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下一代智商高，生得好不如養得好

人腦之複雜，不亞於宇宙。從古至今，腦科學都為人留下了諸多謎題，智商就是其中之一。

在種族主義盛行的年代，東亞人、非洲人、拉美人和愛斯基摩人都被扣過低智商的帽子；而今種族主義被關進小黑屋，科學研究依然會測出黑人智商比白人低的數據。難道聰不聰明真是命中注定？

事實上，先天遺傳對智商的影響遠遜於後天環境。腦子好不好用，由人不由天。

猶太人的迷之智商

中國流傳著眾多都市傳說，其中有條就是「猶太人都是高智商」。一些來源不明的網站大肆宣揚「經過科學測試，猶太人平均智商達117以上，碾壓其他民族」，並用愛因斯坦和各行各業的猶太裔精英來佐證。

愛因斯坦是出生於德國的猶太裔，典型的歐洲猶太人。/ Pixabay

市井傳言的迷霧其實早被科學撥開，猶他州立大學的遺傳學和人類學教授亨利·哈普（Henry Harpending）發現：猶太人平均智商107。考慮到他們優渥的經濟條件、豐沛的教育資源以及向來不弱的政治影響，這個數字並無驚艷之處——畢竟14億中國人也能均出105。

在智商方面，猶太人雖然沒有讓其他民族抬不起頭，但族群內部卻產生了鮮明的智商分層。歐洲猶太人在各類智商測驗中全面壓制北非、以色列的同族，長期在言語、邏輯、數字等項目中霸榜，門門高出5分以上。就算移民到美國，歐洲猶太人的智商總分依然領先其他猶太人14分。

對此，哈普教授在2005年提出了一個新穎的解釋：歐洲猶太人的高智商可能是致病基因的副產品。

中世紀以降，歐洲猶太人拒絕與外族通婚。在封閉的生殖環境中，他們成為各種神經類遺傳病的高發人群。每14個歐洲猶太人中，就有一個攜帶高雪氏病的致病基因。泰-薩二氏病的發病率達到了1/3600，而尼曼-皮克病則高至25‰。這些疾病在世界上其他地區都屬於罕見遺傳病，發病率僅有0.65‰-1‰。

高雪氏病患者的骨髓細胞中堆積了大量脂類，以至骨質下降，肝脾腫大。貧血和骨折終日困擾他們。罹患泰-薩二氏病者會在肌肉強直反射中漸失運動能力，還面臨著失明的危險。尼曼-皮克病則導致神經鞘磷脂代謝障礙，中樞神經系統病變。部分患此病的幼兒智力低下，缺乏行動能力；成年患者雖無智力之憂，但併發症帶來的肺部感染和腹水威脅著他們的健康。

患上高雪氏病的兒童，肝部浮腫。/ Pinterest

在一系列致病基因的引導下，猶太人的神經細胞鞘脂過度生長，阻礙神經信號傳遞。只出現一個致病基因的副本時，神經突觸的生長僅超出正常範圍的10%。此時疾病呈隱性，不影響健康，反而會強化腦細胞的連接，提高智力。但當致病基因的副本成對出現時，相關疾病顯現。不過，患者的智商依然要比一般人高不少。

這些歐洲猶太人的常見遺傳病與肌張力障礙密切相關。20世紀70年代， 神經科學家埃爾德里奇（Eldridge.R），是《神經學前沿》（Advances in Neurology）的主編之一。他在罹患扭轉性肌張力障礙的猶太病患中，發現了一個有趣的現象：患者智商平均121，比健康猶太人高出10分。神經科學家瑞克蘭（Riklan.M）同樣在《神經學前沿》刊文表示：有此類家族遺傳病史的青少年，在智力測驗中均分117，遠超平均水準。

部分歐洲猶太人勉強算實現了高智商的代際傳遞。但這卻是病魔作祟的結果，而非智慧女神的眷顧。對世界上占絕大多數的其他族裔來說，智商不受遺傳的決定性影響。

即便父母智商高企，子女的智商大概率會落入中庸。早在1982年，《行為遺傳學》（Behavior Genetics）公布的數據表明，母親智商與孩子智商的相關性只有0.464，父親則是0.423。這兩者在統計學中算不上強相關，無法證明高智商可以遺傳。

智商不一定能遺傳。/ Wikipedia

智商是一種多基因控制的性狀，它尤其與性染色體息息相關。X染色體負責大腦建構，它與智商的關係也最為密切。

但在人類繁殖過程中，X染色體會不規律失活，攜帶高智商的基因片段也無法保證可以完整地傳遞給後代。再加上細胞的分裂與重組，來自祖祖輩輩的X染色體揉雜在一起，讓遺傳這件事變得更加複雜。

顯色後的人類男性染色體組型，其中紅色框標出來的就是X染色體。/ Wikipedia

孩子得到的決定智商的X染色體，並不只是母親的，還夾帶了外公外婆的基因片段。經歷多重隨機後，家長和孩子有關智商的基因中，既有相似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這註定了父母的智商不可能百分百遺傳給後代，再高都不行。

