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備這三種思維方式的人 才會擁有卓爾不群的人生

作為理性存在物，思維構成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根本特徵。中國人說：「三思而後行」，表明在行動之前反覆思考的重要性。而捷克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則認為：「人類一思考，上帝就發笑。」不管如何，人們都把思維理解為對具體事情的思考。

實際上，這也是普通人對思維的理解。我今天在這裡講「思維」，指的並不是這類思維，而是指思維對自身的思維。這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人們很容易把「我思考某事」與「我思考我自己是如何思考某事的」這兩種不同的思維區分開來。前者把「某事」作為「我」思考的對象，後者把「我自己是如何思考某事的」這一思維方式作為「我」思考的對象。

我今天講的是後一種思維，實際上就是對人們日常生活中的思維方式進行批判性的考察。儘管人們天天都在思維，但他們卻很少去反思，他們是如何進行思維的，而如何進行思維涉及的正是思維方式的問題。

猶如人們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世界萬物，但對自己眼睛的生理結構卻茫然無知一樣，人們天天都在思考具體事物，但對自己如何思考具體事物的方式卻一無所知。今天講座的主題「我們應該如何思維」就是批判地反思人們日常思維方式的結果，它將按照以下三個方面，以遞進的方式展開。

首先來談談什麼是有效思維。

如果從有用性的視角來觀察人類的思維，人類思維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型：一是「無效思維」，二是「有效思維」。

在通常的情況下，人們都會竭力避免無效思維，追求有效思維。那麼，如何才能使自己的思維變得有效呢？在我看來，應該確立以下六種意識。

既要守規則也要懂權變

中國古人把自己信奉的規則或規範（當然包含道德規範）稱作「經」，把具體情景中的變通稱作「權」。

一是law意識。

這裡借用law這個英文名詞，因為law有兩種不同的含義：一種是「規律」，如自然規律、社會發展規律、市場經濟運作的規律等等，這些規律是客觀存在的，人們只能發現它們，但不能創造它們；另一種是「法律」，法律是人們自己制定（創造）出來的，而又必須加以遵守的基本準則。

就自然規律、如重力規律而言，一個不會游泳的人掉進深水會被淹死，如果哪個人的思維要與這條規律抗衡的話，結果一定是不妙的。就社會發展規律而言，民主政體的現代社會對專制政體的傳統社會的取代是不可逆轉的歷史潮流。但袁世凱偏要逆歷史潮流而動，復辟稱帝，結果在一片討袁聲中一命嗚呼。

就市場經濟規律而言，人們的經濟行為也是「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一個人不做深入的市場調查，拍拍腦袋就決定做什麼生意，幾乎沒有不失敗的。反之，如果一個人對市場情形和消費心態都獲得了準確的信息，做生意成功的概率就會很高。

比如，以前的金華火腿都是整隻出售的，消費者不但無法選擇自己想要的分量，而且攜帶也不方便。後來有人出點子，改為小包裝，一下就打開了市場。又如，一個台灣商人發現美國人做事大大咧咧的，特別是他們隨身攜帶的雨傘走到哪裡就丟到哪裡。於是，生產了一批2個美元一把的雨傘，賺了一大筆錢。

就法律角度而言，凡是遵守法律的思維和行為才能獲得其合法性，否則就是非法的。在西方國家，父母教育自己的子女，第一條就是要他們把「合法的」（legal）思維和行動與「違法的」（illegal）思維和行動嚴格地區分開來。

1997-1998年，我在哈佛大學訪問，有一次去密歇根大學看望一個老同學。他見到我非常高興，叫他的女兒到附近商店裡去買一瓶酒，他的女兒當時9歲，馬上回答：「爸爸，我不能去買酒，那是違法的。」這種從小就以合乎法律的方式進行思維的習慣的培養非常重要。

所有這些例子都表明，人要使自己的思維變得有效，就必須克服自我中心主義，牢固確立law意識，既遵循客觀規律，也遵守相關國家或地區的法律。

二是情景意識。

所謂「情景」（situation），是指人們生活中可能遭遇到的各種特殊的情形。一旦處於這樣的情景之中，人們就應該學會變通，從特殊情景出發，靈活地對待平時信奉的「規則」或「規範」。在這個意義上，情景意識也就是靈活變通的意識。

