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陣地轉移到社交網路之後，香港「才子」陶傑觀察到了什麼？

大多數人開始熟悉陶傑，是在 1991 年他受金庸邀請從英國返港擔任《明報》副刊副總編輯之後，他的專欄事業從《泰晤士河畔》和《黃金冒險號》起步，逐漸獲得廣泛的關注。

陶傑「入行」其實很早，中學時他就開始向報刊投稿，並曾借散文和詩拿過香港徵文競賽的多個冠軍。在英國獲得本碩學位後，他曾在 BBC 任職八年，併兼任香港電台的駐英記者。寫作之外，他還擅長繪畫，曾師從香港著名畫家歐陽乃霑學習西畫，儘管是業餘興趣，但是他的畫作也會不時現身香港的藝術展廳。

香港人，常稱他為「才子」。

不過人們對他的態度，常走向兩端。由於文筆辛辣，文章內容不時涉及中西文化的對比，並常有對中國文化時事的直白批判，陶傑常被批「言論過激」，也同時會被稱讚「一針見血」。

陶傑本人，也如人們對其的評價一樣矛盾。他曾同時為兩家立場相左的報紙寫社論，傳遞出的政見彼此衝突，引發過不少爭議。事後，他給出了解釋：「給報紙寫社論，你是社論的持筆人，你寫的不是你的意見，而是報紙的立場……就像律師，他上庭為一個人辯護，他必須把自己從自我的角色釋放出來，做好律師的本分。」

儘管不時會拿「小農 DNA」、「醬缸」等辭彙來譏諷中國的社會百態，但他又熱衷研究中國文化，自學中國水墨畫，也欣賞唐詩宋詞與戲曲京劇。

這些特質構成了他的個性。

陶傑與金庸有著不錯的私交。

儘管如今紙媒盡顯疲態，開設在報刊上的專欄也不如過去火爆，但是陶傑仍然沒有淡出公眾的視野。他在 Facebook 上開設了個人專頁，像撰寫專欄一樣，勤快地更新著內容。

撰寫專欄時的諸多特質，被陶傑自然地轉移到了新的平台上。他仍像過去一樣對熱點事件保持著靈敏的嗅覺，也知道哪些內容能戳中香港人的神經，因而總能推出一些爆款，獲得過萬的瀏覽量和過千的點贊量。

有關內地和香港的關係、中國社會生態及國際時事的討論，在他的 Facebook 頁面佔據了較大的比重，也最容易積攢人氣。他很清楚市場的需求：「社交媒體要自我養活，你自己要維持，就得有收入，收入就是廣告，廣告這個商品就要看你的點擊率，最後還不是要市場導向。」

而在維持熱度以賺取一定的廣告收入之外，他還希望能「啟發民智」：「這裡面什麼都有，短的長的都有，我自己去調節，文學藝術、繪畫、政治、社會，什麼都有。全都是政治，不行。」他將 Facebook 專頁視為自己的一件新產品：「社交媒體有這個好處，要善於用，不要把垃圾放上去，要有一些能啟發人思考的，或者分享品位的內容。這有別於一般人的臉書，去什麼北海道，吃了什麼都放上去。」

「香港人看 Facebook 看得很勤快，低頭族嘛。所以有的時候我就把一些閱讀的，文化藝術的東西，灌進 Facebook 裡面，不要讓它老是就是拍個食物，然後發發自拍什麼的。」陶傑說。

與撰寫專欄不同的是，文字的長短及其與圖片、視頻的搭配，都被列入了考慮之中：「寫的方式不一樣，因為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對象。Facebook 上句子要短，要精練，不要讓人家看得累，因為他們都是在等人的時候，喝咖啡的時候，或者坐地鐵的時候看的，所以不要啰啰嗦嗦。周末的（帖子）可以長一點……社交媒體要圖文並茂，什麼時候用圖，什麼時候用文，文字什麼時候長什麼時候短，而且用圖是用圖表、漫畫還是照片，還是用視頻，都要對市場和讀者的反應有客觀準確的評估。」

在他看來，數字化對香港的出版業衝擊很大，「賣書會越來越難」，香港出版業經營成本過高、香港人讀書功利的問題也在助推這股趨勢。

陶傑在香港書展的 CUP 展位前

數字化對香港出版業的影響：

「因為全球化的問題，印刷媒體慢慢走向衰弱，手機、影像、視頻比較發達，對出版市場形成很大的衝擊。所以這幾年，我們看到一些變化，小的出版商，今年就沒有攤位了，大的書店，今年的攤位也縮小了……而且因為香港人住的地方，房產價格的上升，越來越小，他們買的書，拿到家裡，擱到哪兒呢？這也是那些人不是太敢花錢的一個理由。今年的出版社，賣書越來越難，有普世的原因，也有香港區域的原因。」

香港書展舉辦 28 年，香港讀書風氣的變化：

「香港有自己的，形成香港的基因。1842 年開始，它是商港，外貿慢慢做大了，來香港的基本上都是四面八方來做生意的。所以香港從誕生開始，你不能夠希望它能有什麼文化的深度，它沒有這個歷史。雖然 1949 年之後，有一部分南來文人，帶來了一些讀書的風氣。30 年代深港澳是一體，那時民國清末整個文化氣氛的底子還在，但是今天沒有了。所以香港沒有大陸那樣有很多暢銷過的書，很好看的書，像小說《白鹿原》，在香港不要說沒人看，聽都沒聽過。」

