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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中︱參訪泰戈爾為世界諦造和平的寂鄉

記憶中的8月總是炎熱的,加爾各答這個時候居然如此涼爽,這是我殊未料及的。夏日的芒果與椰果雖是我日常的必備美物,風中吹動的氣息,卻分明是南中國早秋的意味。此間8月份的西孟加拉,屬於天時中的雨季,落入我目中的一切,無不驚動了深心中最是恬靜和平的夢。這些時候,我除了與自然的詩心為伍外,或可進駐聖詩人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幽深的思想當中。

我是在這樣的時節,訪問現代印度的教育與詩的聖地:加爾各答北郊的寂鄉(Santiniketan,桑地尼克坦,意為「和平村」、「沉靜之鄉」),與藏身這個蔥鬱林藪中的印度國際大學(Visva Bharati),這是由詩人泰戈爾於1901年開始造夢,直至1921年初步締造完成的和平之鄉。1921年,在遲到的諾貝爾文學獎答謝辭里,他曾明其初心:

「我決心創建一個國際性的組織,令西方和東方的學生可以在彼處相會,分享著共同的精神盛宴。……把這所大學當做東西方文明的共同之橋樑。願他們能夠以自己的生命為之獻策建言,作出貢獻,讓我們一起努力,使它富有生機,以代表這個世界永不可能分割開來的真實人性。」

這次,我為了趕赴寂鄉的國際大學,搭乘了豪拉(Howrah)通往波爾普爾(Bolpur)的第12337號列車。這是較好的選擇了,無論是時間,還是車廂空調的品質。波爾普爾是去往寂鄉的最後一站,保證了和平村的寧靜。一百多公里,需要運行三個小時,若是不與中國大陸比較的話,在這裡已屬人們的首選了。

由於泰戈爾後半生超過四十多年的苦心經營,寂鄉早就聞名全球,成了世上無數熱愛這位聖詩人的朝覲之地。包括幾代中國人,記住名字最深的,恐怕也是這個地方了。

豪拉通往波爾普爾的第12337號列車——和平鄉特快。

1924年的春天,泰戈爾曾專程拜訪過中國,他說:「趁我暮年的肢體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靈還能感受,決不可錯過這最後唯一的機會,這博大、從容、禮讓的民族,我幼年時便發心朝拜,與其將來在黃昏寂靜的境界中萎衰的惆悵,毋寧利用這夕陽未暝的光芒,了卻我晉香人的心愿?」於是,跋涉了一萬里的海程,抵達了中國。

而自中國回來後,他便念茲在茲,一直謀劃在國際大學創建一所「中國學院」事宜。此後復得中華民國政府的資助,陸續邀請中國的學者訪學、施教。湘人譚雲山,是中國學院於1937年正式創立時的首任院長,至1968年退休,而詩人徐志摩、哲學家徐梵澄、畫家徐悲鴻、佛門大德太虛上人、學者季羨林等,還有周恩來總理,都曾到訪過此所著名的大學。

「Santiniketan」,這個名字取自印度古奧義書中的祝福之語「Santi」(和平),亦有人襲其聲音,稱作「香緹」,其實皆源出古時印度人的森林夢想。這種祝福與夢想,乃是古人從天地自然那裡領受過來的生命啟示:人,不是互競的異族,而是互助的同類。加之人類個體先天的脆弱,無法孤獨如獸、寂寞如神,在關係的隔絕當中,力量、智慧與慈悲,皆會萎縮,故啟之以此種祝福,謀求存在界的大和諧。他在諾貝爾文學獎的答獎辭中說:「人的存在,不是為了與其他族類、其他的個體進行戰鬥,而是藉由他的工作,以實現存在界的和解與和平,重建友誼與愛的紐帶。」

我們知道,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不但是一位詩人,同時還是一位靠近精神聖域的社會行動家。在五天竺的漫遊途中,我曾遇見過無數的人,不分僧俗,對他一律充滿敬重,甘地譽之為「聖師」實在並無誇張,允為當之無愧。在印度文化裡面,最完美的人一生都當致力於兩個使命:第一、自我證悟;第二、服務社會。沒有前者,後者是盲人;沒有後者,前者是瘸子。泰戈爾、斯瓦米?辨喜、室利?阿羅頻多,皆是如此,有趣的是,這三位近代世界最是卓越罕見的印度人傑,他們居然都是加爾各答人,前二人還住在同一條街上!

