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歷史的細節與錯覺

臧否歷史人物是傳統史學重要的功能之一。隨便打開一冊史書，角角落落，善惡忠奸、好人壞人，觀者基本一目了然，油然生出「浩然之氣」，這種具有強烈教化宣諭意義上的「資治」與「殷鑒」，是中國史學的獨特魅力。

正因為此，在官私史學修撰體系中，掌握這些歷史人物「身後名」的知識階層，在評價一個政治人物時，因為時局、黨爭、學派、門派、清濁、人事遷轉等各方面原因，不免摻雜很多不客觀的因素。

士大夫階層

史學評價往往與歷史細節之間存在一定距離。華夷之辨、君子小人之辨別、義利之辨，是儒家三個重要的命題。與張揚著文化傳承、代表學脈的知識階層相比，那些接近君王，揣摩聖意，投其所好，不堅守原則，「以君王好為好，惡為惡」的大臣們，無疑是活生生的佞臣小人。對於習史者，忠奸之辨，是一個基本判斷。中國傳統歷史評價符合「英雄主義」特徵，一個人物或大忠賢達，或大奸惡佞，平庸者難入史冊典籍。不少敢於直言者往往以賢臣、清流自居，流傳於當世，彰明後來者。

秦檜及其跪像

某種意義上，中國古代「學官一體」、「官教一體」，擁有功名也就意味著從政的資格，具有了與高於普通民眾的特權。在士大夫群體眼中，無論是秦檜、魏忠賢，還是嚴嵩、和珅之流，大概都是小人。而且在無數壞人的行列中，他們無疑皆「大奸大惡」。但有一點不要忘記，秦、魏、和、嚴也都是忠於皇帝的，且一定程度上他們的忠誠或不會少於士大夫階層。那些種種被後世譏諷的行為，更多只是作為臣下的一種角色或處事方式而已。在專制皇權的框架中，他們的媚上行為倒顯得不出格且合乎人性，也不另類。現在我們後世所熟知那些權臣的「奸黨」、「惡佞」形象，蠅營狗苟，縱然其自身存在「罪無可逭」的一面，也有不少來自於文人士大夫的主動構建與不斷疊加。千百年來，這種立足於家國、忠奸的道德判斷弦歌不絕，屢行其道。沒有門生故吏、桃李滿天、學問傳承的群體在歷史面前，是一個不幸和失落的群體。

魏忠賢像

作為權臣，相比之下，魏忠賢可能更慘一些，他代表宦官集團，借用《大明王朝1566》中的台詞，他不僅「無家可歸」，而且頭頂只有一片烏雲。但那些大臣除了頭頂那片天，還有一個道統、文脈可以堅持。面對皇帝，魏忠賢無法「不忠不賢」。秦檜算是士大夫集團，亦是進士及第，有個人私慾在，但主和策略的核心決策過程在於高宗。言官及後世士大夫群起攻之，將某一問題（以莫須有定罪的岳飛之死、明朝滅亡）怪罪於一人，約等於順手甩鍋。

宋高宗趙構

我們往往有一種錯覺：權臣只會誤事，實際並非如此。在傳統時代，皇權是社會結構中的內在向心力和驅動力。立足於人性本身，權力是一劑毒藥，皇權的影子投射在任何一個有晉陞意願的人面前，便自發成為行為選擇的全部動因。在一個專制盛行、權力決定分配、無其他有效制衡的權勢運作系統中，缺乏技術上合理科學的管控與監督。即使偶爾有不同的聲音與表達，甚至有少數言官以諫言「邀直名」的虛偽行為，固然有沽名釣譽之嫌，但在氣節上也可以說是難能可貴。而權臣其行決非全然「忠賢」，但順從皇帝，在皇權的影子下運作，打擊異黨，「小人」們也並不那麼齷齪和難以原諒。權臣往往是實幹家。張居正位居首輔，可謂嘔心瀝血、權傾朝野，不可不說公忠體國，然而其當世及後來評價也並不完美。張氏大刀闊斧，重用循吏，輕視清流，一度中興朝政。然權力體制之故夾雜士大夫清議，人情世故，不斷掣肘。積重難返，半途而廢。

《大明王朝1566》劇照

不可迴避一個事實，傳統儒學之道尚清談，並非一門實用性學問。僅僅是熱衷於通曉六經大義、寫寫文章、批評時政、激揚文字的言官群體，居廟堂之高，憂國憂民，高昂而不可一世，充滿合法性地宣教那些看似符合傳統儒學入世、明道的理念，實則幾乎缺乏技術操作可行性的章句，對於解決大部分具體政務問題往往是沒有太大作用的。宋明的黨爭，清流濁流之間，往往看似非此即彼，實際上無法涇渭分明。

在政治鬥爭過程中，選擇站隊依附於一種政治勢力，便意味著疏離另一種政治勢力，各色勢力變動不居，此消彼漲，原本強大者可能一朝失勢，韜光養晦者或輝煌再起，這種複雜難以言喻。東林黨團體、主戰派內部，也是有很大分化的。知識階層往往具備極強的道德規制，然而君子不黨與朋黨橫行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他們一定賢良嗎？甚至有人高呼：言官誤國，實乃亡國之臣也。不過，這種聲音是螢蟲之光，微弱可憐。

總體來說，事務性、繁複性工作是行政體制運作的主流。除了在朝代初興，百廢待興，為休養生息、減少折騰，遵從黃老以無為而治，避免大破大立，乃是成本最低、破壞性最小的一種發展方式。在正常社會運轉交接下，空談誤國，實幹興邦，這是一個顛撲不破的硬道理。但無論是傳統社會還是目及當下，理念（意識形態）先行，是政治運作的某種特色。我們要思考：歷史上所謂清流、言官、君子到底能起到什麼作用？可能就是史書上多一點記載、文人中口碑好、名揚後世，聲名遍沐墳籍罷了。真實的歷史進程就是如此沉重且非正反對錯。

和珅

道德是一種懸之於上的理念和信仰訴求。道德約束不能治國，同樣也不能保證人人君子，內聖外王。只要有代表道統的士大夫階層在，贏得永遠是他們。樹立正反典範也是傳統史學的特長，至於以魏忠賢、秦檜、和珅為代表的所謂「奸臣」，他們終將被刻在恥辱柱上——雖然很多事情並不應該由他們來承擔責任。當然，不能否定少數對於道統、氣節以及忠君愛國理念真正堅持與努力的道學家。但，千萬不要把漸行漸遠、逐步模糊的文人君子化，君子理想化，形成一種固定臉譜。不斷鉤沉的事實歷史會將這種幻想嘲諷解構得體無完膚。

嚴嵩像

關注人物命運、解釋歷史現象、經世致用是歷史學研究的三個重要職能。歷史學者的最大任務，不在於天星亂墜、滿目琳琅、妙筆生花，而是重建史實，客觀中立的對於過去做出敘事和評介。鉤沉簡單化、道德化、說教化政治人物批判背後的故事浮沉，撥開重重迷霧，重視細節，摒棄錯覺，才是真正的歷史書寫與歷史記憶。

歷史往往會苛責一個人，也會在一個人身上層累疊加著時代各個要素。一個人的命運，不僅要靠個人奮鬥，還是考慮到歷史的進程。興衰浮沉不是一個輕鬆的學問，求仁而不得仁乃是慣性常態。人性與歷史同樣複雜不居，生出無限悲戚。如何規避那些慘重的教訓，歷史訴說夾雜著傷痕與沉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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