比如，儘管儒家主張「男女授受不親」（經），即男女間肢體不能接觸，但如果一個女人掉到河裡，一個男人經過，當然應該伸出手去把她拉上來（權）。如果這個男人執於經而不會權變，那就太迂腐了。

在變幻莫測的日常生活中，這種善於變通的情景意識在有效思維中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比如，幾乎所有的宗教學說和道德理論都把「不許說謊」作為重要的道德規範（經），然而，在有些特殊的情景中，人們卻不得不放棄這樣的道德規範。

比如，在體檢時發現，某人的父親得了癌症，且已到晚期，沒有幾天可以活了。某人是按照「不許說謊」的道德規範把病情毫無保留地告訴他父親，還是對他父親說謊？我想，絕大部分人考慮到病人心理上的承受能力，不得不對病人說謊。這兩個例子表明，「不許說謊」並不是絕對的，人們得根據具體情景進行變通。

在某種意義上，情景意識是對law意識的一種變通和補充。一個人如果只守住經，在變幻莫測的具體情景中不會權變，他的思維方式就是教條主義的；反之，一個人如果不信奉任何經，只會在具體情景中變來變去，他的思維方式就是機會主義的。顯然，如前所述，正確的思維方式是把「經」（原則性）和「權」（靈活性）辯證地結合起來。

既要知角色也要善換位

善於肯定他人的優點、善於關心他人正在思考的問題、善於解決他人面臨的困難，最後的結果必定是「雙贏」。在某種意義上，換位意識也是對角色意識的補充。

三是角色意識。

按照社會學的觀點，每個人在社會生活中都充當著不同的角色，而對同一個人來說，他又在不同的情景中充當著不同的角色。

比如，某個中年男子，對於他所在的公司來說，他是總經理；對於他的妻子來說，他是丈夫；對於他的兒子來說，他是父親；對於橋牌俱樂部來說，他是一個成員。

這個男子應該明白，如果他的思維在不同的情景中都要變得有效，就必須嚴格按照不同情景中的角色進行思維，決不能混淆不同情景中的不同的角色。道理很簡單，如果他把總經理對待下屬的思維方式搬用到他的妻子或兒子的身上，幾乎沒有不失敗的。

在豐富多彩的日常生活中，人還有可能充當各種臨時的角色。

卡耐基曾經說過一個故事：一個閱歷豐富的中年人帶著一個青年人去參加一個晚會。主人在對賓客演說時，引證了莎士比亞的一句名言，但把出處搞錯了。青年人馬上打斷了主人的話，說他說錯了。但同去的中年人卻說主人是對的，倒是青年人記錯了。

晚會結束後，在回家的路上，青年人對中年人說：你明明知道主人說錯了，為什麼反說我錯了？中年人回答道：在晚會上，賓客必須維護主人的權威，否則大家會不歡而散。

另外，即使你想指出主人的錯誤，也應該悄悄地對他說，在大庭廣眾羞辱一個人，他會記恨一輩子的。青年人聽後點頭稱是。由此可見，守住相應的角色進行思維，思維才會產生實際的效果。

四是換位意識。

人是社會動物。我們知道，在通常的情況下，一個人思考問題總是從「我」開始的。「我想」、「我打算」、「我希望」、「我請求」等等，在自發的思維方式中，人始終執著於這種自我中心主義。

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弗洛伊德認為，這種自我中心主義是以心理上的「自戀」為基礎的。然而，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尋求與他人交往的思維中，這種自我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幾乎都是無效思維。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都像一隻黑箱。當一個人與其他人交往時，看起來他們之間的距離非常近，伸手就可以觸摸到，然而，在兩個人相互之間並不了解的情況下，他們之間的實際距離卻非常遙遠，就像兩隻黑箱，大家都看不透對方。

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一方向另一方提出要求，幾乎都不可能被對方所接受。只有換位意識才能真正拉近兩個人之間的距離。

所謂「換位意識」，就是一方主動地站到對方的立場上進行思考，甚至出主意幫對方解決他所面臨的問題。這樣一來，雙方建立了感情上的聯繫，對方也就願意幫助提出要求的一方解決問題。