我們拜訪了國際大學的校園,由中間的一條小路進去,沒轉幾個彎,就到了Cheena Bhavana(中國學院),隔著院牆,遠遠亦可看到學院的院名——「中國學院」四字,由當時的民國政要林森書寫的中文魏碑體,題寫於創立之初的民國二十六年。

泰戈爾國際大學中國學院

我見到學院裡面走動的這些印度學生,手中拿的都是印滿中文的課本,並說著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心中甚是驚喜。我認識了這裡的印度學生蘇滿與阿布。簡短的中文對話之後,我知道蘇滿下半年正要啟程前往中國,到西南學術重鎮四川大學訪學一年,聽其口風,有攻讀博士的志願。而阿布則是一個伊斯蘭教家庭出身的孩子,也在這裡學習中國文字與文化。這正是泰戈爾的偉大抱負,不分宗教種姓、國籍男女,盡可「尚亨於野,無吝於宗」地在此求學,用泰戈爾的精神講,就是「世界相會於同一個鳥巢」,梵文則寫作:Yatra Vi?vam Bhavatyekanidai。

歷任中國學院院長名字與任期,首任湘人譚雲山。

由印度學生蘇滿的引路,我們很快與院長阿維杰特(Avijit Banerjee)見了面。從2011年9月份上任始,阿維杰特先生已經擔任了將近八年的院長。在他的院長辦公室里,我看到了掛在牆上,由中國政府於2014年9月19日頒發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誼獎獎框,下方還掛著中國的吉祥物:一幅熊貓圖。

我把自己帶來的幾本古書與書法作品,一併贈送給他們學院的圖書館。因受美籍華裔著名學者孫智燊先生之託,我把他剛剛發來的一份重要信物也交給這個學院。這份信物與泰翁的關係甚是密切,緣起於1941年的8月7日,時泰翁於加爾各答的舊家中溘然長世,泰山崩摧,哲人其萎,消息傳到了中國,一代哲人方東美先生代「中國哲學會」作了一首《天竺詩哲泰戈爾輓詞》云:

東方道種智,證得依林藪。

園丁新月夜,玄覽凈群有。

歸神託性天,博大真人後。

燦爛死中生,發心獅子吼。

逝者全其天,榮名長不朽。

生人綿博愛,萬古以為壽。

不久前,孫智燊先生將該詩譯成了英文。我今天遞交給院長的,便是這首紀念泰戈爾逝世的挽辭原文與譯文。我告訴他:原作者叫做方東美,是中國現代著名的哲學家,也是一位傑出的詩人,在舊時的中國極富盛名與威望。他與泰翁幾乎是同樣的博大傑出。所以,他在1941年代表「中國哲學會」起草的該詩別具意義,正是中國與印度的傳統友誼,在現時代的一個重要見證,希望你們能保存起來!

泰戈爾國際大學博物館裡陳列的中國演講集,泰翁的中國名字還是梁啟起個取的:竺震旦,含有恆久的和平與友誼的寄託

嗣後,阿維杰特院長安排了學生為導遊,引薦我們參觀諸所,帶我們到詩人居住的房子,詩人冥想的地方,還有大學的中心圖書館,博物館等地一一參觀畢。

而我印象最深的乃是一些供低年級學童與天地自然接觸的露天教室。這些露天教室形狀不一,或方或圓,或構作心形,但在中間都一律留有一個位置,是給老師坐的,學生們則席地圍成一圈,然後再外圍稍遠處,便全都是濃蔭匝地的各式樹木了。

