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日報667期：袁世凱利用日本人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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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校的悲喜劇

在北京的日本東文學社，則是另一個悲劇和喜劇色彩交織的典型示例。校長中島裁之曾與著名教育家吳汝綸結為好友，都想為中國建立現代教育體系，中島說，這是要回報中國對日本龐大的文化恩惠。中島和吳汝綸四處奔走，最終1901年3月東文學校在北京開校，當時也是恰逢義和團和八國聯軍擾攘時期，北京城學校寥寥無幾，卻有湧來120餘人申請這所日本新學校，三天之內又增加為280人。篤信佛教的中島辦學宗旨又是廣收不拒，免收學費，他認為學生只要身體健康，沒有鴉片煙癮就可以入學。來的學生背景五花八門，既有翰林，也有舉人和秀才，更多的是白丁和小學生，各行各業的人都有。中島雄心勃勃在創立章程中，寫道「欲求振興中國，費整頓學校不可。」

桐城名士吳汝綸，晚年被任命為京師大學堂總教習，並創辦桐城學堂。與馬其昶同為桐城派後期主要代表作家。曾堅決主張考察日本，認為日本明治維新以後，國力迅速強盛，是由於其教育的成功，要辦好中國的京師大學堂，必須借鑒於日本。「「興國才卅十年，而國勢人才已駸駸與歐美埒。」但他途徑馬關時，同樣揮筆寫下「傷心之地」的題字，後編有十萬字《東遊叢錄》記錄所見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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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學校的經費終成問題

中島凡事親力親為，自己一個人成為萬能教授，講歷史，地理，政治，國際關係和日語，每天五小時課，每周授課6天，一心投入到教學，和教員共進午餐，參加演講會，樂於和學生參加中國式課外活動。而東文學校第一期學生據說是袁世凱及李鴻章的親信，學校名聲隆起，在北京城人人都認為袁世凱會是資助人。不過學校資助仍然成問題，清國官員對中島只拋下句話「學校應該收學費支持」，中島則吃驚的回答說「收學費會把我的學生趕走啊！」，到最後堅持免費辦學的中島只能化緣，但他從日本軍方，西本願寺，東亞同盟會到日本國會進行遊說，都是一無所獲，袁世凱也就是開頭還給了點幫助。學校管理日趨艱難。

本文素材來源自任達的《新政革命與日本》研究，任達教授（(Douglas R.Reynolds），以中日文化關係為切入點，對1898—1912年這一時期中國的主要社會思潮、流行語彙以及教育制度、軍事體制、司法體制等作了詳細考證和對比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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淪落為「流氓學校」

學校經費捉襟見肘的中島，發現他不僅要為經費四處奔走，學校管理也成為傷腦筋的事情。東文學校那點微薄的津貼無法吸引優良的教員，倒來了一批年輕的日本浪人，他們時而打架，還用刀架在中島脖子上，有人有日本的惡癖打學生，打傷了清政府高官的兒子，有些人在當權派袁世凱指責說「中島是在日本無法找到工作的無賴」，日本老鄉也在《順天時報》煽風點火，中島的東文學堂最終變成「東文學社流氓」的印象了。

《順天時報》是日本外務省在中國的漢文報紙，有配合與日本帝國主義服務的背景，但也參與了中國社會的一些大事件，如孫中山逝世後，《順天時報》發行的「孫中山先生千古」的號外，這是惟一一張記錄孫辭世的號外報。李大釗就義時《順天時報》曾報道，「李大釗平昔不事儲蓄，身後極為蕭條」， 李宅室中「空無傢俱，即有亦甚破爛」。京劇「四大名旦」的評選，也是《順天時報》主辦，亦推動了京劇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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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日本教習」潮繼續輸入

1906年後善良而無方的中島終於宣布學校失敗，但更多更專業的日本教師在服部宇之吉的組織下湧入中國，汪向榮和實藤惠秀所說的中國新教育制度的建立，中國新政實施，的確屬於新的」日本教習「時代。在汪向榮所列出的這些名師名單里，最著名的當然有東京帝國大學的哲學博士服部宇之吉，有著名法學博士岡田朝太郎，有到中國擔任袁世凱長子袁克定老師的吉野作造，有曾與羅振玉合作翻譯的藤田豐八，弘文書院的井上翠等人，其中吉野作造是最著名的政治家，日本民主的鼓吹者，當然中國方面付出0的薪資也是可觀的，是在日本的三四倍以上，是中方教師的五倍以上，清國政府對外資教師的期待可見一斑。

