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視能否成功地進行科普？——來自《娛樂至死》的啟示

作者劉兵（清華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中心教授）

責編 許嘉芩 劉愈

7.1

問題

關於電視在科普中的作用，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話題。因為，從國內若干相關調查來看，都無疑地確定了電視在科普中的重要作用。例如，最新可見的關於全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的資料來看，在《2003 年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報告》中，就明確地給出了這樣的數據：「公眾主要通過觀看電視節目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比例已經達到93.1％。遠遠高於其他渠道。」「公眾對於最可信的科技信息渠道，選擇電視者佔86.2％。也遠遠高於其他渠道。」並且有明確的結論：「在任何文化程度、不同性別的公眾中，電視都是其獲得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中國公眾科學素養調查課題組，2004）其實，在其他一些渠道的調查結果中，結果也是相似的。

但是，儘管電視傳播在公眾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各種渠道中，相比其他傳播渠道佔據如此壓倒優勢的比例，成為公眾獲得科學技術信息的最重要來源，但電視科普的現狀，顯然並不令人滿意。例如，仍是在一份官方的報告中，就曾得出結論說：「總結我國省級電視台對科技節目的播放，無論是播放時間還是欄目創作都很薄弱。而在我國電視界科教欄目的創作和播放能夠形成一定規模的只有中央電視台。」而且，即使就中央電視台來說，也還是「科技欄目觀眾規模普遍較小」「如何吸引大多數觀眾的問題，尚未得到解決」。因而，電視科普節目顯然「屬小眾類節目，觀眾範圍窄，綜合影響力相對較弱」（中國科普研究所，2005）。

結合上述兩方面信息，人們可以得出一些相關的結論，即總體上講，從傳播渠道來看，科學普及工作的狀況並不理想，因為在現有的科學傳播中，電視傳播佔有絕對的優勢地位，而這種佔據優勢地位的傳播渠道，其現狀也仍然問題很多，難以令人滿意。對於電視科普節目遠不令人滿意的問題，也許都不一定非要來自文獻的證據，個人看電視的感受通常也是支持著這一結論的。

相應地，我們亦可以由此出發來思考一些相關的問題。例如說，電視這種傳播形式，究竟怎樣才能將科普搞好？或者是，以電視這種傳播形式是否可能把科普搞好？以往，在那些被收錄在期刊資料庫的有關電視科普「研究」的論文中，往往或是站在主流立場，說些不痛不癢的話，或者僅僅是一些電視媒體工作者的工作總結性的東西，還有一些，則難免讓人聯想到有以發表些形式化的論文來換取其他東西之嫌疑。大體上說，很少看到對於電視科普問題進行了真正有深度的研究的作品。或許，與電視傳播的其他內容相比，電視科普根本就是一個被傳播研究者所忽視的角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因為其他原因而讀到了美國傳播學者波茲曼的傳播學研究名著《娛樂至死》一書時，在作者雖然重點談及文化和電視傳播但卻並非專門討論電視科普的文字中，聯想到一些涉及到電視科普的問題。就此而言，波茲曼的著作確實是極富啟發性的。

7.2

波茲曼的學說

尼爾· 波茲曼（Neil Postman），系美國紐約大學的傳播學教授。他最重要的「媒介批評三部曲」（即《童年的消逝》、《娛樂至死》和《技術壟斷》）均已出版了中譯本。在這「三部曲」中，他各有側重地討論了相關問題的不同方面，而本文，則主要是注意到其在《娛樂至死》一書中對於以電視為主要代表的當代傳播文化的批判與反思。

在波茲曼的觀點中，是將傳播所依賴的技術手段作為區分傳播文化的基礎。也就是說，他認為表達思想的方式是與思想的真實性相關的。在他的階段劃分中，印刷術的發明和以電視為代表的對圖像傳播技術的興盛，是兩個重要的分界點。其實，他先是以表現上相對中性的立場來看待這些技術發明給傳播和文化帶來的雙面效應的。例如，他指出：「任何稍稍了解人類交流歷史的人都知道，每一種思想的新工具的誕生都會達到某種平衡，有得必有失……印刷術的發明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印刷術樹立了個體的現代意識，卻毀滅了中世紀的集體感和統一感；印刷術創造了散文，卻把詩歌變成了一種奇異的表達形式；印刷術使現代科學成為可能，卻把宗教變成了迷信；印刷術幫助了國家民族的成長，卻把愛國主義變成了一種近乎致命的狹隘情感。」（波茲曼，2004， p.35）

雖然在出發點上似乎是中性的，但在《娛樂至死》這本書的字裡行間，還是表現出波茲曼對於印刷術時代的傳播思想的方式的某種推崇。相應地，在以印刷術為主要傳播技術手段時，「不論是在英國，還是在美國，印刷術從來沒有讓理性如此徹底地出現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時期。但是，我們也不難證明，18 和19 世紀的美國公眾話語，由於深深紮根於鉛字的傳統，因而是嚴肅的，其論點和表現形式是傾向理性的，具有意味深長的實質內容」（波茲曼，2004， p.69）。在這裡，一個重要的要點，就是將理性與印刷術這種傳播方式聯繫起來。「對於印刷機統治美國人思想的那個時代，我給了它一個名稱，叫『闡釋年代』。闡釋是一種思想的模式，一種學習的方法，一種表達的途徑。所有成熟話語所擁有的特徵，都被偏愛簡釋的印刷術發揚光大：富有邏輯的複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於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以及等待受眾反應的耐心。」然而，「到了19 世紀末期……『闡釋年代』開始逐漸逝去，另一個時代出現的早期跡象已經顯現，這個新的時代就是『娛樂業時代』」（波茲曼，2004， pp.83–84）。