既要明風險也要會表達

所謂「表達意識」是指通過語言合情合理地表達出來。這裡所說的「合情合理」，是指在表達中應該處處顧到全局，不要因為強調一種傾向而忽略了相反的傾向。

五是風險意識。

我們大致可以把風險分為三類：第一類是自然災害，第二類是社會災難，第三類是個人生命的危險。在古希臘神話中，迪奧尼修斯國王請他的大臣達摩克利斯赴宴，命令他坐在用一根馬鬃懸掛起來的一柄利劍之下。「達摩克利斯之劍」由此得名，它生動地啟示我們：個人的生命每時每刻都處於死亡的威脅之下。

然而，在日常思維，尤其是未經生活磨難的青年人的日常思維中，缺少的正是這種風險意識。人們習慣於把「邏輯上的可能性」等同於「生活上的可能性」。

所謂「邏輯上的可能性」，即理想狀態下的可能性，至於「生活上的可能性」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因為生活中充滿了各種意外的風險。只有牢牢地確立風險意識，才能應付各種意外。

比如，外國人到中國辦企業，一般都會就下面的意外情況――企業由於某種不可阻抗的原因停止生產――進行投保。中國本土的企業家都覺得外國人蠢，怎麼可能停止生產？有必要去保這個險嗎？

2003年，非典病毒流行，許多工廠被迫停產。外國企業家得到了大筆保險金，中國企業家卻什麼也得不到。這時他們才明白，居安思危有多麼重要。

中國人說：「人算不如天算」；又說：「百密難免一疏」。人的思考、推理、籌劃即使十分嚴密，也無法把所有可能發生的意外都考慮進去。《禮記中庸》告訴我們：「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只有未雨綢繆，確立風險意識，才能在籌劃中留有充分的餘地，以確保思維達到預期的效果。

六是表達意識。

在某種意義上，只有在表達中，思維才成為現實。我們只能根據一個人的語言表達去了解他的思維情況。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把表達看作思維的一部分，把表達意識看作有效思維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我這裡所說的「表達意識」是指通過語言，把已經考慮好的想法準確地、合情合理地表達出來。

這裡所說的「準確」，按照我的理解，有兩方面的含義：一方面是指該精確的地方必須精確，另一方面是指該含混的地方必須含混。

「合情合理」，則是指在表達中應該處處顧到全局，不要因為強調一種傾向而忽略了相反的傾向。否則不但可能導致無效思維，還可能暗中與別人結下樑子。

卡耐基在他的著作中講到一個有趣的故事：有一天，美國實業家洛克菲勒去視察自己旗下的一家工廠，發現三個青工正站在「不許抽煙」的牌子下抽煙。如果洛氏上去訓斥他們，甚至把他們開除，也並不是離譜的事情。但洛氏沒有這樣做。

他微笑著走到三個青工面前，從自己口袋裡取出雪茄煙，每人發了一支，笑著說：「小夥子們，如果你們到吸煙室里去抽煙，我將感謝你們。」三個青工興高采烈地走了。一場劍拔弩張的衝突就被洛氏合情合理的表達化解了。

既然思維只能通過語言表達出來，重視表達意識就是題中應有之義了。如果不注意語言表達問題，思維所期待的效果必定會大打折扣。

既要學習好問也要批判辯證

創造思維蘊含著有效思維，但又不能歸結為有效思維，因為要創造性地運用自己的思維，還需要更高的智慧。在我看來，創造思維並不是高不可攀的。如果人們自覺地確立以下四種意識，不但能接近，甚至完全有可能進入這種思維方式。

一是學習意識。

我這裡說的「學習意識」是指廣義的學習，也就是終身學習。活到老，學到老。為什麼提倡創造思維先要確立學習意識呢？道理很簡單。因為創造的本質就是創新，即從舊的東西中做出新的東西，那麼不學習、不了解舊的東西，又如何去創造新的東西呢？