根據司馬遼太郎小說改編《坂上之雲》，中國廣電總局亦有協作拍攝。 明治時期是司馬氏心中日本蓬勃發展，樂天向上的「開化期」，這樣蓬勃向上的日本，在文化和國力上日益強盛，也不可避免的闖入了東亞大陸的世界，無論是侵略或是文化價值觀輸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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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袁世凱利用的日本學者

但清國對日本教師的待遇雖然慷慨，但合約條件對外國教習規定得死死的，除了功課以外，其他由中國督學負責。這是清國為了避免日本奪取教育權而定下的策略，但令人驚奇的是，竟然是由袁世凱手下的一位日本學者渡邊龍聖完成。渡邊擬定的日籍教習合同中有許多苛刻的條款，日人教習只能按照合同行事，如同傭工一般的行動，沒有權利只有義務，如果有意見只能向中方當權人士表達，而且還是在諮詢時間才能提出意見，平時工作時間也超長。喬納森.史賓斯不由得在著作中感嘆說「與其說是外國人利用中國人，毋寧是受中國人利用。」

擔任直隸總督時的袁世凱，素有能臣美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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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稱讚的日本人

渡邊是東京音樂學校校長，嘉納治五郎的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在1902年受日本文部省來到華北調查華北教育情況，這位受過美國教育的日本學者竟受到了袁世凱重視，袁世凱委託他建立華北的全省現代普通教育和師範教育計劃。渡邊龍聖率領了三人翻譯，九人教員的師資在直隸食飯學堂任教、渡邊足足在華北待了八年，和他的同事們一手建立起直隸的教育體系，到了1908年直隸省的學校初等小學一共8534所，高等小學174所。初小生約一萬八千餘人，高小生8千六百餘人。連慈禧太后都贊其為全國楷模，1903年與1906年清廷兩次給渡邊授勛。連著給日本教員做翻譯的中國教習有了出人頭地的機會，例如京師法政學堂的中國教員包括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與范源廉都是影響了近代史的出名人物。

根據淺田次郎小說改編的中日合拍劇《蒼穹之昴》，反映了日本人眼中的西太后與近代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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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語在武昌更流行

在南方，近代著名的工業家教育家張騫力主教育改革，但他也承認「在1894年中國無一人熟知教育學及教學組織」這時候為中國提供師範教職員的就是日本，兩江總督劉坤一亦是和張之洞同樣熱衷送學生赴日留學。尤其是1899年劉坤一與著名的「大間諜」福島安正會晤，劉坤一放言「不僅我掌管的三省需要，全中國也需要日本專家」就此拉開了引進日籍教師專家的序幕，日本人才不僅在師範教育領域大顯身手，也在軍事，礦務，以及工業方面也有積極表現。據說在當時的武昌，日語一度比英法俄德語更加流行。

劉坤一1901年與張之洞連上三疏，請求變法，提出興學育才、整頓朝政、兼采西法等主張，稱「江楚三折」，多為清廷採納。1902年提出興學「應從師範學堂入手」的主張，不久即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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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津一推銷日本教員

著名的日本情報機關「東亞同文會」同樣孜孜以求從教育界入手，擴展日本勢力，當梁啟超在日本的《清議報》，上海《教育世界》先後刊載了日本人精心撰寫的《兩江學政法案私議》，這份日本專家對清國教育的意見書轟動一時。由此東亞同文會院長根津一有了與劉坤一，張之洞對話的機會，暢所欲言討論著長江流域的教育問題。當兩位清國大員在發愁教育師資來源。根津一趁機建言「我們同文書院明年將有一百名畢業生，為何不僱傭我們的學生。」劉坤一在1902年10月去世，張之洞1903年3月奉調至北京主持政務處，但根津一卻堅持在江蘇辦學，為此他把手下得力的教師菊池謙二郎弄到了上海。菊池到了中國，也堅決捨棄了擔任同文書院校長的機會，全力以赴投入兩江學務參議以及三江師範學堂的總教習。早在渡邊龍聖到直隸錢一年，日本人的《教育時論》興奮的寫道「江南文化一邊發展，我們日本人的名譽一邊提高。三江地區儘快趕上湖北，直隸的教育事業，對彼此國家有益，對東亞和平有利。」

根津一更是得意忘形的說「這所學堂可以媲美京師大學堂，未來幾年他將成為該地區的模範，到那時其成績對清國教育界發生極大的影響，我同文會的努力便不會白費。」圖為三江師範學堂籌建人員合影。三江師範學堂仿效日本教育體制，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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