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放先生九十賀

高放，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科學社會主義與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專業博士生導師，在學術界被譽為「思想高度解放」的學者。1927年2月生於福建省福州市，原名高元浤。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1950年8月，調到新建立的中國人民大學馬列主義基礎教研室任教員，1963年被評為副教授，1973－1978年人大停辦期間在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執教。1981年由國務院總理批准聘為全國第一批博士生導師，1983年，被聘為教授，同年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當代世界社會主義教研室主任。2009年，被中國人民大學授予榮譽一級教授稱號，成為我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首批受聘或受頒一級教授的23名學者之一。1993年以來，六家出版社先後出版《高放文集》9本，分別為《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在世界和中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別史》《縱覽世界風雲》《高放政治學論萃》《政治學與政治體制改革》《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心聲》《馬克思主義與社會主義新論》《治學風雨路漫漫》，共計400多萬字。改革開放以來，主編、合編、合譯、合著、專著共五十多部。

高放先生今年九十大壽，許多教育機構、學術機構、出版機構、許多專家、學者或前往、或著文、或致賀信，表達對先生的慶賀。近日，工人出版社擬對這些文章、信函集結出版。作為晚輩、學生，也想趁此機會表達對先生的敬意。

高放先生是著名的政治學家、馬克思主義學家、共運史學家、社會主義學家，是我非常尊敬的學者。我早在攻讀博士學位之前即拜讀過先生主編的教材，對先生是高山仰止。 與先生成為忘年交是1999年秋天先生來湖南師範大學講學後，我全程陪同先生去湘西訪問，一路不斷向先生求教。先生了解到我是在職攻讀博士學位，建議我早日確定論文選題，然後撰寫系列論文，開題時既有前期成果，又有研究基礎，就比較容易完成論文寫作，否則時間會很緊張。

在我博士論文答辯時，我對「文革」期間「五十字建黨方針」中「吐故納新」有這樣的評論：不能因為文革中對「故」與「新」有著極左的理解而全盤否定「吐故納新」在方法論上的意義，也就是「吐」與「納」的方法論價值。一位答辯老師對此持完全反對意見，我卻認為沒有問題。我和高放先生通電話，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如果必須承認這一段話有問題，擬放棄博士學位。先生很有耐心地聽完我的陳述，他說他看過這一段，沒有問題，建議我不用修改自己 的觀點，但可以暫時刪除，大可不必因此放棄學位。高先生的言傳身教體現大家的氣象。

我在湖南工作期間，每次去北京出差，都要去看望先生，彙報一下學習和工作情況，聆聽先生教導，許多時候，我和先生會在他居住附近的路邊小館吃一較豐富的小餐，先生那時患有糖尿病，醫生限制他的飲食，師母嚴格監督，先生悄悄地和我說，我們出來吃飯可以不被限制，飯後我們往往會一起散散步，他說這樣多吃的營養被消化掉了。

我調北京工作後，仍然經常去看看先生，每次先生要麼送我他的新著，要麼給開一個書單，找他想要找卻找不到的書，我利用在出版系統工作的優勢，每每都幫助先生完成任務。

後來我擔任華文出版社社長、正值中國出版集團主持編輯出版《中國文庫》，擬收入高放先生曾和兩位同事合撰過的《清末憲政史》。先生了解到這一情況後，他提出需要重寫，因為他認為清末並未形成憲政。先生花了幾個月時間，進行了大量的修改，並增加了三分之一的新內容，最後形成《清末立憲史》，一字之差，學術觀點發生重大改變，可見先生治學之嚴謹。

2012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拙作《企業的智慧》，我提出企業管理和公共管理關係應予重構；企業治理和政黨治理、政府治理、社會治理可以相互借鑒；並提出了「商商」這一概念，希望用企業的智慧改善政黨治理、政府治理和社會治理。高放先生支持我的觀點、欣然作書評，在《人民日報》發表，該書評被《新華文摘》全文轉發。這體現了大學者對後輩學人的關心。

據我不完全統計，改革開放以來，人民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等二十來家出版社，出版高放先生專著、文集和主編的教材二十餘種，這些，先生多數都簽名送我，多數我研讀過，部分精讀過。先生學識淵博，學貫中西，思想深邃，不僅對馬克思主義經典極為熟悉，且始終站在時代的高度和理論的前沿，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大家，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學科的泰斗，被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和思想高度解放者。

在工人出版社擬對祝賀先生九十大壽的文章、信函集結出版之際，先生告訴了我這一消息。除了對出版社表達謝意，更感慨先生以老驥伏櫪之精神推動學術，以懷瑾握瑜之德行引領學界。

再次衷心祝願先生健康長壽，學術之樹長青。

天舟文化股份有限公司總裁 羅爭玉

2017年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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