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風對國民黨的影響

50年前的延安整風運動，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發生了巨大作用，對當時處於執政地位的中國國民黨也產生過影響。但是，長期以來，史學界未有論及。本文試對此作一探討，不當之處，尚祈指正。

一

抗日戰爭中後期，以1942年2月毛澤東發表《整頓黨的作風》一文為標誌，中國共產黨以延安為中心，在全黨範圍內開展了整風運動，確立了以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方針，使全黨在以毛澤東為首的黨中央周圍達到空前的團結。毛澤東指出：延安整風運動，「使我黨在思想基礎」方面「立於不敗之地」。

中國國民黨對延安整風運動公開發表議論，是從1947年下半年開始的。1947年9 月1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上的演講中，對延安整風發表了較多的議論。其後，蔣介石在一些文章著作中均有論及。蔣介石認為，中國共產黨開展延安整風運動的最終目的，就是壯大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與國民黨爭天下。他說：共產黨「在延安山谷中，從民國三十二年發動所謂『整風運動』起，便逐漸擴張，今天竟發動全面的叛變，由此可見，他們的訓練是有目的的」。他又說：共產黨「訓練的目的，則是要推翻我們的國民政府，消滅我們的國民革命軍」。後來，他在《蘇俄在中國》一書中也稱：「延安整風運動是中共準備全面叛變的基本工作」。

關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內容和實質，蔣介石認為，「是以馬克思主義為中心思想。他要使每一個幹部和士兵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信徒，並且妄想以馬克思主義為號召，來迷惑我們全中國的同胞」。在蔣介石看來，「共產黨的理論是『唯物』的」，但「行動和方法卻是『唯心 的」。他認為，延安整風運動的基本原則——理論聯繫實際，即「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化」，「毛澤東主義同化了馬克思」。

蔣介石認為，延安整風運動是「成功」的。他說：「現在共匪力量增強，到今天還能苟延殘喘，其力量大半是由於他這個整風運動而發生的。」延安整風運動使中國共產黨養成了「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辦事方法」，並「運用於組織、宣傳、訓練與作戰」，「逐漸打破其過去空疏迂闊的形式主義，使一般幹部養成了注重客觀，實事求是的精神。這可以說是共匪訓練最大的成功」。

國民黨對延安整風運動公開研討和發表議論是從1947年9月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和黨團聯席開始的，但其對延安整風運動的借鑒卻可以說是從1942年延安整風運動全面開展後不久就開始了。

1942年11月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上，蔣介石雖稱對於延安整風運動「很少注意」，「不屑研究」，但延安整風的影響在他提出的革新國民黨的措施、辦法以及國民黨的一些決議中，已可隱約看到。如在蔣介石「關於革新本黨精神策進黨政工作」的23條意見中，第一條就是「提倡公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此外，還有「加強黨員之理論訓練與宣傳技能」，「各級訓練應嚴督勤訓，不專重形式，而重精神與實際」，「黨務與教育打成一片，重在掌握其精神與重點，不必拘於形式」等。

1947年9月14日，蔣介石在國民黨六屆四中全會暨黨團聯席會議上，公開向國民黨高級幹部提出研究延安整風運動和改造國民黨的任務。這次會議還印發了延安整風運動中的3篇文件，即《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關於在職幹部教育的決定》，《關於增強黨性的決定》。蔣介石說：這3篇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大家要特別注意研究，看看他們是如何增強黨性，加強全黨的統一，如何調查敵情、研究敵情，如何改造教育幹部、改造學習的風氣」。他強調說：《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特別重要」，「從這個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調查研究的工作是何等實在、何等徹底」。在這次全會上，蔣介石指出，改造國民黨，重在幹部的教育。他說：「我們各級幹部的作風、方法和技術，都應有一番徹底的改革」，「我們必須舉行一次大規模的訓練，來改造我們-般幹部同志的精神和行動，以期能適應今後的環境。」隨後，國民黨舉辦了一些幹部訓練班和軍政幹部會議(如1948年1月舉辦的戳亂建國幹部訓練班和軍事訓練會議等) ，教育國民黨各級幹部，學習共產黨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培養起來的「科學的精神和科學的辦事方法」，號召「從根本上改革本黨的精神，造成新的革命風氣，變頹唐委靡為蓬勃奮發，變自私自利為勇敢犧牲」。正如美國史學家易勞逸所分析的：「蔣介石承認，共產黨的特點就是堅持『科學的方法 。在他看來，這種方法是通過延安整風運動慢慢教育培養的。因此，他殷切期望他的部下仿照這一運動，以加強國民黨的組織性，提高軍隊的戰鬥力。」