不過，放眼全人類，這不是什麼壞事。一方面，基因多樣性由此得以實現；另一方面，極端基因不會因此穩定出現。也許這就是進化的奇妙之處：雖然它沒有把每個人都鑄造成天才，但也讓不少人避免了淪為白痴的厄運。

智商並非天定，這一點，已在昆士蘭大學的邦本.本雅明（Beben Benyamin）教授領導的研究中得到證實：遺傳中單核苷酸多態性對智商的解釋僅佔22–46%，其他決定智商的因素就要在後天環境中尋找。

英國14歲男孩兒Paulius Zabotkiene智商測試結果顯示其IQ162，超過霍金、愛因斯坦和比爾·蓋茨。但他的父母都是普通人。/ 視覺中國

被外因操控的智商

遺傳盡其所能地保證了人生而平等。不論是性別，還是種族，亦或是地域，都不會劈出難以逾越的智商鴻溝。

2015年，北京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的薛勇教授在全國範圍內選取了973名學齡前兒童進行智商測試，發現：同一地區男女之間的智商差最大不過3分，半數調查區域的女童的智商還高出男孩1-2分。

這一觀察同樣適用於世界上其他地區。格雷格.鄧肯（Greg J. Duncan）是加利福尼亞大學的知名教育學教授，他在1996年的調查表明，五歲以下的黑人孩童智商最多比白人的低1個標準差。

五歲以下的兒童，並不會因為種族差異顯示出智商差距。/ Reuters

似乎一進入成年人的世界，智商一改常態，看人下菜。生活中也充滿了形形色色的智商偏見。「黑人肯定智商低」。「山村人智商低理所當然」。「女的不適合這個專業，腦子跟不上。」

為什麼苗圃中同樣的花草賣出去後，有的茁壯成長，有的卻奄奄靡靡？答案只有一個，那就是外部環境的影響。

肖恩.里爾登（Sean Reardon）在羅素聖人基金會（Russell Sage Foundation）贊助的一項研究中查明：上世紀四十年代，黑人與白人的智商標準差是收入的2倍，這一數字在2003年時縮減了一半。看來，隨著收入的增加，黑人與白人的智商數值差異也在不斷縮小。

看來，智商主要由生活的環境和條件決定。

首先，營養水平的提高對智商的促進不容忽視。乙醯膽鹼和蛋白質對大腦發育不可或缺。生活中想要獲得它們，就要多吃貝類、魚類、蛋類和堅果等平均價格較高的食物。

想要保證充足的蛋白質供給，經濟上首先就要過得去。/ Wikipedia Commons

奧斯陸大學的喬恩.馬丁.松諾茲（Jon Martin Sundet）在2004年發表了一項跨越近半個世紀的研究成果。上世紀五十年代，挪威人的生活條件不斷變好，平均身高176.5cm；到了1987年，這一數字變成了179.6。而智商也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從12分-19分不等。

其次，醫療條件的改善對智商的提高有著莫大的幫助。2010年，新墨西哥大學的博士生克里斯托弗.埃皮格（Christopher Eppig）指出：疾病，即便是非直接影響智力的疾病，也會影響人的智商。

糟糕的醫療衛生條件會無休止地惡化疾病對智商的影響。格蘭特.斯蒂恩（R. Grant Steen）著作等身，先後在北卡萊羅納大學和杜克大學醫學中心任教。2009年，他發布了自己在世界範圍調查的數據，估算出疾病對智商的具體損害：瘧疾治不好，智商降低23點；鐵元素不足，智商下降9點；患血吸蟲病，損害智商19點；有囊尾蚴病，智商再降17點……

再次，教育對全社會智商水平的提高功不可沒。以當今世上人才大國、也是智力大國的美國為例，上世紀五十年代，高中畢業率僅有50%，八十年代飆升至85%。五十年代僅有6%的人獲得學士學位，但到了本世紀初，這一數字是28%。

落後國家的智商，受教育之恩惠更大。1984年，26%的肯亞母親是文盲，僅有7%接受過標準八年制教育；到了1998年，文盲率降至9%，接受八年制教育的比例升至18%。母親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其文化水平的提高直接改善了家庭教育的質量，讓肯亞兒童的智商提高了整整26點。

一個肯亞母親背著孩子走過市集。/ Reuters

將視角落到家庭這個「小社會」，就能發現：雖然父母的智商不能決定孩子的智商，但學歷可以。2007年，秦皇島市婦幼保健院的樊素蓮在《中國地方病防治雜誌》第22期上發表了多年來的觀察研究的成果：父母學歷均在本科以上的兒童，其智商很少會低於100；隨著父母受教育程度的下降，子女的智商隨之降低；一旦父母都是小學文化水平，子女的智商連上95也難。

從行為學出發，智商是人與環境互動的結果，高智商需要更多正向刺激。家長的文化水平雖然與智商沒有直接關係，但卻與營造智商發育的積極環境有關。

受教育程度越高，家長眼界越開闊，懂得正確的教育方式，熟悉優秀的文化產品，從而為孩子創造更優質的文化生活條件，對智商發育提供積極的引導。而學歷往往決定了職業選擇，文化程度較高的父母從事的職業也不會太差，從而為孩子的精神生活提供了物質保障。