這個所謂「娛樂業時代」，其核心的技術支撐，當然就是電視了。波茲曼利用了大量的實例來說明這種電視傳播的娛樂化特徵，並且不斷地總結和強調這種新的、娛樂化的傳播方式對於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文化的決定性影響。「電視把娛樂本身變成了表現一切經歷的形式。我們的電視使我們和這個世界保持著交流，但在這個過程中，電視一直保持著一成不變的笑臉。我們的問題不在於電視為我們展示具有娛樂性的內容，而在於所有的內容都以娛樂的方式表現出來，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波茲曼，2004， p.114）「埋藏在電視新聞節目超現實外殼下的是反交流理論，這種理論以一種拋棄邏輯、理性和秩序的話語為特點。」（波茲曼，2004，p.136）「電視是我們文化中存在的、了解文化的最主要方式。於是——這是關鍵之處——電視中表現的世界便成了這個世界應該如何存在的模型。娛樂不僅僅在電視上成為所有話語的象徵，在電視下這種象徵仍然統治著一切。」（波茲曼，2004， p.121）

波茲曼在其討論中，雖然並沒有把科普當作中心問題，但還是直接間接地涉及到了一些。而且，關鍵之處仍然在於娛樂和理性之間的衝突。「為我們提供純粹的娛樂是電視最大的好處，它最糟糕的用處是它企圖涉及嚴肅的話語模式——新聞、政治、科學、教育、商業和宗教——然後給它們換上娛樂的包裝。如果電視節目變得糟糕起來，我們倒是應該慶幸了。」（波茲曼，2004， p.207）

顯然，波茲曼這些關於傳播技術手段發展與傳播效果乃至於傳播內容實質之間關係的討論，對於我們思考電視科普的問題，是極有啟發性的。

7.3

電視科普與娛樂

在國內已有的而且數量不多的對於電視科普進行研究的文章中，大多也都注意到了娛樂性的問題。例如，在《中國科普報告2005》中，就有「科技節目娛樂化是科教影視發展的必然趨勢」這種判斷。（中國科普研究所，2005， p.180）也有人一方面強調電視科普娛樂化的重要性，強調要有「積極的娛樂」，同時，又認為要把握娛樂的尺度。（桂莉、裴世蘭，2004）類似的觀點，還有不少，但通常都是將電視科普的娛樂化當作使受眾樂於接受其科普內容的技巧來看待，而沒有真正從電視這種傳播方式本身的娛樂化之本質來思考其與科普的不相容性。

以前， 在某次會議上， 曾聽到某業內人士非正式地說到與美國Discovery 節目的製作者進行交流時的一段故事：當中國學者大力讚揚他們科普節目辦得如此出色時，美國人卻回答說，他們做的不是科普，而是娛樂節目。此時，故事的轉述者與許多聽眾，其實也並非真正理解在這其中關鍵的要點，即中國的科普工作者們仍然關注的是美國人對於節目製作中娛樂性的強調，而實際上——如果這個故事的轉述是可靠的話，美國人說的倒應該是與字面意義更為一致的心裡話，其實，那就只是一個娛樂節目！

從前面介紹和引用的波茲曼的觀點，我們很自然地可以有一些推論。因為電視這種傳播敘事方式在其本質上與理性相悖，因而，它從根本上就不適合於傳播在本質上是理性的、嚴肅的科普內容。如果一定要用電視來進行科普，那麼，無非有兩種結果。一種結果是顧及了科普的理性和嚴肅性，結果節目的娛樂性受到損害。國內一些與科普相關的電視欄目，也恰恰因此導致收視率降低而被停播。另一種結果，則是充分照顧到了電視節目的娛樂性，但這時，與我們傳統中所設想的科普，已經完全不是一回事了，也難以達到傳統中設定的科普的目標。

說到這裡，可以將電視科普與娛樂的問題再延伸做一點討論。國內的一些學者，如江曉原等，近些年來一直在呼籲科普的娛樂化。那麼，與前面的討論相關的問題依然存在。要麼，我們必須要修正科普的原初目標（其實，任何科「普」都已經是對於科學概念、科學知識之精確表達的「變通」甚至「歪曲」，而對科學內容最精確嚴格的表述只能以專業的方式在科學家同行中進行交流）。或者，在相當部分的科普中，我們只能放棄娛樂化這種「糖衣」，而採取其他方式使受眾接受相對更嚴肅的科普形式，比如像學校教育的方式（可以注意的是，波茲曼在其書中也分析了電視、電腦等手段給教育帶來的變化和危害）。

究竟我們最後應該採取哪種方式，這當然是可以做進一步探討的。但至少，從來自波茲曼的啟示中，我們可以認識到，對於電視科普之未來的發展，為什麼我們不應過分樂觀。電視科普的不夠成功，並不只是因為從業者的工作方式和能力有問題，而是來自電視傳播技術和電視文化本身之限制。

【本文選自《多視角下的科學傳播研究》第二章科學傳播與視覺文化，第六節，轉載請聯繫作者獲取授權，並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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