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知名的學者，幾乎都與琉璃廠書肆有長期的往來

北京學者與琉璃廠書肆的學術交往，在現代學術史上幾乎俯拾皆是。戰爭歲月中的特例，自然難能可貴，如抗戰期間來薰閣陳濟川將古籍折成單頁，用信件寄給在香港的胡厚宣；開通書社郭濟森利用收售舊書之便，為侯仁之和洪煨蓮傳遞書信，在洪煨蓮入獄期間幫助洪夫人保護藏書，解放後為洪先生保存了幾十年代收的《明實錄》等書。

與琉璃廠書肆有著較密切關係的新文化人，多半是大學裡的教授。他們為研究所需，必須佔有大量資料。而琉璃廠書肆找書能力之強，店員素質之高，在全國首屈一指。夏仁虎《舊京瑣記》稱：「琉璃廠是書畫、古玩商鋪萃集之所。其掌各鋪者，目錄之學與鑒別之精，往往有過於士夫。余卜居其間，恆謂此中市佣亦帶數分書卷氣，蓋皆能識字，亦彬彬有禮。」

琉璃廠書肆最大的好處，是服務周到，態度熱情，即其開架任人翻閱這一層，當時全國各地別說書店無此法，連圖書館也辦不到，所以魯迅稱琉璃廠書肆為「開架的圖書館」。唐魯孫稱琉璃廠「一家大書鋪的存書，甚至於比一個圖書館的還多還齊全。舊書鋪的服務，有些地方，比圖書館還周到，北京之所以被稱為中國文化中心，由北平舊書鋪，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北平的書攤兒》)其實在當時南北睽違，圖書發行渠道不暢的形勢下，許多圖書館的來源正是琉璃廠書肆，如瞿蛻園所說：「卻不要看輕此種商店，北京幾省學校書籍，大都由彼經手。」(《北游錄話》)

松筠閣

反過來說，北京學者輻湊，名家薈集，也成為了琉璃廠非常穩定的客源。當時北京知名的學者，幾乎都與幾家書肆有著長期的往來。魯迅修訂舊書，一般都託付本立堂，搜求書籍也往往賴之，如1913年9月23日日記：「下午往琉璃廠搜《嵇中散集》不得，遂以托本立堂。」胡適日記中很少記載逛琉璃廠，可能是因為住地的關係，他與隆福寺的鏡古堂、文奎堂、帶經堂聯繫較多，琉璃廠書肆里比較熟的是松筠閣。不過，他尋覓多時的敦誠《四松堂集》，正是松筠閣幫他訪到的。胡適記錄初見此書的心情，幾乎是欣喜若狂：

我從大學回家，看見門房裡桌子上擺著一部退了包的藍布套的書，一張斑剝的舊書箋上題著「四松堂集」四個字！我自己幾乎不信我的眼力了，連忙拿來打開一看，原來真是一部《四松堂集》的寫本！這部寫本確是天地間唯一的孤本。因為這是當日付刻的底本，上有付刻時的校改，刪削的記號。最重要的是這本子里有許多不曾收入刻本的詩文。……我這時候的高興，比我前年尋著吳敬梓的《文木山房集》時的高興，還要加好幾倍了！(《跋紅樓夢考證（一）》)

此書是胡適考訂曹雪芹生平的重要材料。琉璃廠於當時學術界的重要性，可見一斑。胡適甚至對北大的學生講，應當常常去跑跑舊書店，「那裡書店的老掌柜的並不見得比大學生懂得少呢！」鄭振鐸也在《西諦書目》里說，他的珍貴藏書大多來自琉璃廠。魯迅不太贊成鄭胡二位依靠珍本秘籍做學問的方式，不過他逛琉璃廠的時候也並不比他們少，自1912年來京至1926年南下，十五年間，據日記記載，他去琉璃廠次數達485次，採買圖書、碑帖3800多冊。後來魯迅和鄭振鐸合編《北平箋譜》，原箋也大半得之於琉璃廠。

胡適

北京學者與琉璃廠書肆的學術交往，在現代學術史上幾乎俯拾皆是。戰爭歲月中的特例，自然難能可貴，如抗戰期間來薰閣陳濟川將古籍折成單頁，用信件寄給在香港的胡厚宣；開通書社郭濟森利用收售舊書之便，為侯仁之和洪煨蓮傳遞書信，在洪煨蓮入獄期間幫助洪夫人保護藏書，解放後為洪先生保存了幾十年代收的《明實錄》等書。太平時代，琉璃廠對現代學術的進程更是與有力焉，如胡厚宣搜得甲骨拓片和《古錢大辭典》，得以完成《甲骨文合集》；容庚寫《商周彝器通考》得力於書肆提供的《金石聚》和《西清古鑒》等重要資料；翁獨健校點《元史》，有賴於中國書店售出的百衲本《二十四史》；《金瓶梅詞話》最早的版本和《聊齋志異》篇目最全的早期鈔本都是通過琉璃廠得以面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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