1949年10月，國民黨敗退到孤島台灣之後，蔣介石成立了國民黨中央改造委員會，繼續改造國民黨，對於共產黨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培養起來的作風仍予以借鑒。在黨內生活中，繼續提倡批評與自我批評。1952年10月18日國民黨「七大」通過的《中國國民黨反共抗俄時期工作綱領案》中，即有「建立優良的批評制度，造成風氣，鼓勵黨員徹底檢討自己，忠實批評同志」的條文。在黨與民眾的關係上，提倡「服務精神」和「群眾路線」，開展「社會調查」，強調發展群眾路線的旨趣，「即欲藉以明了群眾之好惡向背，體察群眾之利害趨勢，使群眾要求能反映於黨內，黨的政策能推行於民間」。群眾工作已成為國民黨的「中心工作之一」《蔣李鬥爭內幕》一書中評論道：「國民黨當局歷經慘敗，始終不覺悟，直至逃亡海外，困守孤島，仍思慕仿共產黨作風，以黨團組織滲入部隊團體，加以控制。」可見，這一階段，國民黨對於延安整風運動的借鑒，是公開的、明確的，也是多方面的。

國民黨在斷斷續續的革新、改造過程中，借鑒中國共產黨延安整風運動的經驗，所要解決的，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用三民主義武裝全黨。蔣介石在國民黨五屆十中全會上提出「今後我們必須以革命精神和主義做我們的武裝。」1947年3月23日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現階段的黨務方針》文件，對「忽視革命理論」作了全面檢討，指出「恢復黨的革命精神，必從實行革命主義，以完成革命任務開始。這是根本的一著。」「舉凡言論行動，研究思考，用人行政，均須根據主義，每個黨員應以『主義第一 為座右銘」，「要實行主義，必須研究主義和宣傳主義」。它規定了研究、宣傳三民主義的7項措施。到台灣後，蔣介石仍把「清理黨內的思想」，確立「三民主義思想」放在各項工作的首位。

第二，反對派系組織活動，加強國民黨的團結統一，這是實行主義的組織保證。《現階段的黨務方針》文件中指出「實行主義，須有強固的組織。」它要求：（一）「全黨同志尤其各級幹部，應深刻認識黨在組織上的危機」；(二) 「化除個人成見，反對派系觀念，打破小組織思想，痛下決心，速謀團結。尤須從根本上消滅小組織發生與存在之因素，以確保黨的統一」；（三）「以民主的方法透過合法的組織，造成黨的意志，以集中黨員的意志，建立共信團結精神，加強互信」；（四）「厲行選舉制度，人才主義」；（五）「隨時淘汰投機分子……以確保黨員成份之純一」；（六）「加強黨的監察權，嚴格執行紀律」。其後不久舉行的六屆四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當前組織綱領》，再一次把這些條文明確下來。蔣介石希望國民黨能象共產黨那樣「成為一個整個的戰鬥體，每個黨員都要成為一個戰鬥員」。

第三，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腐敗作風，培養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新作風。國民黨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現階段的黨務方針》中指出：「黨的工作方式，無論在組織、訓練、宣傳、民運等方面，必肅清官僚主義，發揚革命作風，厲行民主作風」，並「應減少文字工作，紙上空談，簡化於續及程序，力求切合實際情形，從事實際活動，注意實際效果。」蔣介石反覆強調，要養成國民黨幹部「科學的精神和科學辦事的方法」，「要把官僚主義作風切實剷除」。蔣介石要求各級將領「把自己過去一切學歷經歷，完全拋棄，自視如同一個新入營的新兵，新入學的小學生，以實事求是，精益求精的精神，從頭學起」，「真正能成為一個科學時代的新人，努力來作一個科學時代的新幹部」，把「養成踐履篤實的風氣」，作為「消滅共匪，復興中華民國」的3個條件之一。

