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畫直官考——兼論唐中央官署的空間布局與畫直任用的關係（二）

二、集賢院畫直

秘書省位於長安皇城含光門街的右側，遠離大部分時期作為唐代統治中心的大明宮，距離正北面的太極宮也有一段路程。所以，秘書省畫直不具有御用性質，在文獻中也鮮有記載，他們的職事任務與藝術創作沒有多大關係，建制上與之構成互補關係的重要設置是集賢院畫直。

集賢院的前身是乾元修書院，建於開元五年（717年），設在東都洛陽靠近宮禁中的乾元殿，編寫經史子集四部群書。逾年，乾元修書院更名麗正修書院，第二年即開元七年（719年），書院為修雜圖，訪取畫直二人，來年以人手不夠又增加六人，規模超過秘書省。開元十一年（723年），玄宗「車駕北巡」還京，在大明宮光順門外與東京建制相對應，創置西京麗正修書院，兩年後改集賢殿書院。東都麗正修書院亦隨之更名，從此再未見其畫直記載，可能是廢除了。

集賢院在玄宗朝有四所：東都一所，西京兩所，麗山華清宮一所。安史之亂後僅剩大明宮集賢院一所。大明宮集賢院位於大明宮第二、三道橫牆之間，在南北中軸線西面，南接命婦院，東近中書省、御史台（又稱北台，建於大和四年，即830年）殿中內省等中樞機構(見圖2)。

集賢院舊屬命婦院，因其「屋宇宏敞」，地勢切要，遂割命婦院北區為集賢院。畫直的工作地點可能在書院北院，靠近光順門。光順門是大明宮內門，經光順門進入內宮，不遠即達內朝議事中心紫宸殿和皇帝燕居之所金鑾殿。畫待詔供職的翰林伎術院就在金鑾殿西側，與畫直供職的集賢院一內一外形成呼應，可見畫直在職能上與翰林畫待詔具有一定的互補關係。

集賢院在大明宮的位置不同尋常，既處於外朝中心，又緊靠方便出入大內的光順門。這一特殊的官署布局，顯示集賢院不僅是一所圖書典藏機構，還是專業技術人才雲集、內部分工明確的秘書機構，方便內君外相的差遣。

唐代集賢院畫直的設置，前後分為兩個階段：早期在東都麗正修書院時期，畫直的主要職能是「修雜圖」；大明宮創立書院後，畫直則超越圖籍整理的原初職能而具有明顯的御用差遣官的性質。可供證明的一個例子是程修己。他自大和五年（831年）起任集賢院畫直長達二十年，至大中五年（851年)十二月升為翰林畫待詔。溫憲在「程修己墓誌」中，簡明扼要地敘述了程修己擔任集賢院畫直期間的部分職事情況：

昭獻常所幸犬名盧兒，一旦有弊蓋之嘆，上命公圖其形，宮中畋犬見者皆俯伏。上寵禮特厚，留於秘院，凡九年。問民間事，公封口不對，唯取內府法書名畫日夕指擿利病。上又令作竹障數十幅，既成，因自為詩，命翰林學士陳夷行等和之，盛傳於世。公於草隸亦精絕，《章陵玉冊》及《懿安太后謚冊》，皆公之書也……公又為昭獻畫《毛詩疏圖》，藏於內府。

據上文描述，集賢院畫直具有明顯的臨事隨才擇用的差遣特徵，其主要任務是奉旨作畫，內容除寫貌帝後御容、繪製大臣肖像和圖記人君事迹以外，還繪製山水、花鳥、禽獸或裝飾宮殿。由於集賢院有諮詢顧問職能，所以畫直亦充任「顧問」「侍講」，陪同皇帝品鑒法書名畫。某些方面有專長或部分像程修己一樣學養深厚的畫直，還臨時起用承擔其他方面的重要任務，如程修己便寫過《章陵玉冊》和《懿安太后謚冊》。

「程修己墓誌」中沒有提到程修己在集賢院的日常職事情況，從程修己精於鑒定與摹古推測，畫直當負責院藏法書名畫的鑒定、編目、修葺和複製等工作。此外，在相權控制的外朝，由於僅集賢院有差遣性質的專職畫家，所以在大明宮的外朝官署，比如由宰相兼領的弘文館和史館——這兩大機構位於大明宮的中軸線左右兩側，因為館內沒有畫直設置，職事人員由「他官兼領」，所以在需要時很可能是從集賢院調用畫直，或者將圖繪任務交由集賢院畫直完成。

集賢院初期畫直員額是八名，後來可能有變化。據後唐應順元年（934年）集賢院呈稟奏章云：「自西京傾陷，四十餘年，舊日主掌官吏及畫像工人淪喪，集賢院元管寫真官、畫真官人數不少，自遷都洛京，並皆省廢。」可見唐代集賢院畫直有寫真官和畫真官之分。寫真官可能主要負責繪製包括帝後御容和學士真容在內的人物肖像。

元和五年（810年）白居易37歲任左拾遺翰林學士時，便「奉詔寫真於集賢殿御書院」。畫真官可能主要負責群像人物畫的繪製，有時還繪寫山水、花鳥、竹石、鞍馬和異獸等。他們在集賢院的正式建制中一概稱為「畫直」。韓剛認為，集賢院還有一類地位較低的「畫像工人」，他們與集賢院寫真官和畫真官的共同上司是「主掌官吏」。

但據上引集賢院奏章中「省廢」二字後的陳情之文「今將起閣，特請先定佐命功臣人數，下翰林院，預令寫真本，及下將作八件，與畫工相度間架修蓋」知，「主掌官吏」是將作監負責壁畫的首領官，「畫像工人」則是將作監的畫工。目前還沒有資料證明集賢院有「畫像工人」。

