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必須加引號」的規定，是怎麼來的？

文 | 諶旭彬

圖：徐復觀先生（左）與家人，1963年攝

1、削藩對民眾未必是好事

一般人多認為：自漢高帝至漢武帝，朝廷削藩半個世紀，徹底剪除異姓王與同姓王，是一種「歷史進步」。但徐復觀先生對此有不同看法。

徐認為，如果「從政治以人民為主的基本觀點」著眼，亦即站在「民眾利益」的角度、而非「劉漢皇室利益」的立場，則漢代的削藩政策並不見得是什麼好事。理由是：王國的存在，讓民眾擁有「用腳投票」的機會。

漢初民眾「用腳投票」的情況頗為嚴重。如《史記·吳王濞列傳》里說，吳國煮海為鹽、鑄銅為錢，「百姓無賦」，遂「招致天下亡命」——「亡命」一詞，在當時指的是逃避沉重的人頭稅（口算）、兵役、徭役而拋棄戶籍的流亡之人。《漢書·賈誼傳》里也說，當時中央所轄郡縣，因徭役苦不堪言，「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很多人無法忍受繁重的徭役，拋棄戶籍逃往諸侯國。

朝廷不能容許民眾「用腳投票」，也憂懼王國人口的增多，故堅持削藩政策長達五十餘年。徐復觀感慨：

「漢室君臣，假定不以權力集中於皇帝一人為推行政治的先行條件，而只以在統一下允許合理的地方分權，則漢初百年間擾攘不安的政治問題，可不致發生，而由秦所建立的專制政體，及由此政體所必然發生的毒害，將會得到若干緩和，對社會的生機，也將會得到培育。但他們完全站在一人專制的立場來處理這一問題，想盡各種方法所達到的目的，只是大一統的專制政治。」（以上見徐復觀《兩漢思想史（一）》）

2、「文化大革命」引號的由來

今人寫文章涉及「文化大革命」五字，必須加引號，以示其名不副實。

這個引號的由來，與陸定一有關。《黨的宣傳工作會議概況和文獻（1951-1992）》一書（中央宣傳部辦公廳編著，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出版）收錄有胡耀邦1980年的一份講話。講話中，胡提到：

「『文化大革命』時期，從我們黨的立場來說，是宣傳工作大失敗的時期。定一同志不贊成提文化大革命，那就打個引號吧，反正就是那麼一段歷史。」（《當前宣傳工作的幾個問題——在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80年7月11、12日記錄稿）

邵燕祥先生認為這個引號其實不必加。其理由是：

「世界上只有過這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它跟你所想像的那個『革命』的樣子不同，跟你想像的那個『文化的』革命不同，跟你想像的那個『無產階級』性質的文化大革命尤其不同；但這次大革命就是這樣子的，你有什麼辦法？所以我以為在『文革』及其全稱上加引號的做法大可不必，這是『必也正名乎』的老傳統帶給我們的麻煩。三十四年前轟轟烈烈發動起來持續達十年之久的那一場政治運動，是一個既成的歷史事實，當時大家熱烈歡呼，積極投入，現在大家痛定思痛，加以否定，緣於對它的認識不同，評價不同；然而，作為一個歷史事實，它就是它，它的名字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嘛。」（《何必加引號》，收錄於《無權者說》，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3、「蔣介石與法國梧桐」考

後台有朋友問，電影《建軍大業》里「蔣（介石）再三詢問「贈給美齡的法桐」這段情節」到底是怎麼回事。

坊間長期流傳一種說法，南京的梧桐是蔣介石送給宋美齡的禮物。其實並非如此。南京之有法國梧桐，始於1910年代「江蘇省第一造林場」之成立，其苗系自日、美種苗公司引進。1921年前後，法國梧桐開始成批栽植於鼓樓公園、東南大學等處。1929年，為綠化中山陵，又自上海工部局高價（每株一兩八錢銀）引入上千株大型成樹（高約30米以上）。該年7月1日，中山陵主任技師、林學家傅煥光向國民政府提交《中山陵園成立以來工作報告概要》，內中寫道：

「中山大道及明陵馬路植樹中山大道，白墓道至中山門兩旁，種植法國梧桐一千零七株。明陵台路兩旁，種植楓楊、梧桐六百九十五株。又明陵布景種植扁柏、黑松、梧桐等大樹一千三百七十株。鋪草皮八十五方。又明陵甬道至玉龍橋兩旁，荒地均加以整理。」（見《傅煥光文集》第4頁）

同年6月，國民政府成立「首都建設委員會」，南京市長劉紀文以委員省份參與其事。12月底，《首都建設計劃》正式公布，擬將南京建成「全國城市之模範，並足比倫歐美名城」。據劉公開發表的「南京現代化道路實施」廣播演說，所有道路將會「每隔50英尺(15.24米)植樹一株」。法國梧桐遂亦成為南京常見的行道樹。

至於「蔣介石、宋美齡與法國梧桐」，筆者尚未見到任何相關的檔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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