二

國民黨借鑒、學習和仿效延安整風運動，是從其自身革新、改造需要出發的，從根本上說，則是為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國民黨由一個資產階級革命政黨蛻變為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政黨，政治迅速走上專制腐敗的道路，隨之而來的是權力私有化、黨政派系化、武裝軍閥化。國民黨統治集團四分五裂，派系林立，紛爭不已。抗戰開始後，執政的中國國民黨在內政等方面雖然亦有所進步，但就其自身而言，日益膨脹的腐敗因素仍嚴重地浸蝕著它的肌體，致使國民黨「上層有黨、下層無黨，都市有黨、鄉村無黨，為私有黨、為公無黨」和「黨離黨員，黨員離黨」的局面並未改觀。蔣介石在五屆十中全會的開幕詞中說：「以這樣一個組織鬆懈、精神渙散的黨，要來領導一個廣土眾民，積重難返的大國，要使他建設起來，怎樣可以成功？」恰在這時，中國共產黨開展了全面的延安整風運動，國民黨把這一運動中的一些措施、辦法「拿來」為其「革新」所用，是並不奇怪的。抗戰勝利後，國共兩黨發生了一場爭奪國家政權的戰爭。在這場戰爭中，於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均佔據絕對優勢的國民黨卻連連敗北，這使蔣介石和國民黨感到震驚，同時開始重新認識和認真研究共產黨。蔣介石認為：「過去和共產黨鬥爭了二十多年，可以說大部分完全是盲目的鬥爭，連戰鬥的基本原則也沒有學習。」因此，他號召國民黨為「消滅敵人」而「研究敵人、學習敵人」。他強調研究中共延安整風運動經驗，說：「今後我們各級幹部，必須把他們這一運動的內容和辦法作為研究共匪內容的中心資料，探討他們的戰爭技術，用他們的方法，再加以切實的整理來制定比他們更高明更正確的方案，同他們鬥爭，這樣才能消滅敵人。」

國民黨在革新、改造過程中，試圖借鑒和仿效延安整風運動，但結果並不理想。

其一，蔣介石試圖象共產黨用馬克思主義武裝全黨全軍一樣，以三民主義武裝國民黨及其軍隊，但事實上並未做到。他在總結國民黨失敗的原因時指出：「勘亂失敗最後的一步，還是在黨的失敗，而黨的失敗主因，是在三民主義信仰的動搖。」他批評國民黨高級將領「把三民主義當作了一個口頭禪」，在此情況下，以三民主義武裝全黨全軍不過是一句空話。

其二，國民黨反對派系主義，加強組織性，雖然有所成就，但很不徹底。在大陸時期，蔣介石受延安整風運動的啟發，大力強化國民黨的組織，同時，要求黨內各派別放棄自私自利的「本位主義」，團結在他的周圍。可是結果卻恰恰相反，「黨內派系排擠傾軋，更變本加厲，漫無止境」，最終葬送了它在中國大陸上的統治。究其根源，是國民黨的階級屬性使然。作為資產階級政黨，其宗旨是為少數人謀私利，這就決定了黨內除了共同利益之外，還有不同私利，

因此，也就必然出現代表不同利益的不同派別、集團。

其三，國民黨反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腐敗作風，培養科學的實事求是新作風的目標亦未達成。蔣介石對於共產黨經過延安整風運動培養起來的「科學的精神和科學辦事的方法」倍加讚賞，他極力想把這種實事求是的好作風移植到國民黨幹部身上，但結果是一場空。蔣介石在台灣反思說：「黨犯了形式主義的毛病，中了官僚主義的流毒，就只有失敗的一條路了。」敗退台灣後，強烈的危機感和生存意識，使國民黨的作風有了很大改觀，如大力開展社會調查，黨的幹部深入基層深入民間等等。但是，國民黨並沒有從根本上剷除官僚主義、形式主義的壞作風，樹立起實事求是的好作風。這是因為它受到階級的局限，把統治集團利益置於人民利益之上，這就使脫離人民、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形式主義作風難以清除。

總之，一個政黨的作風，歸根到底是由該黨的階級性質所決定的。國共兩黨的階級性質不同，延安整風運動的經驗，從根本上講，國民黨是學不到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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