這好一副幕天席地的教室啊!它們也正體現了泰戈爾孜孜以求的師事自然的教育夢想。這塊充滿田園風光的僻靜之地原是詩人的父親代溫德拉納特?泰戈爾選中的,是「作為他的生命與神交流的適宜之所」。而復又作為永久性的捐贈,指定這個地方供給那些為沉思和祈禱而追求寧靜和隱居的人們使用。

最初,即1901年12月,詩人帶著五個孩童(包括他的長子)來到了這裡,在沒有任何經驗的情況下開始展開對教育真諦的探索,直至最後辦成了舉世聞名的國際大學,為印度培養出許多第一流的人才,譬如著名舞蹈家李?哥特曼(Li Gotami)、共和國總理英迪拉?甘地、諾貝爾獎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庫馬爾?森等。

學校裡面的露天教室

藉著阿維杰特院長的指津,我們還訪問了當地一個著名的手工品集市,一個印度教的神廟,前者顯然與近代印度以來,尤其與甘地、泰戈爾等人的民族自助運動有關。我得突突司機之助,又拜訪了泰戈爾詩中的靈感之源:庫拜河(Kopai River)。

彼時,我是在寂鄉的暮色中拜訪了這條河流的,一路上真是鋪滿了詩人詩歌中的音樂、色彩與韻律,我看到根須匝道的大班楊樹(Banyan)樹,遇見了安靜的蓮花湖,還與鄉間漫步的牛羊陌路相逢,一直乘到了庫拜河的橋上,「在庫拜河河水的潺潺流動當中,有著與我的詩歌類似的一種自然節律」。泰戈爾曾經這樣深情回憶道。我也似乎被寂鄉的這種無盡詩情觸及了深心,如同亘古的殘夢,教人歡喜,復又教人辭窮。

給泰戈爾以靈感的庫拜河與鄉野風情

泰戈爾創辦這所學校的初心,是有著印度古老的傳統的啟示的,這古老的傳統來自於《奧義書》聖典的形成。印度人曾經自豪地稱謂他們偉大的《薄伽梵歌》雲,這至高的神聖之甘露《薄伽梵歌》,乃是自一頭神秘的母牛身體內汩汩湧出的牛奶,而那頭母牛,就是古老的諸奧義書。

《奧義書》精神高邁,遠愈塵間種種俗諦,隸屬於四部吠陀(Veda)。吠陀文獻是那些隱居密林之中身披鹿皮、冥思宇宙的森林聖者們的傑作。古典時代的印度人相信這是上帝的呼吸,是永恆的真理,奧義書的數量有一百二十部之多,是印度文化中的核心哲學文獻,在印度傳統中,它們一直被珍視為至高知識的精神寶庫。

而奧義書(Upanishad)一詞的梵文原意,即蘊含著這樣一幅古典的畫面:在無邊寂靜的森林裡面,對至高的真理有著真實渴望的師徒,或靜靜安坐,沉入冥思;或四目相對,口耳相授,於是,真理與新的生命會同時誕生。在印度的文化中,有所謂的「知道真理者,就會成為真理」(Brahmavid brahmaiva bhavati)一說。這樣一種誕生真理與和平的森林所在,就叫做「靜修林」(梵文:Ashram)。泰戈爾說:「在印度,我們至今緬懷那些偉大導師在森林聚居的傳統。……這種傳統的師徒關係不是浪漫主義的虛構,它為遺迹所證實。我們擁有本土的教育體系,數世紀以來它一致保持著獨立,最後大概是毀於外國官僚統治之手。」所以,泰戈爾在寂鄉試圖重建的,正是印度這種古老的教育理想,安坐天地之間,重視冥想傳統,並讓學生通過與教師共享高尚的生活,來實踐心目中理想的教育。

和平村的印度榕樹

泰戈爾認為,真正的教育必當是,它不僅給我們以知識與信息,而且要使我們的生命與萬物的存在獲得最高的和諧、最高的一致,使此微塵之肉身,獲得了天界不朽之榮光。他說:"我認為,作為教育的一部分,要讓我的孩子們完全認識到他們是生活在一個存在的系統里,在那裡,樹木是實體性的事實,不僅僅是產生葉綠素並從空氣中攝取二氧化碳的樹木,而且是活生生的樹木。"

