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作家蔣方舟在東京獨居一年：孤獨也不是一件壞事

時尚 08-03

蔣方舟跟我是湖北老鄉，她被讚譽為文采斐然的「才女」，曾因優秀的寫作能力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2012年大學畢業後任《新周刊》副主編，如今28歲的她儼然已是職業作家。

因為一次採訪加了她的微信，常常看她在朋友圈裡發一些令人羨慕的文藝日常和所思所想，還有她總在世界各地旅行或參加活動——這跟另一位朋友圈的青年作家張悅然一樣。一位作家的生活真是最令人羨慕，在我看來，似乎是知識女性最理想的職業之一了。

（圖片版權歸蔣方舟所有）

今天才知道她受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之邀，在東京住了一年，剛剛出版了圖文書《東京一年》。這真是她形容的「悶聲出新書」啊。

「二O一六年，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蔣方舟說。

這句話是很多異域旅行者回來後常說的話，就像「徐帆說馮小剛拯救了她的靈魂」一般司空見慣，然而，我還是被她所寫的這段話觸動——「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在北京這台加速機上，我好想放慢腳步，我想去一個新的國家，激發起我探索新生活的熱情，這死水微瀾的大都市生活，為何總是無法讓我這異鄉人心安。

在東京，蔣方舟越來越喜歡寫漫長的日記，覺得孤獨地生活一輩子也不是壞事。這本書中的日記共有四十六則，收錄了她最新的短篇小說、演講和時評，駁雜不失純粹。從社會、藝術到當今中日兩國世間百態，都有其獨特又不失嚴肅的描摹與思考。

同時，這本書也是一本病歷，記錄了一個人要活成本來面目所需付出的努力。「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東京一年》還邀請日本紀錄片導演伊藤王樹一路旅拍，鏡頭下是東京的日常以及「在別處」。

作者簡介

作者：蔣方舟，1989年出生於湖北襄陽。7歲開始寫作，9歲寫成散文集《打開天窗》。2008年被清華大學破格錄取，次年在《人民文學》發表了《審判童年》，「將戲謔的口吻與犀利的質問、遊戲的精神與坦誠的剖析熔於一爐」，獲得第一屆朱自清散文獎。2012年大學畢業後任《新周刊》副主編。

代表作：雜文集《正在發育》《邪童正史》《我承認我不曾歷經滄桑》、小說集《故事的結局早已寫在開頭》等。蔣方舟的寫作展示了對自身和「被時代綁架的一代年輕人」的關切。

攝影：伊藤王樹，1978年出生於日本，紀錄片導演，作品曾獲艾美獎提名。執導的《15歲離開家鄉的歌》（沖繩少女離開故鄉的故事）等紀錄片陸續在日本上映。

序言

1786年9月3日凌晨三時，37歲的歌德提起行囊，獨自一人鑽進一輛郵車，逃往了義大利。

那時候的歌德在魏瑪已經生活了十幾年，身居要職。他出逃並非是因為走投無路，而是他發現自己的人生不知不覺被套上了一個齒輪：白天忙於政務，業餘創作一些愛情詩，生活把創作熱情壓榨得乾癟枯竭。

他有樸素的直覺：這樣下去不行，因此拋棄了一切，逃到了他心目中的烏托邦——義大利。他在那裡生活了一年零九個月，足跡遍及整個義大利，從城市到農村，喜悅地目睹並且描述著岩石的硬度和空氣的彈性。

歌德在義大利完成了《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亞》，寫了《塔索》《浮士德》的部分。義大利拯救了他，把他從成為一個附庸風雅的公務員的命運齒輪上解救了下來。

2016年，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

有生以來第一次，我度過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沒有目標與意義，每天一睜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時間拉得很長遠，把濃度稀釋，才能填充過完一天，所以我必須認真凝視美術館裡每一幅畫，認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認真地把每一個念想變得綿長。

認真也是孤獨的結果。我幾乎不會日語，大多數時候面對別人都只能微笑點頭，無法建立任何情感聯繫，更無法在人際交往裡投入什麼熱情。說實話，即便會日語也無助於我緩解孤獨。東京是一個人情冷漠的城市，用獲得芥川獎的作家、搞笑藝人又吉直樹在《火花》里形容的：

