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物質到精神——略論四大名著的悲劇色彩
作者 劉中山
余秋雨先生在散文《廢墟》中寫道:「中國歷史充滿了悲劇,但中國人怕看真正的悲劇,最終都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以博得情緒的安慰,心理的滿足。只有屈原、杜甫、曹雪芹、孔尚任、魯迅、白先勇不想大團圓。他們保存了廢墟,凈化了悲劇。」其實細細品味,中國古代文學史上除了屈杜曹孔及其作品,具有悲劇精神和悲劇意味的作家作品還有很多,被譽為四大名著的《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紅樓夢》所具有的許多共性之一,就是其故事內涵,都充滿了悲劇色彩。所謂悲劇性,用魯迅先生的話說,就是把人生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別人看。換言之,就是在文學作品中一邊創造真善美的形象,一邊又無情地撕毀它。
一
《三國演義》貶曹褒劉,加重劉蜀在三國歷史語境中的分量,大量的筆墨用於劉蜀一脈人物的刻畫與塑造上。後人評三國人物形象塑造,有「智絕、義絕、奸絕」的「三絕」之論。然,終其一書,「義絕」身首異處,殞命疆場;「智絕」嘔心瀝血,未捷先死。諸葛亮的去世,成為繼劉備崩殂後劉蜀由盛轉衰的又一個重要轉折點。蜀終亡於魏後,劉備諸葛亮的人生悲劇,自然上升為家國悲劇。另一方面,小說里的反面角色,令《三國演義》的讀者恨得牙痒痒的曹操,終成為亂世奸凶、治世能臣,佔據整個北方,挾天子以令諸侯,一時天下無人可與之交鋒,邪終壓正,成為一段歷史的隱痛。
兩起悲劇的大潮次第退落,在唏噓不已里,讀者又看到一起更大的悲劇之潮撲天蓋地而來,那就是曹魏不幸禍起蕭牆,被司馬氏暗算。可見,」義絕」「智絕」「奸絕」之悲劇,終究是人生悲劇,而曹魏之滅蜀吳,司馬氏之篡魏,才是真正之大悲劇,也是《三國演義》這部書要表現的悲劇主題。這是個人、家國與時代相交織的政治悲劇,在這場大悲劇里,一切有價值的,一切無價值的,一切的一切,註定都只有一個結局,那就是毀滅!
二
提到悲劇的毀滅性,那就必須提到《西遊記》。儘管整本書取材於玄奘取經,但玄奘及其經歷,已退居於線索地位。更多的筆墨集中於神魔世界,可以說其主旨更傾向於凡人(神魔)所面臨的「一念即佛(神),一念即魔」的困境,這無疑有明顯的教化意義。其實按佛家的觀點「凡所有相,皆是虛妄」,凡執著於「神」與「魔」,都是著了相,故「是故所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從這個意義上講,孫悟空正經歷了這樣一個看似虛妄的觀念世界的打壓和圍剿,才終究成為觀念世界裡的「佛」。孫悟空由魔成佛的經歷,正是天性一點點被扼殺,人對自由的追求一點點萎縮,人對於不合理現實的反抗一點點被鎮壓,人對夢想的一點點遠離與拋棄。從被壓五行山到從師唐三藏,從誑戴緊箍到成為斗戰勝佛,其在觀念世界的身份越確定,其作為天地之靈的天性越削弱。
這是典型的個人悲劇,比突遭橫禍式的生命悲劇更深刻,更具有普遍性;更重要的是,《西遊記》把目光從政治舞台轉移到人之天性上,是人之天性毀滅之悲劇!