2013-2015年間，由中科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和斯坦福大學Freeman Spogli國際問題研究所牽頭髮起的農村教育行動計劃（REAP）調查了陝西農村中1808名兒童的智力發育狀況，驚覺當地認知發展滯後的比例達到了53%。而在河北與雲南的貧困地區，情況同樣不容樂觀，認知滯後的比例分別是55%和60%。

在陝西省渭南市華陰市桃下鎮馬跑泉村，有著六個孩子的李明榮一家人就住在這個破舊的房子里。六個孩子兩個智障，最大20歲最小六個月。/ 視覺中國

孩子們的生活環境與這樣的僵局脫不開干係。貧困地區的父母被迫外出打工，製造了大批爺爺奶奶看管的留守兒童。老年人對兒童的養育認知還停留在吃飽穿暖的階段，無心也無力關顧孩子們的智力發育。

2008年，REAP派出項目組，走訪了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調查發現，57%的幼童沒有做好接受小學教育的準備，啟蒙教育均值僅有64分，比理論最低值還少6分，更遠差於城市地區的均分100。缺乏學校教育的系統刺激，孩子們的智商不落後才是怪事。

一言以蔽之，只要出生條件優渥，即便天賦平平，但吃得好，睡得飽，念精英學校，看老牌名醫，智商很難泯然眾人矣。

智商崇拜的時代

人類的智商呈正態分布。僅有2.3%的人智商超出130，享受天才的稱號，也僅有2.2%的人智商低於70，被扣上白痴之名。剩餘95.5%的人處在平平常常的中間地段。他們雖然能逃過低智商帶來的種種不幸，但也享受不到高智商贈予的各色好處。

四十歲後，人的認知能力走上下坡路，以致晚年的世界失去色彩。即便如此，高智商人士的老年生活還是更鮮艷一些。因為高智商踩住了大腦中灰質與白質損耗的剎車，各項智力機能的下降得以放緩。

當然，高智商也會給人帶來麻煩，比如總對生活感到不滿，與周遭格格不入。但那可能不是你的錯，因為智商的增長會降低容忍蠢人蠢事的能力。60分的低智商者對生活的期待值不到40；智商90的人對生活的期待能達72，而智商110的聰明人對生活充滿了極高的渴望，期待值足有80強。

相比血統和軍功決定成敗的古代，如今算得上是對高智商人士最友好的年代。發達的消費社會為他們高出常人的生活期許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而今天知識經濟的浪潮中，智力的高下決出收入的厚薄。比如，在編程、金融等公認的高薪行業，高智商者常常拔得頭籌。

紐約證券交易所里正在工作的交易員。/ Reuters

2008年，美國勞工統計局對非西班牙裔的白人男性的調查就證明了這一點。在智商正常的範圍內，將白人男性分成了10級。智商最低者，年收入僅4萬美元出頭。當智商「升職」到第四級時，收入足足翻了一番。而享受頂級智商的男性，也享受到了頂級的收入：年入16萬美元之多。

2015年，密歇根大學的大衛.漢布里克（David Z. Hambrick）教授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上發文稱，高智商群體更愛鍛煉、更偏好健康的生活方式。這或許出於本能，因為影響智商和行為習慣的基因可能部分重疊。

由是，高智商變成某種意義上的免死金牌。智商115的人比智商100的普通人活到76歲的概率高21%。在美國，高智商群體的死亡率比非吸煙者低56%，比健身人群低47%，比健康飲食者低26%。

高智商者似乎無往不利：身體棒，賺錢多，活得久。智商差異帶來的不平等，催生出高智商崇拜的迷思——混得好肯定智商高，反之亦然。

在人類學領域持種族主義觀點的理查德.林恩（Richard Lynn），認為進化不僅塑造了人種間不同的形體，還排出了智商的高下。冰川時期，短期內進化不出抗寒基因的人類，只得製造工具來適應環境。生存壓力倒逼智商提高。

東亞人的智商被嚴寒鍛煉得一騎絕塵，達到105。歐洲人挨一凍，長一智，以99分位居第二。而那些在熱帶附近安逸的東南亞人和太平洋島民算是吃了溫暖的大虧，前者的智商是87，後者僅有85，遠落後於經歷寒冷洗禮的人種。只有54分的非洲俾格米人更慘，坐穩了倒數第一。

這種將智商置於進化之上的觀點，正中種族主義者的下懷，為他們歧視其他種族提供了無懈可擊的循環邏輯。在斯坦福比奈智商量表中，白人平均智商為103.6，黑人僅有90。換到韋氏成人智商測驗，情況依然不客觀：白人101.4，黑人86.8。種族主義者便大聲嚷嚷黑人是落在進化浪潮後的劣等民族。

縱覽歷史，黑人可以替換為任何遭到歧視的種族。有數據背書的種族主義者，在這條「縝密」的邏輯中唯一沒有考慮到的，是其他種族惡劣的經濟、教育、醫療等條件，而這才是影響智商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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