那個時間段沒人進來。李長志認為，大部分業主遞交的證據都不足以達到證明的高度，「除非證明你不是房屋的使用人，比如房子出租了，那麼由租客承擔責任。」

舉證的困難，讓季燁兒子愈加不滿：「他要告，應該他來證明我有罪，讓我們來舉證自己無罪，我們怎麼舉證？」

在吳明看來，「你根本沒有證明他行為有過失，就把人家告上去，要人家賠。而且推定這些人有過錯，要他們自己去證明（無錯），實際上是有罪推定。」

「那你能證明誰是加害人嗎？」中國人民大學民商事法律科學研究中心主任楊立新對此持不同看法。他認為，在兩者不可兼顧的情況下，必須有一個折中的辦法，而且證明自己不是加害人並非不可行，家裡沒有人、家裡沒有拋墜物、位置朝向不一致，至少這三點都可以證明。

鄧慧芳提交了兩樣證據：一是家裡所有窗戶陽台都朝南，東西墜落也不會落到北面的馬路上；二是房子2012年已裝潢，家裡沒有磚頭，「你不能說29樓的磚頭是我堆過去的。」

鄧慧芳無法認同原告律師的邏輯，但轉念又想，如果法院採納了部分證據，那就意味著要由更少的無辜業主來攤這筆錢，每戶攤的錢就更多了，「所以你說怎麼辦？」

高空墜物「連坐」之問

在等待判決的這一個月里，業主們已各有打算。普遍心態是，要是攤幾百千把塊，就當捐款，判多了，不會束手交錢。

「交得起就交，交不起就不交。」李鳳香意味不明地笑了，「到時看大家交不交。」她來自銅陵農村，沒有社保和退休金，老伴每天出去收破爛補貼家用，一天收千把件，也就掙幾十塊。他預測這個錢很難收齊，「都不是自己乾的，誰會願意交？」

業主擔心，有些高層戶把空調裝在外面有安全隱患。澎湃新聞記者張小蓮圖

「賠償款太多我們肯定是不付的。」季燁想維權到底，但人心不齊很難請律師，「我要是花錢去上訴、去維權，打贏了，別人受益。」

33樓的大爺是想坐享其成的淡定派，他料定一定會有人出頭去上訴。

鄧國才之前算過，每戶可能要攤4500元，「那麼多錢，我肯定不會賠的。」他和妻子都是退休工人，退休金加起來才四千多。妻子說：「判多了，對死者的同情會變成恨。」

2000年，重慶高樓掉落一個3斤重的煙灰缸，將路人砸成八級傷殘，法院在一片爭議聲中，判決樓上22家住戶各賠償8100餘元，共計17.8萬，這是全國首例高空無主墜物連坐賠償判決。但後來法院以執行困難為由中止了執行，至今受害者只收到3名被告不到2萬元的賠償，連打官司的成本也未收回。

「第87條（出台）是各方妥協的結果。」楊立新告訴澎湃新聞，學界對這一法律問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業主應該承擔連帶責任，賠償全部損失；另一種則認為這樣不公平，完全不應該承擔責任。兩種意見爭論很激烈，「吵了很長時間」。最後採取了比較折中的方法——業主要證明自己不是加害人，不能證明就要承擔責任。「這個責任不是侵權責任，也不是全部責任，而是一個適當的補償。

伊頓公館28棟30樓以下的公共陽台沒有安裝玻璃，有墜物風險。澎湃新聞記者張小蓮圖

王利明認為，對高空拋墜物砸死傷人案件，警方應先立案偵查，「查不出來，才是民事問題」。

「即使把人砸傷，也是過失傷人，砸死，就是過失殺人，都是很嚴重的犯罪。」中國人大知名法學教授、侵權責任法研究專家吳明（化名）也贊同公安部門先介入調查，因其有很多刑偵手段，相對容易找到加害人。

楊立新還表示，第87條出台後，即使案子判了，還是有很多人不願意承擔責任，實際執行遇到一些困難。

王利明如今也改變了想法：「我現在看，把業主告上法庭是有問題的，這個現在看來效果不好。」他主張第一適當補償，第二以物業作為主要被告，這樣有利於物業採取防範措施。

楊立新告訴記者，深圳有個案子就是把物業當被告，物業後來在小區各角落裝上攝像頭，對高層住宅進行監控，後來再也沒有發生過高空拋物事件。

受訪業主認為，這次高空墜落紅磚砸死人，物業的責任不可推卸。首先，小區門禁形同虛設，誰都可以進來；其次，監控措施不到位，倪萍說以前業主丟失物品，去物業看監控都無果，「他們會說這兩天監控壞了」；還有業主反映，每次進出小區，看到送建築材料的搬運工對保安只報了樓號，沒有報具體的單元、房號；部分高層住戶將空調裝在外面，存在安全隱患，向物業反映，也不了了之。

去年案發第三天，卜英貴的靈堂還擺在28棟樓下，二單元掉下三個皮球，砸到冷飲批發店老闆，「從後背擦過」，紅腫了幾天。一個月後，飯店門口一根一米長、帶釘子的木棍掉下來，差點砸到小孩。記者採訪前不久，樓上又掉下來一塊鐵皮，80厘米長，40厘米寬，薄而鋒利，冷飲店老闆娘形容：「砸到人就不得了了。」

「我現在每天住得膽戰心驚，我家小孩就在附近上學，我每天跟他講，走路的時候離遠一點。」倪萍很希望能抓出肇事者以儆效尤，「讓全國人民都知道，往樓下扔東西，不是查不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