三
《水滸傳》與《紅樓夢》的悲劇意義有相似的地方,就在於這兩部小說所反映的基本是現實悲劇,遠離了廟堂之上運籌帷幄的神秘和神魔世界變幻莫測的神聖,顯得更接地氣,充滿了人間的煙火氣。
《水滸傳》反應的是每一個具體的人的生存悲劇,這種悲劇是特定時代特定歷史環境里人如何才能生存的悲劇。具體而言,在這樣的時代,要麼放棄反抗等屠戮,要麼通過反抗求生存,總之,《水滸傳》是一部關於反抗的悲劇。
具體來說,《水滸傳》所呈現的世界裡,不反抗是死,譬如林沖,妻子被高衙內調戲,忍;被朋友陸安出賣,忍;被董超薛霸惡意燙腳,忍;可這一切忍卻換不回一份平淡的安定的生活,在草料場雖未燒死,罪亦當誅;反抗亦是死,譬如江南方臘,佔據江南,猛將如雲,勇士無量,反抗的可謂徹底而堅決,雖然小說直接未提及此次起義的原因,但通過楊志等十制使押運花石崗亦暗暗指出,正是由於統治者的橫徵暴斂激發了此次反抗行動,但這次反抗終究還是被梁山人馬給鎮壓;反抗後受招安亦是死,譬如宋江,與方臘同樣是官逼民反,卻費盡心思走上了受招安之路,與之互相廝殺,兩敗俱傷,更加悲愴的是,獲勝者宋江最終被高俅等人陰謀下毒而死,令招安之路亦成為死路。被反抗者呢,則推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則,拉攏和屠殺兩手抓,兩手都很硬,但縱觀一部書,發現這些被反抗者亦沒有什麼出路,順我者可能會死於逆我者之手,譬如蔡九,譬如高廉;那些高高在上暫時的得勢者們,亦逃不脫歷史的懲罰(徽宗蔡京之類),與他們的懲罰同時到來的,還有整個國家所受的懲罰(歷史維度)。
四
當然,從悲劇的深刻性和廣泛性來講,《水滸傳》還遠遠未能達到《紅樓夢》的境界。《紅樓夢》雖表現的也是人的悲劇,但這種悲劇意味遠遠超過了生存層面。《紅樓夢》里的人物大多不會有生存層面的的危機,因為生存是尋求物質保障和生命安全,劉姥姥那樣的赤貧人家顯然不是小說要著力刻畫的人物。四大家族佔據了巨大的社會資源,無論是政治上經濟上都是顯赫一時。這樣的大富人家該是當時社會裡貧寒家族所奮鬥的目標,譬如家族已經沒落的賈雨村。
在這樣的家族裡,往往「一榮俱榮,一損即損」,習慣上我們這八個字用來評價四個大家庭,但事實上也代表了一個大家族內部的的生存境況。家庭是由家庭成員構成的,家族的興衰離不開家族的每個成員的人生故事,可以說他們每個人的命運都與家族命運系系相關,正如紀伯倫說:「假如一棵樹來寫自傳,那也會像一個民族的歷史。」我們查看《紅樓夢》中四大家族的子弟的生存狀況,我們就會發現,大家族成員內部精神的危機,顯然超過了生存的意義。
許多論者的目光僅停留在《紅樓夢》淺層次的即生存層面的悲劇意味上,譬如寶黛愛情的悲劇,歸因為社會環境(賈家家長)所不允許。事實上,從寶黛相戀的過程來看,二人已經從大時代里以貌取人以家庭門第取人的桎梏中掙脫出來,走進各自的心靈世界,共同構建出一個已經存在的且獨立於世俗世界的一個理想世界。這個世界並不遙遠,它就存在於此時此刻。同時,這份感情也從現實存在的男女關係即皮膚淫濫中掙脫了出來,自然、純潔而異彩紛呈。婚姻絕非這份情感的終極目的,這種靈魂伴侶和精神知己本就存在於當下。這種精神上的追求內在於兩人的心靈世界,不像是李逵惱了提板斧砍人那樣具有可操作性。如魯迅所言,他們始終面臨的是一個無物之陣,他們找不到敵手,但始終被團團圍繞的敵手的陰影所籠罩。這就涉及到了他們所生活的國度、時代、文化、禮俗等方方面面的內容。個人與國度、時代、文化、禮俗即整個生存大環境產生了巨大的衝突,令這份追求本身就如飛蛾撲火一般,意味著犧牲和死亡。這是一份早於這個時代產生,卻在這個時代滅亡之後還不一定產生的感情。因此這種感情存在,本身就是一種悲劇,就像蓮盛放於嚴冬,雪怒飛於盛夏,美麗的誘惑與死亡的威脅同在。