在集賢院，畫直的正式官號為「直院」。直院作為官名，定於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當時「以書直、畫直、拓書有官者為直院」。程修己任集賢院畫直期間的正式官號，即為「直院官」。「直院」是一個容易產生歧義的職官名，學界普遍理解為書直、畫直和拓書手中帶有官銜的那部分直官，這是不恰當的，應該是「以『書直"『畫直"『拓書有官者』為直院」。

集賢院拓書手屬於流外官，員額六名，因拓書手需要考滿一定年限才能入流成為流內官。所以為了區分，吏部將升為流內官的拓書手稱為「拓書有官者」，他們在集賢院的地位與書直、畫直沒有區別，因此統一稱為「直院」。

唐代集賢院畫直設置的起訖時間較為明確。據上引應順元年集賢院奏章云：「集賢院元管寫真官、畫真官人數不少，自遷都洛京，並皆省廢。」「遷都洛京」指天祐元年（904年)唐昭宗被迫遷都洛陽。即此知，唐代集賢院畫直的設置始於開元七年，終於天祐元年，共置185年。

三、其他官署畫直

唐代除秘書省和集賢院設有畫直外，還有兩個官署有畫直任用的記載：一是史館，一是開元館。前者屬於修史機構，後者職能不詳。這兩個官署對畫直的任用在典志上都沒有反映。

唐初，秘書省附設太史、著作二局。太史局掌天文曆法，著作局轄史館，掌修國史。貞觀三年年底，史館從秘書省分離出來，移到門下省北獨立成署，由宰相兼領，修撰皇帝實錄。據《歷代名畫記》載，楊寧於開元十一年任史館畫直。史館「史官無常員，如有修撰大事，則用他官兼之，事畢日停」。因此可以推定，開元十一年楊寧任史館畫直肯定是從麗正修書院（開元十三年更名集賢院）調任的，楊寧的正式身份應該是麗正修書院的畫直。

西京麗正修書院創於開元十一年，楊寧應該是院內首批畫直官之一。史館當時還在太極宮，靠近太極殿（見圖3），距麗正院較遠，不適合兩頭兼任，所以開元十一年楊寧任史館畫直當屬臨事抽調。到開元二十五年（737年），右相李林甫以「中書地切樞密，記事者官宜附近」，由尹愔奏移史館到大明宮中書省北，與集賢院一街之隔，此後史館就再也沒有職事畫直見於記載了。

唐代見於記載的另一個有畫直任職的官署是開元館。《新唐書·藝文志》注楊昇、張萱身份曰，「並開元館畫直」。但開元館是個怎樣的機構，卻無從稽考。繆哲認為「唐無『開元館 」，楊昇、張萱「並開元館畫直」應該讀作「開元間，張萱與楊昇均為館畫直」，「館」以「史館」為近，故楊昇、張萱當為史館畫直。最早將「開元館」理解為「開元史館」的是《宣和畫譜》，該書記楊昇「開元中為史館畫真」。

後來有關楊昇、張萱的任職機構多從此說。清人彭蘊璨編《歷代畫史匯傳》，便依《宣和畫譜》，稱「楊寧，與昇同時為開元史館畫直」。但將楊昇和張萱斷為史館畫直，卻難以在其作品內容上獲得與史館性質一致的證明。因為史館屬於外朝修史機構，其性質決定了史館畫直除寫貌帝後御容和大臣肖像外，還圖記盛典、儀仗、外交等事以充史籍。而張萱的絕大部分作品表現的是宮闈生活，與史館畫直的職事性質大相徑庭。

從張萱作品主要描繪後宮佳麗推測，他和楊昇應該是習藝館畫直。習藝館本名「內文學館」，武后時期改為「習藝館」，後來又改名「翰林內教坊」，不久恢復「習藝館」舊名。玄宗即位以後，習藝館一度改名「開元館」也未可知。唐時習藝館，以教習宮人「書算眾藝」為主，科目包括經學、歷史、書法、算術和棋弈等。「繪畫」在典志有關習藝館常規科目的記載中沒有提到，但據吳道子曾兼任「內教博士」看，繪畫應是習藝館宮人教學的非正式科目之一。

史籍有關習藝館日常運轉與職事人員的記載非常簡略，《舊唐書·職官志》只記載了擔任宮人教學的「內教博士」，沒有提到直官的任用情況。但據《新唐書·宋之問傳》載：「（宋之問）甫冠，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累轉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可見習藝館有直官任職。另外，《唐會要》載開元二十四年（736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敕文，其中規定：「習藝館諸色內教，通取前資及常選人充。」

說明擔任宮人「眾藝」教學的官員，是從職事官和已經獲得選任資格的藝能之士中選拔的。鑒於楊昇和張萱所具有的在後宮「以畫供御」的明顯的使職特徵，推測二人在開元年間可能是習藝館畫直。開元末，玄宗廢習藝館，改由掖庭局的宦官負責教習宮人「書算眾藝」，楊昇和張萱的職事機構可能隨之變化。從楊昇繪有《唐明皇真》《唐肅宗真》《安祿山真》推測，他有可能遷升翰林寫貌待詔，而張萱大約還是後宮畫家，職事機構不詳。

開元館畫直在唐代職官志中沒有記載。倘若開元館作為正式機構的確一度存在，那麼開元館畫直應該屬於後宮臨時增加的額外直，僅在玄宗朝有過短暫任用。玄宗以後，朝廷有可能基於後宮職事人員及服侍用度一切從簡的考慮，徹底廢除了後宮畫直，以至於再也沒有見到記載了。

未完待續

作者為華東師範大學藝術研究所副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8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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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學月刊》編輯部

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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