「東京這個地方，聚集著從各個地方而來的人們。從前在鄉下時，從漫畫和電視劇里看見的東京，雖然燈火繁華，但人總是很冷漠。上京後我才明白了，那並不是冷漠，而是因為身為外來者的大家都心情緊張。外來者進入東京這個城市，一個個都表現出不要被吃掉的緊張狀態，終於成了一個集合體。」

我在東京的生活彷彿在一種看不見的屏障中，無論是走在擁擠的表參道或澀谷，還是被裹挾在人群中去看花火大會，我始終感到人群是幻覺，我在與自己單獨交談。

被迫的認真與被迫的隔離，把我從之前一直在被動加速的跑步機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來，重新獲得了觀察和思考的能力。

這幾年我很反感的一句話是：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還有詩和遠方。

「眼前苟且」與「詩和遠方」是一對虛假的對立。我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詩和遠方」，生活在迷人的異域，雞毛蒜皮消失了，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著無奈的人性、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偽的寒暄。另外，網路的發達讓「遠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異國，卻時刻關注著國內的人與事，為我觸手而不可及的苦難感到悲傷。正是這些並不美好的細節，才構成了生活的全部。

這或許就是為什麼我愛讀作家的日記和信件——不僅僅是出於某種窺私癖，更是因為那彷彿是一種反向的攝影。作品是藝術家生命的結晶和照片，我通過日記和信件，把那凝固一瞬的風景在時空上進行擴展，看到了他們完整的藝術生活。

所以我也保留了自己日記里那些絮叨的囈語和局促的社交，全部攤開來，有種「全暴露了」的快感。

1786年11月4日，歌德在羅馬給自己的母親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將變成一個新人回來。」

重獲新生的歌德其實並沒有變成一個新人，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文摘

插圖：

今天中午跟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的工作人員見了面，送給他們我媽自己畫的年畫。圖案是六子爭頭，三顆兒童的頭，嫁接在六個胖大肥白成人化的身體上。他們大概覺得非常怪異，草率地讚歎了兩聲就匆匆捲起。

下午，我訪問大學的教授介紹了東京大學的一個留學生給我認識，是一個上海女生，在日本已經待了四年，打扮做派已經很像日本女孩，很白，吃驚的時候嘴巴張得很圓。

晚上我請她去了一家評價很高的烤肉店，一份自助套餐13500日元，相當於700多人民幣。90分鐘內無限量地點海鮮和很好的牛肉。

「真是太貴的料理了。」她不停地感慨。

吃飯的時候聊天才知道她和我同齡，是嫁到日本的，她與丈夫是高中同學，一畢業就結了婚。她的婆婆嫁給了日本人，她的丈夫就也來日本生活。後來，她忍受不了丈夫每天打遊戲打到早上四五點鐘，自己在日本也沒有朋友。婆婆讓她做很多家務，以一個日本主婦的標準來要求她，她卻想要上進，讀了東大的研究生，拍紀錄片，喜歡結交知識分子和獨立紀錄片導演。

「今天下午剛剛談完離婚。」她說。還好，並沒有立刻流出眼淚。

我恬不知恥地給出很多幼稚的建議，狂想如何嫁給有錢人，如同最幼稚的初中女生，庸俗得連自己都覺得面目可憎。

對於他人生命里悲慘的變故，我又愛聽又怕聽：愛聽當然是出於劣根性，人們喜歡聽那種把種種複雜的悲劇總結成三言兩語的故事，聽者像佔了便宜；怕聽是因為我總以為自己有勸解的義務——至少在口頭上「解決」這件事，就像小學寫作文時結尾一定要寫「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把一切都裝進一個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勸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舊時的農村，大概是婦女圈裡最受排擠的。

她吃了很多很多肉，我都已經吃不下了，她還在一直點。

「真是很貴的料理啊。」結完賬，她又說了一遍，非常不安，好像吃很貴的牛肉是比離婚更嚴重的事故。

回住處的時候，我已經學會了怎麼坐地鐵。

因為喝了點酒，更加開心。因為掌握了新的技能而變得很自信，像第一次放學不用家長接就能回家。人踩著落葉回宿舍，覺得能夠這樣度過一輩子。

並不清貧的獨身女學生，真是一種最理想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