捨得一身剮，敢把皇親國戚拉下馬

捨得一身剮，敢把皇親國戚拉下馬

慶曆新政過後，包拯漸入佳境，走上了宋仁宗時期的政治舞台。他的特色之一就是一生都在彈劾別人。據統計，在他彈劾下被降職、罷官、法辦的重要大臣不下三十人，有時為了一個人或一個案件往往反覆上奏，火力之猛，大有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 氣勢，並且被他彈劾的都是當朝權貴。

他七次彈劾酷吏王逵，頂住各方面的壓力，最終把這個寵臣拉下馬；他彈劾仁宗最親信的太監閻士良「監守自盜」； 他四次彈劾皇親郭承佑，讓宋仁宗幾乎下不了台；他彈劾宰相宋癢，其人文採風流，道德高尚，實無過錯，包拯卻彈劾他身為重臣 卻毫無建樹，如同現在提的「庸官」、「不在狀態」等概念。

包拯甚至六彈皇親國戚，硬生生把仁宗寵妃的伯父張堯宗給彈下馬來。仁宗專寵張貴妃，讓她平庸的伯父坐「直升飛機」，一年之內晉陞四次，身兼財政部長、組織部長等四大要職。此舉引起群臣爭議，包拯首先冒出來彈劾，隨後一些諫官也爭相抨擊。不料張的職位不降反升，這說明皇帝在力挺他。包拯見形勢不對，三天之內又彈劾，甚至大呼皇親國戚是「盛世垃圾，白晝魔鬼」。眼見沒啥動靜，包拯再彈。宋仁宗也慪氣了，一意孤行，要把「皇親」提拔為「宣徽使」。激進者要求廷辯，要和皇帝面對面理論。在爭執到達最高潮時，包拯一激動，站在宋仁宗面前義憤填膺，滔滔不絕，唾沫星子濺了仁宗一臉，皇帝尷尬又窩火，拂袖而去。回到後宮，張貴妃問消息，仁宗沖著她發了一通脾氣：「包拯向前說話，唾沫直噴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豈不知包拯御使乎！」

就這樣，仁宗總算答應了后妃之家不得任兩府的建議，又批評了諫官們在殿上喧嘩失禮，生怕再出現過激行為，並規定以後奏對必須先申請。而張堯佐自感犯了眾怒，以退為進，主動辭去了一些職務。

事實上，皇帝只是緩兵之計，僅過了幾個月，又把這些要職委給「國丈」了。其實，君臣各退一步也就算了，包拯卻非要讓仁宗皇帝下不了台，繼續彈劾，一彈再彈，最終把宋仁宗給弄煩了，不再動張的職務。後來，張貴妃香消玉殞，這場由包拯掀起 的君臣拉鋸戰總算平息了。

包拯這股子牛勁讓權幸大臣，甚至連宋仁宗本人都有點畏懼三分，當時在官場流行一句時髦語：「包彈」，凡為官清廉正派者，就叫「沒包彈」；而貪官污吏就叫「有包彈」。

包拯一生彈人，他自己有沒有被彈過？當然也有。包拯剛彈掉張方平、宋祁兩任三司使，結果自己又取而代之，這是朝廷的大忌，歐陽修就批評包拯「蹊田奪牛」（牛踩壞田禾，就把人家的牛奪了去，比喻過分了），但他同時也為包拯開脫，說他「素少學問」，即太不懂人情世故。包拯不得不回家避風頭，不過沒過多久，老包又象沒事兒人一樣回來繼續履職。

在入主開封府之前，包拯因對官場失望，導致情緒低落，而「七求外任、出京四年」。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五十八歲的老包終於成為開封府尹。按理說，包拯後世之名應是從開封府名揚天下的，事實上，他只在這個職位上坐了一年有餘。既沒有張龍、趙虎、王朝、馬漢，也沒有公孫先生、南俠展昭，更沒有狗頭鍘虎頭鍘龍頭鍘。那些殺負心駙馬、砍國舅腦袋、鍘侄子包勉、打皇后鑾架等出神入化的情節，都是後世善良的杜撰。

不過，以包拯的個性，不在開封府幹出點名堂不會善罷干休。他一上任就改革訴訟制度，裁撤了門牌司，在當時，平民告狀都得先通過門牌司才能上交案件，時常被小吏訛詐。

幾個月後，惠民河漲水，淹了南半城。包拯一調查，原來，屢疏不通的原因是達官貴人在河兩岸佔地修豪宅，還堵水築 起了「水上公園」。包拯立即下令將這些花園水榭全部「毀去」以泄水勢，「人患」一治，水患自然解除。老包這一舉動可謂 石破驚天，威名大震，京師老百姓都盛傳「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

當然，在這不長的時間裡，包拯肯定查辦過一些案子，也許其中不乏為民平冤的；當然，他也採取了一些措施，以維護首都治安。他處理案件公道正派，執法嚴峻，對各種階層一視同仁。他不苟言笑、過於嚴肅，得來了「要看包公笑，比黃河水變清還難啊！」（「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的民間評價。

然而，包拯主要政績畢竟不在開封府任期，更不在英明斷案上，他是一個實幹家。不到兩年，六十一歲的他就被任命為三司使，負責全國經濟工作，他展現出了經濟改革的天賦，比如改「科率」為「和市」，即朝廷按照公平價格購買農民要繳的 上供物資；免除部分地區「折變」，即廢除農民將糧食變成現錢納稅的規定等措施。開展經濟工作卓有成效，兩年後，包拯被提拔為樞密副使，相當於主管軍事的副宰相，至此，包拯才算正式進入了中央執政官的行列，屬於最高軍事長官之一。然而， 六十三歲的老包已經是風燭殘年。仁宗時代相對和平，所以這個職務也許是皇帝對老包忠心耿耿一生的一種榮譽性質的回報。

一年後，包拯病逝，首都開封的老百姓莫不傷感，皇帝親自到包家弔唁，並宣布停朝一天以示哀悼。當宋仁宗看到包家 如此儉樸，又聽聞他「居家儉約，衣服器用飲食如初宦時」，不禁感慨！

歐陽修說，包拯一輩子「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這個評價是準確的。他純樸平實、剛直不阿、疾惡如仇、愛民如子，同時他不苟言笑、太過較真、不會處世、人緣不好。

現代學者胡適說：「歷史上有許多有福之人。一個是黃帝，一個是周公，一個是包龍圖。包龍圖也是一個箭垛式的人物。古來有許多精巧的折獄故事，或載在史書，或流傳民間，一般人不知道來歷，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兩個人身上。在這些偵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間的傳說不知怎樣選出了宋朝的包拯來做一個箭垛，把許多折獄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龍圖遂成了中國的歇洛克·福爾摩斯了。」

包拯就這樣成為了中國歷史上無人企及的崇高與正義的化身，一個至忠至正、至剛至純的清官標誌與忠臣樣本，一個被歷朝官方推向神壇，又被歷代老百姓奉為神明的大青天。歷史選擇這樣一個人物來演繹傳頌，自然有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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