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佳欣：淳儒碩學余冠英

亦師亦友朱自清

在清華的眾多老師中，對余冠英影響最深，交往最密切的當數朱自清。當時不少學生怕選他的課，因為朱先生要求嚴格，每次上課必要點名，有沒來上課的，第二天他走廊里見到，立即能喊出姓名，問他為何缺課，直說得對方面紅耳赤。

但是余冠英卻選了多門朱自清的課，還把自己的文章拿來請朱自清一一過目批改。兩人一見如故，成為至交。朱自清對余冠英悉心指點，給了他許多啟發。余冠英當時主修中國古典詩歌，同時也愛創作新詩。四年級時，他組織了「唧唧詩社」，作詩品評，興緻盎然。他還用漢朝大將「灌嬰」之名為筆名，在《清華周刊》及《中國文學會刊》上發表了多篇小說、散文。著名作家、文學史家吳組緗在《談談清華的文風》一文中對他的評價很高：「園子里常寫東西的人，我不妨先談灌嬰君。我就打算派他是清華園的代表作家，因為他的文章，最能代表清華園的文風，他善長於小品、散文，……他的文章底委宛，沖淡處象朱佩弦(朱自清)先生和英國貝爾磅，輕快、趣味處象周作人、俞平伯二先生。至於纖巧綺麗處則是他自己的。」

大學畢業後，余冠英留校擔任助教，考慮將家眷從南方接來。但是在清華園內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宿舍，朱自清慨然將自己在清華北院的住宅騰出兩間借給余家使用，兩家人住在一個屋檐下。

朱自清夫人名竹隱，余冠英夫人名竹因，名字中都有「竹」字，兩人又同姓陳，學生們戲稱他們的宿舍為「四個齋」，課餘常來敘談。

抗戰勝利後，朱自清重任清華中文系主任，余冠英則為講授「中國文學史」和「漢魏六朝詩」的教授。兩人辦公室恰巧門對門，朱自清愛吃零食，愛喝酒，尤其愛吃花生米，但他長期生活不安定，家庭負擔重，加之過度勞累，使他的胃很不好。余冠英怕他胃痛，常限制他吃零食。朱自清就像孩子討饒似地央求說：「只吃十顆好嗎？哪怕五顆，三顆也行！」

清華師友應相憶

余冠英早年以優異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歷史系，後轉入中文系。當時清華園名師薈萃，鴻儒雲集。楊樹達、陳寅恪、黃節、劉文典、朱自清、俞平伯等著名學者都為他講過課。

每當談起清華的師長，余冠英便語氣中充滿敬意，佩服他們的人品和學問。「陳先生最博，但記他的筆記最難，因為他中氣不足，每一句話只能聽清前半句；朱先生最用功、最認真，教古今詩選，每堂課都講得滿頭大汗；黃節先生，講阮嗣宗詩和漢魏樂府中的『風』詩，他鼓勵青年作詩給他看，批改很細。」

他也會興奮地聊起清華同學的種種趣事。說到蕭滌非先生，便得意地誇耀他們曾經組建過一支足球隊，蕭先生當時在隊里踢的是前鋒，而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員大將；說到錢鍾書先生，他連聲稱道，誇獎他讀書用功。他說錢先生個頭不如他高，經常爬上梯子找書，把滿書架的書都翻遍了，而且他還喜歡記筆記，記了一本又一本，壘起來有座小山高。

余冠英與人為善，一直很有人緣，在師友同事中，有極強的親和力。有一年元旦，清華中文系老師齊齊聚集在余冠英家開新年晚會，朱自清先生帶頭在他家門口扭起了秧歌。

聯大生涯苦作樂

抗戰爆發，由清華、北大、南開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改名西南聯合大學，暑假後，又從蒙自遷往昆明，由朱自清主持中文系。冠英得知後，帶家小由上海坐船到越南，再由滇越鐵路趕往昆明，出任聯大師範學院講師，後又擢升副教授、教授。

在抗戰後方的昆明，生活是艱苦的。他們住在山腳的老鄉家裡，樓下就是豬圈，每周兩次去學校要步行十幾里，還在一家公司做文字工作貼補家用，在坡上種菜，他夫人趕集買幾斤牛肝，已是奢侈的營養品。儘管如此，余冠英還是每夜秉燭筆耕，從不間斷。