現在不少大學的博士論文、碩士論文在封三上印有一個《原創性聲明》，從內容看，這個聲明強調的是：作者沒有抄襲、剽竊，論文是獨立完成的。

然而，一篇沒有抄襲、剽竊的論文就是「原創性」論文嗎？這不是在亂用「原創性」概念嗎？其實，在我們這個「教授、博士滿街走」的時代里，最使教授和博士們感到窘迫的問題是：「在您那麼多的論著中，您究竟在哪一點上創造性地推進了前人的觀點？」

二是問題意識。

如果只有學習的願望，從不對自己學習的東西產生疑問，這樣的學習是沒有用處的，就像俄羅斯喜劇作家果戈理筆下的乞乞科夫的跟丁，只滿足於閱讀這種形式，但從不去思索自己閱讀這些東西究竟有什麼意義。

完全可以說，學習意識的靈魂是問題意識。無論是觀察自然現象，還是探究社會歷史現象；無論是閱讀文本，還是聽別人做講座，總會有一些疑惑（問題）從我們心中產生。

在許多人那裡，這些問題並沒有被提出來，而是像肥皂泡一樣自生自滅了，或者說，爛在心中了。其實，這些問題是人們思維中最珍貴的東西。

不少大思想家，如笛卡爾、牛頓、康德、黑格爾、弗洛伊德等，從小就養成了把自己心中的問題記下來的習慣。或者自己去翻閱文獻，尋找答案；或者向懂行的人請教，探討造成疑問的根源；或者通過自己的思考來解決問題。

其實，中國人所崇尚的「學問」，既包含「學」字，也包含「問」字。沒有問題，何來學問！由此可見，問題意識對於創造思維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勤于思索的人會在學習中記下許多問題。

隨著學習的持續和知識的增加，就會發現，有些問題是沒有意義的，甚至是荒謬的，但總會留下一些問題，有深入探索的必要，從而成為創新思維的突破點。在某種意義上，新提出來的問題越是基本，越是重要，提出者的創造能力也就越強，其影響也越是深遠。

總之，問題意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按照《胡適日記》中的記載，王雲五先生年輕時非常用功，每天規定自己讀多少頁書，但不知為什麼，讀來讀去，頭腦中竟一片空白。

他去找胡適請教。胡適告訴他，一定要帶著問題讀書。問題是材料的靈魂，有了問題，材料就有了生命；沒有問題，材料就是一堆死的東西。王雲五聽了，茅塞頓開。

三是批判意識。

如果說，學習意識為創造思維打下基礎，那麼，批判意識就是對這個基礎本身進行清理。

馮友蘭先生在《中國哲學簡史》中提到禪宗中的一個小故事：一個機智的小和尚當著老和尚的面，把一口痰吐在佛像的臉上。老和尚指責他，他振振有詞地回答：「師傅，您不是說佛無處不在嗎？既然如此，我不管往哪裡吐痰，都會吐到佛的身上，不如直接吐到他的臉上。」

在這裡，小和尚的駁斥直奔老和尚觀念的理論預設——佛無處不在。儘管強調「佛無處不在」充分肯定了佛的法力無邊，但同時也給佛帶來了不少麻煩。

其實，生活的辯證法是：抬高某人必定也包含著對某人的蔑視，因為被抬高者在被抬高之前必定站在低處；同樣地，貶低某人也必定包含著對某人的尊重，因為貶低者在被貶低之前必定站在高處。又如，一個青年人向大發明家愛迪生誇口，他發明了一種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體物質，他決定把這種溶液帶給愛迪生鑒定。

愛迪生笑著問他：如果您發明的溶液可以溶解任何固體物質的話，您把它放到什麼容器中帶給我呢？青年人為之語塞。總之，批判意識就像拆毀基地上的舊建築物，而舊建築物被拆毀得越徹底，新建築物也就越可靠，創造思維的幅度也就越大。

四是逆向意識。

在日常生活中，人們的思維通常只能顧到一個維度，而自覺或不自覺地把相反的維度掩蓋起來了。在這樣的情況下，逆向意識常常會揭露出被掩蓋著的相反的維度，從而為思維注入新的契機。

比如，門衛們思考問題常常是單向的：只要看見有人往單位里搬東西，他們就幸福地閉上了眼睛，以為單位里的財產增加了；反之，只要看到有人往外搬東西，他們就瞪大了眼睛，檢查得很仔細，生怕單位里少了什麼東西。

