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菲佣，先正三觀吧

中國與菲律賓就開放5城市菲佣就業的消息不脛而走，引發火熱討論。家政人員擔心飯碗被搶，中產階層抱怨1.3萬元的工資，富裕階層呼籲有競爭才能得到好服務。可拋開這些表象，大家都似乎沒有關注到外籍家庭傭工這種特殊的簽證是否適合我們這樣的人口大國，以及它背後的道義責任。

提到菲佣，很多人首先抱怨抱怨的是國內家政人員地位過高，「主僕不分」，抱怨國內阿姨的稱謂和一桌吃飯的習慣。可在香港政府中文官方文件中，外籍家庭傭工被稱為「家庭傭工」，避免了「外籍」。在英語官方文件中，政府會用「Foreign domestic helper」來形容他們，而非「worker」。我們對菲佣的稱職、勤謹、本分津津樂道，卻忽略了他們本身也是一種職業，本該受到和所有職業一樣的尊重和保護。尤其在我們這個職業不分高低貴賤的國家，普通人家都渴望家中有「佣」，還用傭人的標準要求自己的幫工，無疑背離了人人平等的現代文明觀念。

全世界，似乎只有東南亞的香港和新加坡等亞洲華人地區有這種簽證。在香港，家庭收入高過1.5萬港元的家庭都有資格申請外佣，使曾經大戶人家才有能力享有的傭工成了平常百姓的福利。說是福利並不過分，僱主雖依規需要為菲佣提供獨立居住房間，免費膳食。在寸土寸金的香港，這似乎是很難達到的要求，可頗有家庭在衛生間給外佣搭一個臨時性床鋪。而薪酬方面，香港政府只規定了最低薪資標準，去年10月開始，外佣最低工資為4310港元，約合人民幣3712元。最低工資每年調整，大約每年漲薪100元港元。可這個收入和香港人平均收入比起來，只能算一個零頭。家家有傭人，繁重的家務勞動以極度低廉的代價找人解決掉，豈非是福利。在新加坡，外佣最低工資為570新加坡元(約合2826元人民幣)，比香港還低很多。而新加坡人均國民產值比香港還高，這個福利豈不更優厚。

當中國開放菲佣的消息傳出，反應最激烈的正是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地，就是因為它們是獲得外佣福利最多的國家和地區。香港和新加坡人口加起來也就1000多萬，周邊國家人口眾多，一個印度尼西亞就有兩億多人。這些國家收入還不足它們的十分之一，這給予兩地以極大的優勢賺取貧富差距的紅利。可全世界範圍內，開放外佣的地區極少，同處亞洲四小龍的韓國就沒有此類簽證，每年都會有多個家庭因非法僱傭了菲佣受到處罰。一些韓國富裕家庭不惜犯法也僱傭菲佣，就因為他們望子成龍，希望菲佣幫助孩子提高英語水平。亞洲創富領頭雁日本也無此類簽證，提起家裡請外人住家做家務，日本主婦首先會認為很尷尬、不可思議。農產品價格奇高的日本和韓國更加註重的是在國家內部均貧富，怎麼可能把家務勞動外包出去。日本的確也有很多外勞，但那是普通工作簽證，而非僅限於家務勞動的一種。

在這個血汗工廠頻遭討伐的全球化時代，即使在香港，有關外佣引發的道德爭論也如影隨形。對菲律賓等東南亞欠發達國家，輸出家政人員無疑帶來了寶貴的外匯收入，外佣賺錢的收入遠超過家鄉，這構成了全球化背景下人員流動的動力。但在香港，法律的強制外佣與僱主同住，這就使他們的工作時間可能遠遠超過法定工時，僱主們未免不是參與全球化剝削系統的一環。而一個所謂「好」的僱主，很可能意味著一次次合同續簽，外佣一次次喪失與家庭團聚的機會。看似合理合法、理直氣壯的僱傭關係中，摻雜著多種資本的原罪。當年為了緩解菲律賓的經濟困境，菲律賓政府試圖通過輸出勞動力，利用海外勞工的匯款來改善國家經濟狀況。現在這個國家已經意識到輸出外佣並不是光彩的事，開始嚴格限制了。

對於我們這樣世界人口最多，未來也是中產階級最多的國家，開放外佣應該慎之又慎。雖無需顧慮到香港和新加坡雇不斷菲佣的溢出效應，卻應該把國內的就業、未來家政產業升級乃至彌合貧富差距通盤考慮。

那麼多發達國家不去攫取的紅利，我們剛剛解決了溫飽問題，何必急於爭取。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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