當我們被自然的力量遣送到這個世間的時候,並沒有同人間的政府,或教育部商量過成長的事情,而自然的聲音卻從來沒有片刻停止過它的耳語。泰戈爾說,成人世界與孩子世界的最大區別就是:孩子是自然本身的造物,而成人已經通過人類社會的塑造,很可能面目已經全非。所以,泰戈爾在《飛鳥集》中說過,"上帝在期待每一個人從智慧當中重獲童年。"這或許就是泰戈爾教育理想的終極真諦。

泰戈爾在涉及這種理想時,他確實有過對生命過程與文明之間的考察,他認為,文明只是中間事物,「它既不是開端,也不是結尾。它的紛繁複雜和禮儀習俗自有其用處。然而,如果把它們作為最終的,並把它作為一種規定,不給人類生命留下一塊綠地,以遠離煙霧和喧鬧的統治,那麼,孩子們就會痛苦,青年們就會陷入厭世,而老年人就會忘卻在安寧和美感中頤養天年,並因年齡之衣的襤褸、滿布破洞和補丁而羞愧。」所以,在孩子的教育成長中,文明,或知識,僅僅是一個中間階段,絕不可誤為終極的理想,「首先,他們必須通過熱愛生命去搜集知識,然後得拋棄生活去獲取知識,最後,他們將以成熟的智慧,返回到他們更完全的生命。」

在寂鄉的泰戈爾博物館裡面,還有大量的圖片資料與他的那一次中國之旅有關,表明他對中國的眷戀與祝福。最近,因中印在洞郎的邊界問題,使得兩國上空陰霾深鎖。而作為對和平精神孜孜以求的詩人泰戈爾,此時尤其值得我們來緬懷。1941年2月,已然卧病在床的他,尚念念不忘他在中國的這份記憶,人生最後一個詩集《生辰集》中,專門有詩紀念,現在,這首詩正鐫刻在他的故居Rabindra Bharati 的博物館「中國分館」的牆壁上,其大體意義為:

在我生辰的凈瓶里

盛滿自朝覲途中的聖地採集過來的聖水

猶且記得,我曾訪問過中國的土地

遇見從不認識的東道主人

他在我前額的吉祥痣上,留下了這樣的印跡:「你,就是我們中的一員。」

生人的面紗不覺中掉落

心靈密室出現了永恆的人

我們歡喜的相會,意外的親密

我取了中國名字,穿上中國衣裳。

這在我心裡是明白的:

我在哪裡獲得朋友,便在哪裡獲得新生

朋友帶來生命的奇蹟

而異鄉,則開著姓名各異的鮮花。

徐悲鴻、譚雲山與泰翁在彼處合影的老照片

此詩寫完後不久,病體愈衰。最後,他告別了寂鄉,回到加爾各答不久,便於當年的8月份去世。留下了這個最能夠體現他的世界和平與人類大同思想的地方,他曾如此說過:

「在這個寂鄉的靜修林,人們為生命的最高目的,在自然的安寧之中聚集到一起。在那兒,生命不僅是靜思的,而且是在活動中覺醒的;在那兒,孩子們的心靈不會被強迫去信仰;在那兒,他們要去將人的世界實現為他們渴望成為其居民的天國;在那兒,日出、日落和靜寂的、燦爛的群星,每天都受到孩子們的重視;在那兒,人們在花兒與果實的盛會中盡情地享受著歡樂;在那兒,年輕人與老年人,教師與學生圍坐同一張桌子,共進他們世俗之餐和永恆的生命之餐。」

就是這樣一個高不可攀的模本,一個純粹的教育理想國,它居然在詩人泰戈爾的手中生成,逐漸變成了印度大地上的一種真現實,延續至今,並蔚為壯大。

我們告別了寂鄉這和平的聖土,踏上了返回加爾各答豪拉站的第12338號列車,它與我們來時的列車一樣,其名字都叫做:「和平鄉特快」(Santiniktan Express)。我是多麼期待,這趟列車,它就是行程匆匆中的人類歷史的真實隱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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