其實，他們也應該有這樣的逆向意識，即搬進單位里的不一定是好東西，可能是贓物、毒品、炸彈等；反之，搬出單位的也不一定是好東西，也可能是污物、廢品、垃圾等。

總之，逆向意識要求人們的思維不局限於一隅，而是靈活地跳躍到不同的端點上去，從而為思維開出一條新路。逆向意識常常會創造思維上的奇蹟，實際上，它本身就是創造思維的特殊表現形式。

綜上所述，創造思維比有效思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創造思維並不是不可企及的。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只要善於學習，勤于思索，創造思維就會降臨到我們身上。

既要「埋頭拉車」也要「抬頭看路」。

在某種意義上，人類生活在兩個不同的世界中：一個是「日常生活世界」，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人們忙著為自己的生存和發展進行籌劃，四處奔波。

然而，或早或遲，他們的生存會出現裂口，如A在一場偶然的車禍中變成殘疾人，B的小孩突然得了白血病，C在生意場中被合伙人騙得傾家蕩產，D被自己的戀人無情拋棄等等。在所有這些裂口中，每個人都無法迴避的一個裂口是死亡。

在日常生活世界中，人們全身心地致力於財富和權勢的追求，忘記了周圍隱藏著的這些裂口。一旦它們突然出現在腳下，他們的思維就會超越日常生活世界，進入到我稱之為「生命意義世界」的另一個世界中。在這個世界裡，人們開始拷問自己：「我活著究竟有什麼意義？」顯然，人們對生命意義的思考就是超越思維。

對於普通人來說，他們的思維是很難躍居到超越思維的層面上去的，即使由於遭遇到生存的裂口而躍居到這個層面上，也會很快地從「生命意義世界」退回到「日常生活世界」中。

然而，在我看來，日常生活世界就像一條隧道，而生命意義世界就像一個燃燒著的火炬。只有自覺地用火炬去照亮隧道，人生才不會在渾渾噩噩中度過，也不會跌入自以為聰明，其實很愚蠢的窘境中。

其實，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中，「聰明」、「精明」之類用詞基本上都是貶義詞，因為中國人崇尚的是大音希聲、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辯無言、大器晚成的格局，而這些格局涉及第二個世界，與第二個世界對應的則是超越思維。

在我看來，有效思維和創造思維都屬於第一個世界，只有超越思維才屬於第二個世界，而要把自己的思維提升到超越思維的層面上，確立以下三重意識是必要的：

一是張力意識。

我這裡說的「張力」是指「入世」和「出世」之間的張力。在我看來，中國文化之所以源遠流長，與其「儒道互補」的特徵息息相關。

儒家有「入世」情懷，主張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提倡知行合一、經世致用，甚至「知其不可而為之」，以造福於國家社稷和天下百姓；而道家則有「出世情懷」，主張無為而治、與民休息，每當政道蔽塞、吏治腐敗，則倡導退隱山林、修身養性、著書立說。

這種「儒道互補」的格局既使中國文化生生不息，擁有頑強的生命力，又使中國知識分子能進能退、能屈能伸，在立德、立功、立言的廣闊空間中施展自己的才華。

在實際生活中，經常可以遭遇到以下兩種人。一種人只具「入世」意識，什麼東西都是拿得起，放不下，甚至把名利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還重要。他們只知道自己活著，卻從來捨不得花點時間去想一想：「我為什麼活著？」

《儒林外史》中的嚴監生，在彌留之中，為了兩根燈芯草，竟然不肯斷氣。《紅樓夢》中的王熙鳳心狠手辣，拚命斂財，甚至偷偷地放高利貸，結果卻是「縱有千年鐵門檻，終須一個土饅頭。」這種人終其一生，就像工蜂或螞蟻一樣忙忙碌碌。

另一種人只具「出世」意識，在道教、佛教、基督教或其他宗教思想的引導下，他們的全部思想和熱情都沉浸在超越世界中，不但「看破紅塵」，甚至把自己的身體也視為「囚禁靈魂的監獄」，最好捨棄自己的生命，或羽化而登仙，或立地以成佛。