在聯大時，余冠英講授中國文學史，各體文習作、歷代文選和國文教學實習指導，並主編了《國文月刊》(第3期至第40期)。南京大學程千帆教授盛讚他說：「冠英先生學問文章，可談者多。先生從游久，諒必知之，不勞下問。獨其抗戰時期在昆明主編《國文月刊》對大後方學術之推動極為有功，先生似可加以闡明也。」

先生在聯大還是青年導師，該校最大的學生進步組織群社聘他為導師。他參與組織對聞一多先生的公祭，是「整理聞一多遺著委員會」委員，冒險掩護了中共地下黨其時表現最為進步的吳征鎰。

1947年，余冠英與張奚若、聞夫人參加聞一多先生追悼大會，歷史相片中的他修長而清瘦，雙眸遠視，冷麵人世間至為險惡的所在，內心的堅持始終不曾改變，無怪乎朱自清說他「外溫然無圭角而內頗有所守」。

著述等身學養深

余冠英的學術成果中影響最大的是幾種古代詩歌選本。包括《詩經選》《樂府詩選》《三曹詩選》《漢魏六朝詩選》和《唐詩選》（主編）等。

《詩經選》被公認為《詩經》選注本的代表性的成果，《中國詩歌大詞典》云：「此書為解放後較早，較有權威性的《詩經》選注本。」《唐詩選》當年甫一出版，便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爭先購買，在新華書店排起長龍，一印再印，印數突破百萬大關。

雖是普及選本，但余冠英的著作卻體現了很深的學術素養。幾十年中各種版本的同類作品層出不窮，專家們公認余冠英的作品是最高水準的。這是因為，余先生治學絕不拘一家之說，而是博雅精深，掌握廣博的材料，參考古今眾家之言，在博採眾說之精華後，自成一家之宏論。他解釋古代詩歌，其獨到處往往發人所不能發，而又十分妥帖確切，令人信服。因此看似普及性的解釋古詩卻凝結著他幾十年的學術功力，一篇一章都折射出他令人嘆服的嚴謹與平易的學風。

主持《中國文學史》（三卷本）寫作時，他是總負責人兼上古至隋段的主持人。余冠英在熱心輔導青年學者的同時，又怕他們累倒了，於是自己找來了象棋，休息時與大家同樂。在他的帶領下，這套書終於於1962年出版，並以其資料之翔實，觀點之嚴謹，被譽為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史研究工作的一大收穫」。30多年中在國內文學史界一直產生著較大的影響。

虛懷若谷勤修改

在文學研究所編寫《唐詩選》那時，余冠英已是古稀之年，但仍然堅持穿過車如流水的朝內大街，爬上四層樓，親自把書稿送到編輯辦公室。

年輕的編輯林東海審讀完《唐詩選》初稿，貼了很多標籤，提了不少意見。他把書稿送到余先生家，解釋說：「我是新到出版社的，聽老同志說，你們文研所同人文社有過協議，凡文研所的書稿，人文社不得改一個字，連標點符號也不能改。我不懂老規矩，提了這麼些意見，以為這是我的職責，至於改不改，你們看著辦。如果對讀者負責，有些地方還是改一改為好。」

林東海實話實說，而為人謙遜的余冠英卻毫無被「冒犯」之不快，抽翻了書中的標籤，臉上露出微笑，連聲說：「改，改，改！」林東海又補充一句：「注典引文出處和古今地名，可把我弄苦了，核實這個，比我自己注，花的時間還要多。我沒看出的問題肯定還有，最好讓執筆者仔細檢查一下。」他又忙說：「好，好，好！」為此，他還專門在文研所召集一次注釋人員會議，請何其芳、張白山等老領導、老專家參加，研究稿子的修改問題。

而在《漢魏六朝詩選》的編輯過程中，余冠英一旦在注釋中遇到疑難問題，便會找編輯請教討論，海納百川的雍容風度令人動容。這本書出版後，他在精裝本上用毛筆簽名贈送給編輯林東海。

林東海不無感懷地回憶說：「在一般作者看來，責任編輯自然有工作樣書，無須贈送，這當然也合乎情理；而余先生的簽名贈書，卻別有用意，以此表達對我的感激之情。我當編輯幾十年，責編過不少書，作者簽名贈書者很少，余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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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松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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