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古就沒有公園、動物園、圖書館嗎？

對於中國近代化轉型的發生，學界有兩個假說最為著名，一為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提出的「衝擊—回應論」。何謂「衝擊—回應論」？概括地說，就是認為中國傳統社會只有在經歷19世紀來自西方的「衝擊」之後，產生了「回應」，才會出現近代化轉型。顯然，「衝擊—回應論」的前提便是「中國歷史停滯論」：必須堅持認為中國社會一直處於停滯狀態，缺乏內在的近代化動力，「衝擊—回應」的模型才有解釋力。

另一種假說是日本漢學家內藤湖南率先提出「唐宋變革論」。持「唐宋變革論」的學者相信，宋代中國已經出現了近代化轉型，表現在政治、社會、經濟諸個層面。如果說，唐朝是中世紀的黃昏，那麼宋朝便是現代的拂曉時辰。「唐宋變革論」不但為宋史研究提供了一個分析框架，也可以給我們討論中國的近代化轉型帶來啟示。按照「唐宋變革論」的思路，顯然中國的近代化轉型是內生的，是傳統文明自發演進的結果。

中國大陸研究晚清近代史的學者，不管是秉持「反帝反封建論」的正統學派，還是親西方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大都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受了費正清「衝擊—回應論」的深刻影響，換言之，在反思傳統的立場上，他們的觀點是高度一致的。

最近讀到晚清近代史研究方家雷頤先生一篇介紹中國近代公共空間的文章，文中說：

在傳統中國，公共空間畢竟非常有限，更不「自覺」，如中國的園林可謂歷史悠久美不勝收，但不是皇家園林就是私家花園，從無「公園」；奇禽異獸向囿皇家林苑或私人庭院，從無公共 「動物園」；中國曆來不乏嗜書如命的藏書家，幾大藏書樓至今仍是文化史上的美談，但不是皇家館閣就是私人藏書樓，從無公共「圖書館」；文物古董從來是文人學士的雅好，好古博雅者甚眾，但不是皇家珍藏就是私人摩挲把玩之物，從無公共「博物館」；從來只有傳抄朝中詔令章奏的官辦「邸報」，從無現代意義上公開傳遞信息的報紙。而這類「公共」，都是在西學東漸影響下，非常晚近才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使我們的「公共空間」得到不小的擴展，可謂「獲益匪淺」。

雷頤先生想來也是贊同費正清「衝擊—回應論」的。他對於中國近代公共空間的形成的分析，放在晚清的特定歷史時空下，也言之成理。然而，如果我們拉寬視界，從更長的歷史時段來看公共空間的形成，卻會發現，雷先生所說的種種「公共空間」，其實都內生於傳統，都出現在宋代，而且是「自覺」的。

宋代中國不僅有皇家園林與私家花園，還有數目眾多的公共園林，這類公共園林通常叫做「郡圃」，為政府所修建，定期或常年對公眾開放，任人遊玩。南宋《嘉泰吳興志》記載說：「郡有苑囿，所以為郡侯燕衎、邦人游息之地也。士大夫從官，自公鞅掌之餘，亦欲舒豫，乃人之至情。方春百卉敷腴，居人士女，競出遊賞，亦四方風土所同也。故，郡必有苑囿，以與民同樂。」這段記載非常清楚地表明：宋代的郡圃，是「邦人游息之地」，「居人士女」都可以前來游賞，跟今天的城市公園並沒有什麼不同。

而且，「郡必有苑囿」，大一點的城市都建有這樣的公園。我們可以這麼說，宋代是修建郡圃的鼎盛期，不管宋朝之前，還是宋朝之後的地方政府，都未能像宋代士大夫那樣投入極大的熱情建造郡圃。為什麼宋朝地方政府會投入巨大的熱情建造公園呢？用宋人的話來說，是為「以與民同樂」、「與邦人同其樂」。這應該就是雷先生所指的公共意識的自覺。

