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賢不死，李自成就不會起兵，明朝就不會敗亡

1644年，李自成大順軍攻克京師，終結了大明朝276年的國運。明朝的滅亡原因眾說紛紜，一言難盡。然而有一條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需要兩線作戰，同時應對關外清軍，和西北李自成等人的農民軍。以當時的的明朝國力，實在不具備同時打贏兩場大規模戰爭的能力。換而言之，崇禎單獨對付清軍或闖軍中的一支，綽綽有餘，以一敵二則毫無勝算。

是什麼原因導致西北農民起兵造反？兩大原因，一是西北地區遭遇天災，連年大旱，饑民遍地生計無著。二是遼餉，遼東連年戰事導致朝廷財政困窘，不得不一再向民窮財盡的農民，加大稅銀徵收力度。人非草木，誰肯坐以待斃，終日掙扎在死亡陰影中的西北農民，終於向著世界發出自己的怒吼，拿起刀槍為自己拼出一條生存之路。

天啟年間，即崇禎時代之前，魏忠賢當權時，已經意識到了這個潛在的巨大危險因素。在確定施政方針時，在平衡農業稅與工商業稅的稅收比重方面，處理比較得當，使不堪重負的北方農民得到喘息之機。明朝歷史檔案顯示，天啟元年，明廷徵收的遼餉為440多萬兩，到天啟七年已經增加到540萬兩。但其中農業稅的比例，卻從95%下降到66%。

魏忠賢主政時期，增加朝廷稅收的手段，是加大對工商業稅的徵收，並沒有增加農民的負擔，相反還有所減輕。魏忠賢主張徵收的農田買賣稅，直接針對農田買賣的不合理現象，一定程度上制約了當時愈演愈烈的土地兼并風潮，避免大批農民淪為失去土地的不穩定因素。種種措施，保證了天啟時代，並沒有爆發大規模有威脅的農民起義，朝廷得以專心抵禦關外清軍。

天啟皇帝和魏忠賢，固然不是什麼明君賢臣，但上述稅收政策，是非常符合明朝實際情況的。明朝南北方歷來存在巨大的發展差異，北方是以單一農耕為主的經濟結構，又遇連年天災，民窮財盡不堪重負。而江南一帶則是以農耕輔以發達的工商業態，魚米之鄉富庶繁華，貧極塞北、富稱江南，正是晚明時期社會的真實寫照。

魏忠賢這種輕薄田賦、重稅工商的稅收政策，侵犯到了東林黨人的切身利益。東林黨大都出身江南士紳，對魏忠賢的稅收政策自然很不滿意。雙方在經濟利益上的激烈博弈，表現為朝堂之上的權力地位衝突。只不過魏忠賢膽大心黑下死手，取得了暫時領先。但手段太過殘忍狠毒，加之閹黨中不乏貪賄營私之輩，因此閹黨名聲確實臭大街。

崇禎上位後，少不更事，只看到表面現象，不明白其中利害關係，不由分說剷除了魏忠賢的閹黨勢力。隨著人亡政息，魏忠賢的施政方針不論好壞一概清零。東林黨人捲土重來，無人再去關注這事關大明命運的農民生計和稅收，西北農民大規模起義終於如火山一樣驚天爆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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