「我剛才說了，香港是一個商港，不知道過了幾代，到今天的年輕人，到日本都是吃、玩、去溫泉酒店花多少錢，他們需要的是資訊的輸入，而不是旅遊日本知識的輸入。香港年輕人好像很喜歡日本，但是你出一本大正年代的日本風情和文化，沒人看，但是如果是京阪神最新的火車怎麼坐，酒店哪兒划算，吃的哪幾家好，就會很暢銷。即便這種書，過兩三年，資料就落伍了。

香港年輕人這一代，不懂得分辨什麼叫資訊，什麼叫知識。資訊我們上網都看得到，從東京怎麼去神戶，何必買書，而且還會有人分享攻略。買這些資訊的還有美容、護膚，子女上英國什麼學校、留學要注意什麼事兒。香港人就是講實用。看書是為了得到資訊，多於攝取知識。」

香港與內地在出版空間與讀書需求之間的差異：

「因為這個地方從 97 年前後（開始），人家覺得沒有明天，活過了今天，明天再說。香港是一個缺乏長遠戰略的地方，而且還缺乏歷史的根基。即便香港有基本法保障的、一國兩制之下的出版自由、言論自由，但是我覺得好像香港人沒能夠好好利用，國家一國兩制給他們的保障。就好像這個空間像這個房間這麼大，但是香港人的出版自由就用這麼多，其他的都沒用到。

沒用到不是他們不知道，而是這個市場不去買。所以就變成了，你要在香港自資開一個出版社，你要租辦公室，還要租倉庫，書賣不完就得擱在那兒。所以在香港做出版社，你不能眼光走偏，你最好是一版、二版、三版（地印），你不能出一版，印刷 2000，但是只賣 200，1800 永遠都擱倉庫里，成本很貴，不要說請編輯，請技術人員，還有印刷廠的成本，紙是從日本買來的還是德國進口啊，因為現在消費的要求高嘛。所以這個生意非常難做。

在內地，本來在 80、90 年代，是印刷品很蓬勃的時代，一直到 2000 年初，印刷市場都非常蓬勃。郭敬明、韓寒，比他們更早的余秋雨，書都可以賣幾百萬。但是中國現在很快進入網路時代，我擔心未來十年，印刷的書也會下降。但是在內地有很多書不能出，能出版的書和網上能看的書越來越少，所以是沒有空間，但是有很大的需求。但是在香港是（反過來），有很大的空間，卻有很小很小的需求。這個是很不幸的。」

「只要房租、土地價格合理，辦出版的成本就低一點，你就可以辦一些理想一些的產品。但是香港不容許你理想，賣出來一定要走大眾的路線。大眾是不關心歷史、文學，政治有一點點，但是是比較膚淺的，不是深度的。所以非得賣給那些人，閱讀的目的就是馬上要見分曉，吃啊、護膚、美容、炒股票、旅遊諮詢等。」

語言學習以及閱讀習慣的培養：

「從小我自己看了很多大陸的電影、台灣的電影，（普通話）我自己學的。學普通話我覺得很容易，這是有心的問題，用心來學，你要對那個地方有感情有興趣，你自然學得好。我不懂為什麼香港人廣東人漢語總是說得不好。因為他們不認真，沒有張開耳朵去聽聲調，沒有去分辨，粗枝大葉的，所以學得不好。我從小對各地的語言比較有興趣，上海話、山東話、四川化，我就用耳朵去分析……而四川話和廣西桂林官話有點像，因為那時張憲宗在四川殺了人，跑了一批去廣西，保留了四川的方言，這是地理歷史和語言的關係。」

「香港人學英文，只追求文法正不正確，其實文法正不正確是最起碼的要求，是幼兒園升小學的要求，你從一年級讀到高中讀到大學，還有別的要求，包括你個人要有幽默感和才華。英國人中產階級的隊伍很龐大，平常能出口成文，為什麼，因為他們平時閱讀的風氣，看雜誌看書，說話不溫不火，話裡有話，全都是紅樓夢裡史湘雲、薛寶釵的水平，全民化，不是一小撮。」

陶傑的畫作

「我自己看書看中國的古文，明清散文，還有清朝的筆記，再加上英國親保守黨的報刊，《觀察家》，還有左派的《新政治家》，還有周末的《金融時報》，我閱讀就好像吃東西一樣，食不厭精，像蔡瀾一樣，不好吃的絕不張口。吃是這樣，閱讀也是這樣，既然要花時間看書，就要看最好的，看中文要看最好的經典，看了才有心得，自己融會貫通。其實網路時代很民主，誰都有機會成為作家，機會多得是，但是現在年輕人基礎沒打好，我看到很多博客，文字根底很差，很啰嗦。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民間的幽默，現在已經形成，這個很厲害。現在上面壓著。現在因為過分多的審查，只能繞著圈說話，話裡有話，這就是文學很高的表達方式。」

題圖及文內圖來自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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