再比如,一些論者認為賈府由盛轉衰的悲劇是《紅樓夢》主要表現的悲劇,且列舉了許多導致衰落的原因,其實這些原因細究起來,更像是大家庭衰落時家族成員的表現,比如鋪張奢侈,比如道德敗壞,比如爭權奪利,等等,這種種表現,孫紹振先生歸結為賈府男性接班人的精神危機。這種精神危機表現為「既沒有道德,又沒能耐,更沒有責任感」。這種理解顯然更加深刻,可是說到底,賈府接班人的精神危機何以產生卻仍然沒能點明。
如果說寶黛愛情的悲劇的根本原因是太超前,超越當時的時代,那麼賈府產生衰敗的危機的原因,則是由於合府上下人等沉湎於現實的富有,從而喪失掉了生存的危機感,用孟子的話叫做「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小說所寫的時代正是賈府走向鼎盛的時代,安逸享樂成為整個大家庭的主旋律。這個時代的賈府就是一鍋溫水,溫水裡擠滿了享樂的青蛙。
先看主子們,賈敬一心當神仙,賈珍父子一味高樂;賈赦雖襲官,卻終年在家,嗜好收藏小妾和古董;至於賈政,第四回有如下文字:
雖然賈政訓子有方,治家有法,一則族大人多,照管不到這些;二則現任族長乃是賈珍,彼乃寧府長孫,又現襲職,凡族中事,自有他掌管;三則公私冗雜,且素性瀟洒,不以俗務為要,每公暇之時,不過看書著棋而已,餘事多不介意。
從這段文字可以看出,此人〝治家有法〞徒有虛名,家中諸事根本不管也無能力可管。
主子們的精神意志的衰退,與家業的逐漸興隆密切相關,這種生活態度自然也傳遞給奴才們,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賈府雖屢屢禁止下人們賭酒耍錢,但下人們賭酒耍錢的行為卻屢禁不止。所以會出現這種原因就在於,在主子們最好的時代,也是下人們最好的時代,主子有資財享受生活,奴才也有資財耍錢取樂――這樣的時代,享受生活似乎成為一種共識,花錢如流水恰恰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賈府的衰敗只是表象,賈府合府上下精神的萎縮腐朽和沒落才是作者要著力表現的內容。
從這種意義上講,賈府的興衰的悲劇性就具有樣本意義,它已經超越了小說中的賈府,成為中國歷史上一切大家族的一個縮影。〝月滿則虧,水滿則盈〞,這本是自然規律,然而中國歷史上一切大家族何以總會走向〝登高必跌重〞的老路?曹雪芹明智地繞開了前三部名著對外在世界完全的否定和批判,而是把目光明銳地投入到人的精神世界。他深刻地察覺到伴隨著物質世界的衰落過程,在人物的精神世界也在發生著生動而細緻的變化:一方面是精神世界的萎縮腐朽沒落,另一方面是新的精神萌芽的生髮。曹雪芹的目光始終關注著浮冰之下深邃的人的心靈世界,完成了對前三部名著從外在世界索取生存價值的超越。因此,《紅樓夢》的深刻不僅僅停留在社會哲學的層次,更指向於構成這樣的大家庭的每一成員的心靈深處,重在探究人的精神世界頹塌的根本原因。
綜上可知,《紅樓夢》的悲劇性超越了前三部名著所表現的形而下的〞人的悲劇〞,即從重在表現人對物質世界的追求中產生的困境和悲情,上升為一種對精神世界的病態現實的探詢,亦即人的精神力量何以在物質世界萎縮與何以從物質世界超越的問題,從而具有了普遍性的哲學意義。
四大名著所表現出來的悲劇,各具風貌,各具特色。四部書所涉及的內容,由個人而家國,由人生而政治,由個體而群體,由江湖而廟堂,由黎民而奸凶,由凡人而神魔,由現實而神話,由物質而精神……可以說涉及到了我國古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深深淺淺,共同構成了我國古代人民命運的悲愴交響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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