《汴京宣德樓前演象圖》

宋朝也有公共性的「動物園」。北宋皇家林苑玉津園，便是一個動物園，當時番邦諸國進貢的珍禽異獸，都豢養於玉津園。但我們說玉津園是動物園，卻不是因為裡面飼養了很多動物，而是因為每年三四月份，玉津園對市民開放，市民們可以進入玉津園觀賞珍禽異獸，洪邁《夷堅志》提供了一個例證：宋徽宗大觀年間，「宿州士人錢君兄弟游上庠，方春月待試，因休暇出遊玉津園，遇道士三輩來揖談，眉宇修聳，語論清婉可聽，頃之辭去」。可見在開放期間，一般士庶是可以進入玉津園瀏覽的。

玉津園裡面飼養的大象，每年四月份會送至應天府的養象所放牧，九月再送回玉津園。應天府養象所也是一個對外開放的動物園，市民可入內觀看大象表演，不過需要支付門票錢。但今天的城市動物園還不是一樣收門票？

中國當然也不是「從無公共圖書館」。宋時，天下各州縣都設有官立的學校，民間也建有大量書院，不管是學校，還是書院，一般都配套有藏書機構，這些藏書機構的藏書一般都向當地讀書人開放，有的藏書樓還請允許圖書外借，說它們是「地方圖書館」也不為過。

晚清葉德輝《書林清話》記錄的一個細節，可以讓我們了解到宋代地方圖書館的借閱規則：「北宋刻大字本《資治通鑒》卷中有『靜江路學系籍官書』朱文長印，第六卷前有朱文木記曰：『關借官書，常加愛護，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仍令司書明白登簿，一月一點，毋致久假。或損壞去失，依理追償。收匿者聞公議罰。」可知宋元時期，讀書人向地方圖書館借書，需要登記，最長可借讀一月，丟失或損壞圖書則必須賠償。而在18世紀末之前，歐洲的圖書館還長期用鐵鏈將圖書拴住，禁止外借。

《太清觀書圖》

相對而言，宋代的「博物館」公共性質並不明顯，或者說，宋代還沒有出現近代意義上的公共「博物館」。不過，宋朝的三館秘閣收藏有大量圖書以及古器、琴、硯、圖畫等藏品，兼有「博物館」的一部分功能。更重要的是，每年夏季，宋朝都會舉行為期約二三個月的「曝書會」，「曝書會」期間，三館秘閣會展出藏書、古器、琴、硯、圖畫，供詞臣學士觀賞、抄錄。也就是說，宋朝三館秘閣的藏品具有一定的開放性，只是不可與現代博物館相比。

至於「公開傳遞信息的報紙」，其實在北宋時也已出現了，叫做「小報」、「新聞」。宋朝小報並不是「傳抄朝中詔令章奏的官辦邸報」，而是市場化的民辦報紙，刊印的內容一般是辦報人自己刺探來的時政消息，以及約寫的意見評論。嚴格來說，宋朝小報屬於非法經營，但朝廷一直拿它沒辦法，到南宋時，小報的規模更加壯大，每日一期，「遍達於州郡監司。人情喜新而好奇，皆以小報為先，而以朝報為常」，經營小報的人竟能「坐獲不貲之利」。宋朝大都市的早晨，每天都有人賣新聞小報。

明清時期也有傳播於民間的報紙，但基本上都是翻印「京報」的內容，沒有自己采寫的消息與言論。如果說，明清京報只是傳統的邸報，那宋朝小報可以說更接近於近代新聞報紙。

當宋人在建造郡圃、刊印小報的時候，顯然，費正清所說的「西方衝擊」還不知道在哪裡呢。我這麼說，當然並不是為了吹噓「祖上曾經闊過」，我無非是想說明一個道理：近代化並不是什麼外來的異己之物；近代化的需求與動力內在於我們的傳統中。

可是，既然如此，既然早在11~13世紀的宋代中國就已經產生了近代化，那為什麼到了19世紀下半葉，中國的近代轉型還會一波三折、以致需要西方來「衝擊」一下？我的解釋是，宋代之後的元明清三朝，不同程度地出現了迴向中世紀的倒退，比如宋人建造郡圃、刊印小報的傳統就中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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