雖然這種人不會成為實際生活中的陰險狡猾之徒或好勇鬥狠之輩，但他們對實際生活卻毫無貢獻，彷彿從來就不是地球村的居民。

在我看來，只有在入世與出世之間保持張力意識，才可能避免上面提到的這兩個極端。我自己的座右銘是：「做一些事情，但不要把自己做的事情看得很重要。」

前面一句話的意思是：既然人生在世，就應該有入世精神，應該努力做好自己想做而又有能力做好的事情，決不像普希金筆下的奧涅金，把「無所事事」作為人生的指南。後面一句話的意思是：自知者明，千萬不要誇大自己所做的事情。

孔子在《論語》中說過：「吾十五而有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按照我的理解，從「十五」到「四十」，主要是對入世的領悟；從「五十」到「六十」主要是對出世的領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則主要是對入世和出世關係的領悟。在這方面，孔子的人生具有典範性的意義。

二是品位意識。

人與其他動物不同之處在於：其他動物的生命只有一個維度，人的生命卻有兩個維度。雖然人像其他動物一樣，也要吃、喝、拉、撒，但這些行為並不是人活著的最高目的，人的生命的第二個維度就是向精神世界延伸，過有品位的生活。這裡說的「品位」主要是指豐富的精神生活，而品位意識則是對這種精神生活的自覺的認同和追求。

丹麥神學家克爾凱郭爾把人生劃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主要是審美，對應於青年時期，這個時期把審美價值理解為最高價值；第二階段主要是倫理，對應於中年時期，這個時期把倫理價值理解為最高價值；第三個階段主要是宗教，對應於老年時期，這個時期把信仰理解為最高價值。

在我看來，審美對應於藝術，倫理對應於道德，信仰對應於宗教。品位意識就是對藝術、道德、宗教這些精神領域的自覺的了解、參與和投入，甚至在這些領域裡具有相當高的修養。

馬克思說過：「對於沒有音樂感的耳朵來說，最美的音樂也毫無意義。」在這裡，「沒有音樂感的耳朵」是與沒有品位的精神生活聯繫在一起的，反之，有音樂感的耳朵則是有品位的精神生活的標誌之一。

列夫?托爾斯泰小說《復活》中的貴族涅赫留朵夫，作為有名望的中年男子，參加了法庭陪審團。在法庭上，他突然發現，罪犯瑪斯洛娃原來是他姑媽家的女傭，而他年輕時在姑媽家裡做客時曾經勾引她，以至她被姑媽趕出家門，墮入風塵，後來又成了罪犯。

回憶這段歷史，涅赫留朵夫受到了良心的譴責，感到自己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當法庭宣判瑪斯洛娃流放西伯利亞後，他決定隨她一起去服刑。涅赫留朵夫對自己青年時期荒唐行為的懺悔表明，他中年時期擁有強烈的道德觀念，而他願意服刑正表明了他具有強烈的品位意識。

中國人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一個具有品位意識的、趣味高尚的人，是不屑與趣味低俗、見解庸俗的人為伍的。事實上，隨著品位意識的提高，人們的思維空間必定越來越多地向超越思維敞開，其精神生活也變得越來越豐富。

三是境界意識。

如果說，「品位」涉及藝術、道德和宗教，那麼，「境界」則涉及哲學。「境界」概念來自佛學，乃是人們在超越思維中追求的最高目標。當然，境界本身也有高低之分，從哲學上看，人們追求的應該是最高的精神境界。那麼，精神上的最高境界究竟是什麼呢？

馮友蘭先生在《新原人》中提出了人生的四個境界，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人只是滿足於吃、喝、拉、撒的自然願望；功利境界高於自然境界，但仍然糾纏在利害關係中；道德境界又高於功利境界，肯定了良心和德行的重要性；天地境界最高，《莊子?齊物論》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是也。

在《人間詞話》中，王國維先生從不同的角度肯定了境界的重要性。他指出：「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不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在王國維先生看來，第三境才是做大事業大學問者追求的最高境界。

綜上所述，有效思維、創造思維和超越思維，對於理智健全的人，尤其是有志者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事實上，只有兼具這三種思維方式的人，才會擁有豐富多彩、卓爾不群的人生。

王陽明心學

|為往聖繼絕學——鑄造心學傳播第一平台|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